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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思考 》 宋代文化與文學研究 》
淮海居士未仕心態平議——兼與後山居士比較
張海鷗 Zhang Haiou
引言：居士稱謂
居士之稱，傳說起於西周之時。《韓非子》捲十一《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載：
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𠔌見之曰：“𠔌聞先生之義，不恃仰人而食。今𠔌有樹瓠之道，堅如石，厚而無竅。獻之”。仲曰：“夫瓠所貴者，謂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剖以盛物。而任重如堅石，則不可以剖而以斟。吾無以瓠為也。”曰：“然，𠔌將欲棄之。今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類也”。
同書捲十三《外儲說右上第三十四》載：
太公望東封於齊。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矞、華士，昆弟二人者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於營丘，使吏執殺之以為首誅。
周公旦問太公為何如此？他說因為這樣的人雖然賢而且智，但對君主無用而且不好管理（原文不引）。以上三位居士都是隱居不仕者，實乃隱士。另兩位就不同了──同書捲十二《外儲說左第三十三》載：
詎者齊之居士，孱者魏之居士。齊魏之君不明，不能親照境內，而聽左右之言。故二子費金璧而求入仕也。
這兩個居士是有機會就入仕的。《禮記》30載：
大夫素帶，闢垂；士練帶，率下闢；居士錦帶，弟子縞帶。（鄭箋：“居士，道藝處士也”。孔疏：“居士錦帶者，用錦為帶，尚文也”） [1]。
據此可知：一，西周時期已有居士之稱謂；二，當時稱居士是指有道藝特長或文化修養的士人；三，當時稱居士者，有的隱居不仕，實為隱士；有的居而不隱，參與社會交際或授業活動（故以錦帶別於大夫、士、弟子），可仕則仕。
佛教自東漢明帝時傳入中國，譯經者藉“居士”一詞與梵語“迦羅越”對應，指居傢學佛者。梵語中居士本有二義，慧遠《維摩經疏》一曰：
居士有二：一，廣積資財，居財之士名為居士；二，在傢修道，居傢道士名為居士。
漢語譯“迦羅越”為“居士”，名義上是偏取第二義，而實際上第一義亦隱含其中了。因為未入沙門而信佛的居傢弟子必須為佛門施捨資財。這從後來佛門所作各種《居士傳》中居士多為有一定官職者即可證明。居士一詞從此遂被喧賓奪主，成為佛門對居傢修佛者的專用稱呼。
清代居士彭紹升作《居士傳》[2]，記述東漢以來歷代著名居士227人，其中隋以前41人，唐37人，宋、金71人，元、明、清78人。這些被佛門稱為居士的人，身份不同，信佛的程度也不同，有的甚至並未發願受戒，衹是與佛門有些交往而已。但一般都是有一定官位的士人，可知佛門稱居士時，“士”固然是條件之一，但官位尤其重要。
唐宋時期，儒、釋、道文化交融，文人將居士稱謂泛用於居傢之士，“道藝處士”之意有所恢復，使之不獨為佛門所用。 唐代文人自稱居士者尚不多見，如李白號青蓮居士，白居易晚年號香山居士。李白算不上篤信佛教的居傢修佛之士，但“青蓮”一詞在佛教中用以比喻佛眼，“目如廣大青蓮華葉”，“目淨修廣如青蓮” [3]。則李白自命居士且以青蓮冠之，顯然與佛教文化有關。白居易“好釋氏書，用以自理性情”，晚年退居洛陽“與香山如滿禪師遊，結香火社，自稱香山居士”，受戒，發願，真正成為居傢的佛教信徒[4]。
宋代文人自稱居士成為時尚。居士即居傢不仕的士人，信不信佛並不重要。佛門則依舊使用其居士稱謂，而不管被稱呼者本人是否自稱居士。《五燈會元》共錄居士42名，其中宋代至少37名，多數不曾自號居士，如王隨、夏竦、楊億、富弼等。著名文人自號居士被收錄者衹有東坡居士蘇軾。《居士傳》所錄宋代65人中，著名文人自號居士者亦衹蘇軾（東坡居士）、張商英（無盡居士）2人。宋代文人自號居士者多數未被佛門稱為居士，可知在宋代，居士這一稱謂有佛門居士和文人居士兩種用法，但二者又可以兼融。本文主要從文人居士的角度研究。
文人居士與佛門居士的不同有三：一，文人稱居士是在離官（或未官）傢居之時，佛門所稱居士則以達官為多；二，文人居士未必信佛，甚至可能不通佛，當然，多數文人居士是懂佛教的。佛門居士多為佛門信徒，至少是通佛並與佛門有來往者。三，文人居士都是自稱，佛門居士則是被稱。
文人居士與隱士也有兩點區別：一，居士的社會交往多於隱士；二，隱士絶斷仕途，居士則因人而異，除因老、病致仕者外，多數是能仕則仕的。
據我考察，宋代文人自號居士者，李清照、朱淑貞本與仕途無涉，居傢乃因其是女性，其自稱居士純然是以居傢之文化人自命。其餘大致可依其出處情況分為五類：一，終生不仕者，實為隱士；二、未仕即稱居士者，如秦觀、陳師道、魏衍、陳剋；三，貶謫而稱居士者，此類最多，如陳舜俞、張舜民、蘇軾、李之儀、曾幾、嚮子湮、趙鼎、張孝祥、尤袤、辛棄疾、王邁、吳潛等；四 ，致仕而稱居士者，如歐陽修、葉夢得、張元幹、範成大、等。五、在仕途而自稱居士者，這是特例，我現在衹檢索到尤袤（遂初居士）一人。
本文探討淮海居士未仕心態，兼與後山居士比較。未仕而自稱居士，其生活中的主要問題有三：居與仕的關係，居與名的關係、居與閑適的關係。對於這些問題，不同的人有不盡相同的態度，這主要是因為不同的生活主體的生活背景、文化心理、人格類型不同。
一、淮海居士秦觀
秦觀元豐八年（1085，37歲）中進士，此前傢居，以讀書為主，曾有兩次漫遊和兩次應舉落第。他入仕前即自號淮海居士、邗溝處士。今存秦集及有關資料中，他自署“淮海居士”者僅見於清代人秦瀛重編《淮海先生年譜》：
元豐三年正月十五日，有詩《題墨竹畫捲》，末署“元豐三年淮海居士秦觀識”。
徐培均按：
此詩本集失載，見清嘉慶《秦郵帖》，阮元跋雲：“元嘗見無錫秦小峴司寇傢藏墨竹畫捲，且有題識。為囑梅溪錢君審定之，鈎勒一石，附於帖後，亦佳跡也”。今高郵文遊臺碑廊尚保留石刻[5]。
自稱“邗溝處士”僅見於同年所作《遣瘧鬼文》。名“淮海”者，以其家乡屬淮海地區。陳師道《次韻答少章》詩有“秦郎淮海士”可證（少章即少遊弟）。名“邗溝”者，以高郵境內有連接江淮二水的古運河舊稱邗溝[6]。
秦觀未仕而自號居士，考其心態，實不出負纔藝以待仕、以求名、以示閑適三者。
1、仕進情結
秦觀雖然未入仕就自稱居士，但應舉仕進一直是他生活的首要目標。其原因有四：
首先是傳統文化和社會的價值導嚮。讀書做官是中國古代文人實現個體人生價值的主要途徑，是人生之正業。對任何一位具備讀書條件和進取志願的社會成員來說，讀書做官幾乎是一種無庸置疑的、別無選擇的文化引導和社會規定。像秦觀這樣的人，如果不讀書做官，則會被社會視為不肖。秦觀《謝王學士書》就曾說到自己應舉不第，“鄉人憫其愚而笑之，幹祿少年，至指以為戒”。秦觀當然不甘於此。
其次是傢族的期待。秦傢是傳統的耕讀世傢，其祖父官至承議郎（六品以下文職散官），其叔父秦定中進士，官至端明殿學士。其父也是讀書人，曾遊太學，師從著名教育傢鬍瑗。因羨慕太學人物王觀、王覿兄弟有高才，遂將自己兩個兒子名為觀、覿，可見其對兒輩之期望[7]。秦觀是遵從這種期望的。
第三是生計之需。秦傢有田百畝，“聚族四十口，食不足”。秦觀兄弟“迫於衣食”，必需應舉以養親[8]。秦觀是重視自己這份責任的。
第四是對自己天賦和才學的自信。他曾對好友陳師道說：
往吾少時，如杜牧之強志盛氣，好大而見奇。讀兵傢書乃與意合，謂功譽可立至，而天下無難事[9]。
他24歲時曾作《郭子儀單騎見虜賦》，表達對這位前代中興名臣的仰慕之意。元豐元年（1078，30歲）為蘇軾所作《黃樓賦》末雲：
正餘冠之崔巍兮，服餘佩之煌煌。從公於斯樓兮，聊徘徊以徜徉。
顯然有以屈原自比之意。同年所作《別子瞻學士》詩中雲：
我獨不願萬戶侯，唯願一識蘇黃州。
此乃仿李白《上韓荊州書》之意。秦觀的師友對他的天賦和才華也有很高的評價和期待（如王安石、蘇軾等），茲不贅。秦觀是珍重自己這份秉賦和纔具的。
由此凝定的仕進情結，在他十幾年讀書應舉的坎坷經歷中，又導引出三種心理。
一是仕進的急迫感。秦觀自幼讀書，初次應舉落第是在元豐元年（1078，30歲）秋，而他的文學活動和社交活動卻已有十年之久、在家乡已經是一位較有名氣的文化人物了。他自言“凡方册所載，簡牘所存，不見則已，苟有見焉，未嘗不熟誦其文，精核其義，縱觀其形勢，而私掇其英華，敝精神，勞筋力，不能自休已者，十年於茲矣”[10]。這十年中，朝廷曾有三次科舉[11]，考試時間在他21、24、27歲，而他直至而立之年纔初應科舉，或許有一鳴驚人的期望吧。如果說此前他一直是從容不迫地進行長期的充分準備，並不急於求成，那麽初試不第之後，迫於各方面的壓力，他是無論如何也不能不着急了。一方面，他“自擯棄以來，尤自刻勵，深居簡出，幾不與世人相通”[12]，“專意讀書，學作文字”[13]；另一方面，他也加強了與各方面官員的聯繫，以求薦舉。比如他於元豐七年五月擬應次年之試，所作《上呂晦叔書》，先不惜諛美之詞盛稱呂之器識、學術，然後說：
欲身從服役之後，求備掃灑之列，而睏於無介紹莫獲自通。竊伏淮海，抱區區之願，缺然未厭者有年矣。
急於仕進之情溢於筆端，他已經顧不得矜持了。為了第三次應舉的成功，他還“索文稿於囊中，得數百篇……次為十捲，號《淮海閑居集》”[14]。此時編集顯然是為“投捲”之用。以“閑居”名集，實有不甘於閑居、不應閑居之意。
二是懷才不遇的苦悶。蘇軾曾於元豐九年《上荊公書》中嚮王安石介紹秦觀雲：
纔敏過人，有志於忠義者……纔難之嘆，古今有之。如觀等輩，實不易得[15]。
秦觀對自己的才學也是很自信、自負的。兩次應舉落第，他絶不認為是自己無能，他衹是覺得懷才不遇。他的天性本有些憂鬱，容易感傷，因而心情不好：“人生忤意十八九，月得解顔能幾度”[16]？在別人看來這未免有點誇張，但秦觀當真就是這樣體驗的。他認為自己未能中舉僅僅是因為“寸長尺短，各有所施；鑿圓枘方，卒以不合”[17]。語出屈原《卜居》：“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宋玉《九辯》：“圓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齟齬而難入”。此時引屈、宋此語，當不無以屈、宋之懷才不遇自況之意。他認為名落孫山僅僅是由於“獨碌碌抱不售之器”，“異於流俗而以古人自期”，不願做“偶變投隙之士”[18]。他為此而“感時撫事壯心傷”[19]。他32歲《題墨竹畫捲》詩未署“淮海居士秦觀”，同年秋因病作《遣瘧鬼文》自稱邗溝處士，大概均與落第後的苦悶心情有關。在作於元豐五年第二次落第後的《吊鎛鐘文》中，他為鎛鐘被棄置而感慨道：“嗚呼，物之不幸有如是邪！”林紓《林氏選評名傢文集淮海集》評曰：“豈止惜一鎛鐘，亦寓悼惜人材之意”。他的幾位好朋友也對他的落第感到意外而且不平。蘇軾《答秦太虛七首》之一云：
此不足為太虛損益，但吊有司之不幸爾。[20]
三是世事難料的睏惑。秦觀自幼濡染佛教文化，佛教悲生憫人的消極意趣對他有一定影響。他的作品中常常流露出人生如寄、人生如夢、世事難料的感慨或睏惑。元豐元年落第後《次韻參寥三首》其二雲：
長安仕路與雲齊，倦僕羸驂不可躋。
元豐二年與蘇軾、參寥子南行，有《泊吳興西觀音院》詩云：
所遇信悠然，此生如寄耳。
同時作於鎮江的《次韻子瞻贈金山寶覺大師》詩云：
珍重故人敦妙契，自憐身世兩微茫。
元豐七年《次韻馬忠玉喜王定國還自賓州》詩云：
淮海相逢一解顔，紛紛歲月夢魂間。
他甚至說：
我亦願為方外友，風流何必並時生[21]。
在他居傢待仕的十幾年間，這種人生如夢、難以把握的睏惑一直睏擾着他。當然，入仕之後新的睏惑就更其復雜了。敏感多思的人生總是充滿憂傷和睏惑的。
2、求名心理
求名與求仕不無關聯，但着眼點有所不同。求仕意在功利，藉以提高生存的社會位勢和物質生活質量，追求個體生存價值的社會實現程度，滿足個體的物質需求和權力需求。求名意在露纔揚己，尋求文化認同，提高生存的文化藝術品味，追求個體價值的文化實現程度，滿足個體對精神文化和情感的需求。仕與名有時相得益彰，有時脫節甚至悖逆。尤其當仕途窮睏之際，名就成了文人們精神自救的主要依托。秦觀是重名的，他把名視為立身處世的前提和歸宿。在他的生命歷程中，名總是重於仕的。這也恰恰是宋代正直文人的一個普遍特點。
求名以纔藝和道義為資本，以交際為手段。秦觀以其纔藝，未入仕即有纔名，未入仕而先為名士。和他日後的朋友陳師道相比，他是樂於交往的，但交往對象卻必需有一定的文化品味，無論為官為民為僧為道，都以纔藝學識論朋友。比如他的好朋友參寥，被陳師道稱為“釋門之表，士林之秀，而詩苑之英也”[22]。茲據《秦觀年譜》，列舉其37歲入仕前的主要社會交往如下（人名之下簡註身份）：
孫莘老（名覺，與秦氏有戚誼，是秦觀的長輩，黃庭堅的嶽父，時為吳興守）、揚州劉太尉、揚州守馬仲甫、孫莘老之弟孫勉（北海尉）、孫覽（為官）、湖州太守李公擇、朱廣微（官）、參寥子（僧）、顯之長老（僧）、閆求仁（高郵同鄉，時在烏江縣，似亦為官）、蘇軾（時為徐州守）、陳師道、雲竜山人張天驥、蘇轍（時知應天府）、錢節（秀纔）、國史院編修官王存學士、關彥長、徐安中、程師孟（時為會稽守）、辨纔法師（僧）、牛司理（名不詳）、賈耘老、鮮於子俊（揚州守）、邵彥瞻（時為揚州從事）、黃子理（時為海陵司法參軍）、黃子思、法言（僧）、黃庭堅（時知泰和縣）、李之儀（年長於秦觀，神宗朝進士，時必在官，未詳何職）、王觀（仁宗嘉佑二年（1057）進士，原為大理寺丞，元豐二年被罷官除名，秦觀《和王通叟琵琶夢》詩作於次年秋）、徐積、盧君（名未詳，詩《寄題盧君鬥齋》）、倪敦復（詩《寄題倪敦復北軒》）、王定國（時貶監賓州酒稅）、羅正之（江都縣令）、曾鞏（元豐六年卒，秦觀為作《曾子固哀詞》）、曾肇（時在京為官，有《薦秦觀狀》，秦與曾氏兄弟交往或自熙寧年間）、竜丘先生陳季常、呂公著（時為揚州守）、王元竜（王安石之侄，時監泗州糧科院）、張倪老（南都教授）、薑伯輝、滕甫、許遵（潤州守）、劉全美（後與秦觀同榜進士）。
以上45人，多為官員，少數為僧、道、隱者或秀纔舉子，可以說是有鴻儒而無白丁。秦觀與這些人的交往方式和內容各不相同，但基本上都有文字往來，其中與孫莘老、參寥子、蘇軾、蘇轍、程師孟、李之儀等人詩文交往最多。秦觀入仕前的文化活動就是在這樣的文化圈中進行的。這是他為自己營造的文學環境、文化環境、生活環境、入仕環境。在這樣的“居士”環境中，他愉快地交遊、創作、進取，他的纔名日益傳播，他因自我的文化價值獲得社會認可而對未來充滿信心：
合併會有時，索居不必嘆[23]。
一朝會風雲，顧眄立四極[24]。
3、閑適意趣
閑適是人生不可或缺的內容，但對不同身份的人，卻有不同的意味。以居士自名的人，自然是要表明不在仕途的閑適。但不同的居士，對這份閑適也有不同的體驗。致仕而居者較多愜意和自得；貶謫而居者較多無奈與自嘲；未仕而居的居士則多少有點自名清高、自我寬慰的意思，過早地表示出對自由生存方式和自然世界的傾心。
秦觀的居士生活以讀書、交往、遊歷為主，偶爾也有少量的農事。讀書是最主要的，但為了應舉而“深居簡出”，“專意讀書，學做文字”[25]，“敝精神，勞筋力，不能自休已者十年於茲”[26]，也是滿辛苦的。倒是偶爾參加點農事勞動，對他來說頗有些消閑解頤之功：
犁鋤帶晨景，道路更笑喧。宿潦濯芒履，野芳簪髻根。霽色披窅靄，春空正鮮繁。[27]
與其說他在參加農事，不如說他是在欣賞農村春耕圖景。這對他來說並不繁重，衹是開心。不過這畢竟不是他主要的休閑適意方式。最能使他深感愜意的休閑方式還是交遊，和朋友一起遊山玩水、詩酒風流。
秦觀中進士前有幾次較遠的遊歷：熙寧五年（1072，24歲）赴湖州訪孫莘老；熙寧九年（1076，28歲）春，赴湖州訪李公擇（時守湖州）；夏末，與孫莘老、參寥子同遊歷陽（今安徽和縣）湯泉；元豐二年（1079，31歲）搭蘇軾赴湖州任的船去會稽省親，一路遊覽無錫、杭州、湖州會稽等地，元豐五年（1082，34歲）落第後遊洛陽，至黃州謁蘇軾，順路遊廬山等地。此外他還經常往來於附近的揚州、鎮江、楚州等地。在家乡高郵，除了和當地的朋友時而相聚外，他還接待過幾次遠來的朋友，如顯之長老、參寥子、蘇轍、李之儀、蘇軾等。
他的詩、文、詞、賦大部分是在交遊活動中創作的。自然風物不但賞心悅目，而且激發創作熱情和靈感。朋友（偶爾也有女性）交往也有同樣的作用。正所謂良辰美景、良師益友、詩酒風流。古代文人遠比現代人善於體驗其中悠閑適意的美感。在這種古典的交遊中，文人們可以充分體會到個人生命價值的審美實現所帶來的快感。
4、兼融佛、老
上文談到宋代兩種居士：佛門居士和文人居士。並言及二者或有通融。秦觀就是通佛的文人居士。
秦觀自言其傢族“世崇佛氏”[28]，他本人自“妙齡”便“志於幽玄”[29]，因而“通曉佛書”[30]。在與佛門交往中，他常以“弟子”自命。比如元豐二年正月為高郵焦裏村五百羅漢院所作《記》文，即署“弟子秦某記”。他出遊凡遇佛寺，必為之逗留。喜與有一定文化的僧侶交遊，如顯之長老、參寥子等。他有十餘篇疏、記、贊、行狀之類文字是專為佛寺或僧侶所作，如《高郵長老開堂疏》、《五百羅漢圖記》、《南都法寶禪院一長老真贊》、《圓通禪師行狀等》。這類文字總要談論佛門事理，如《乾明開堂疏》：
竊以離塵求覺，已乖調禦之心；即幻見真，方契飲光之望……反聞聞性，體已遍於塵沙；自覺覺他，功未周於毫剎。
他與詩僧酬唱之作較多，有時自然也會談談禪機，如：
禪子觀因緣，寸晷無復餘[31]。
勞生真夢事，往趨如睡覺[32]。
佛理既通，即便與佛門無關的文字，也常常透出禪意，如《題湯泉二首》其一：
滿斛泠泠註不窮，幻塵乾慧洗皆空。法流水接諸天上，神瀵香聞一國中。
金粟示為除煩惱，跋陀仍已獲圓通。馬蹄又入風埃去，回首吳吟謝迮翁。
不過秦觀並未完全把佛教哲學做為自己的人生理念，他偶爾悲生但並不厭世，常常感慨人生之虛幻無常卻依然熱愛生活、積極進取。佛學禪意衹是豐富了他的文化修養和對人生的理解，而並未使他成為佛教徒。
宋代文人的文化結構多是儒、道、釋兼融的，就連僧道之士也往往如此。與秦觀交往頗多的顯之長老就是一位兼通儒學和老、莊之學的禪師[33]。秦觀也不例外。他對老、莊之學非常熟悉，不僅以之入詩文，而且用來指導人生，調節出處行藏，消解進取中的緊張和憂鬱。如《逆旅集序》雲：
餘閑居有所聞輒書記之，既盈編軸，因次為若幹捲，題曰《逆旅集》……或曰：“今子所集，雖有先王之餘論，周孔之遺言，而浮屠老子、卜醫夢幻、神仙鬼物之說猥雜於其間……無乃與所謂君子之書言者異乎？”餘笑之曰：“鳥棲不擇山林，唯其木而已；魚遊不擇江湖，唯其水而已。彼計事而處，簡物而言，竊竊然去彼取此者，縉紳先生之事也。僕，野人也，擁腫是師，懈怠是習。仰不知雅言之可愛，俯不知俗論之可卑……”。
老、莊哲學的要義是自然和自由，秦觀深然其旨。他自號居士，當不無此意。當其遊山玩水之時，常常因自然之理而思考人生之道。他認為人生過於執着於世事，就像“日鑿一竅渾沌死”[34]一樣違背自然規律。鶴歸於自然，就可以自由高飛；若恃人而生存，則可悲復可憐[35]。《睡足寮寄震鼎二弟》詩云：
與物無營但欲眠，客來從笑腹便便。秋生淮海涼如水，得句還應夢阿連。
這正是居士生活的寫意之處。當然他並不僅僅篤信老、莊，尤其是不取其消極遁世的人生態度。宋代文人融儒、道、釋於一體，對於社會人生、出處行藏普遍持一種無可無不可的隨緣態度。蘇軾在秦觀第三次應考前為他所作《秦少遊真贊》頗耐人尋味：
以君為將仕也，其服野，其行方；以君為將隱也，其言文，其神昌。置而不求君不即，即而求之君不藏。以為將仕將隱者，皆不知君者也。蓋將挈所有而乘所遇，以遊於世，而卒返其鄉者乎？[36]
瞭解蘇軾的人都知道這正是他自己的處世之道。在弟子第三次應舉前以此相贈，當不無開導之意。秦觀雖不及蘇軾曠達，但於此理也很是明了。他不止一次說過“官捨私居同是漫”[37]，“人生豈有常？所遇而自適，乃長得志也”[38]之類的話。“出從車馬行千裏，歸與琴書寄一鄉”[39]，這的確是古代文人對人生模式的一種較理想的設計。
二、後山居士陳師道
陳師道自稱居士也在入仕之前。今存後山詩、文、詞、詩話中，其自稱居士凡三見，其中衹有一次是在未仕之際[40]，即《寄答顔長道二首》其二：
貧病憂居士，雕蟲纍壯夫。[41]
此詩當作於元豐四年（1081）至元佑初年（1086）之間，陳尚未入仕（29—34歲）。所據如下：顔長道名復，《宋史》347本傳云：
嘉佑中……考官歐陽修奏復第一，賜進士……卒，年五十七。王岩叟等言復學行超特，宜加優賻。
按仁宗嘉年間共四開科舉，歐陽修知貢舉唯在嘉佑二年（1057），另三次主考官分別為鬍宿、王珪、范镇[42]，則顔復必在二年獲賜進士。又王岩叟於元祐七年（1092）五月罷知鄭州[43]，則顔復必卒於此前。《後山居士文集》16《顔長道詩序》雲：
元豐四年，邑子陳師道西遊京師，遂見夫子於此門。請於左右，得其應用之詩若幹篇為之序以詔學者。
元祐二年（1087），陳師道因蘇軾等人推薦而入仕，故知其自稱“貧病憂居士”乃在35歲前尚未入仕之時。
那麽他與秦觀入仕前的心態有何異同呢？
1、不同的生活背景和不盡相同的仕進態度
秦觀的傢族雖然並不富有，但“敝廬數間，足以庇風雨；薄田百畝，雖不能盡充擅粥絲麻，若無橫事，亦可給十七”[44]。他努力仕進，既為俸祿，也為功名，帶有儒傢兼濟天下的理想色彩。陳師道傢境遠不如秦，他無力養親，入仕前一直讓妻子兒女寄食於外傢，甚至隨嶽父入蜀，而他因奉養母親，卻必須和妻子長期分離。詩集捲1有《送外舅郭提刑》、《送內》、《別三子》、《寄外舅郭大夫》、《城南寓居》等詩篇均為此而作，記述了“連年萬裏別”，“兒生未知父”，“畏與妻子別”，“更覺貧賤苦”的凄楚情景和心境。他比秦觀更急需俸祿以養傢活口。然而他對入仕卻遠沒有秦觀那樣熱情積極的態度。“傢貧親老，不擇祿而仕”[45]，這是儒傢文化中對待入仕的最實際的態度。陳師道對待入仕也僅僅是抱着這樣一種迫不得已的態度。他可以不舉進士，但卻不能不為衣食着想：“士窮須祿食”、“貧為一飽謀，折腰真耐辱”[46]。入仕幹祿是古代平民出身的文人解决溫飽問題的主要途徑，陳師道無法超越這一現實需求。所以當他終於在35歲時得到徐州教授一職時，他的確有“喜極不得語，淚盡方一哂。了知不是夢，忽忽心未穩”[47]的激動，因為他終於可以從遙遠的嶽父傢“追還妻孥，收合魂魄，扶老攜幼，稍比於人”[48]了。但除了“稻粱”之求以外，他於仕途就毫無“大志”而衹有厭倦了。功名和自由是睏擾人類的永恆難題，但在陳師道這裏卻變得簡單了──不必功名，有祿即可。大約作於入仕前的《秋懷十首》其五言及黃庭堅曰：
黃公輕千乘，尚愛五鬥祿[49]。
這正是陳的夫子自道。元祐元年二月一日他為秦觀改字少遊作《秦少遊字序》，時秦方進士及第而陳尚未仕。其中有一段將自己與秦相比的話：
以子之才，雖不效於世，世不捨子。餘意子終有萬裏行也。如餘之愚，莫宜於世，乃當守丘墓，保田裏，力農以奉公上，謹身以訓閭巷，生稱善人，死表於道曰：處士陳君之墓。或者天假以年，見子功遂名成，奉身以還，王侯將相，高車大馬，祖行帳飲。於是乘卑禦駑，候子上東門之外，舉酒相屬，成公知人之名，以為子賀。
這番話雖然略帶調侃味，但並非虛語。他就是這樣為自己和秦觀定位的。
2、類似的文化修養和不盡相同的價值取嚮
儒、道、釋通融是宋代文化的基本特徵，宋代文人的文化結構大都有此特點，秦觀、陳師道亦然，他們都是本於儒學又濡染道、釋的。其未入仕即以居士自命，也有類似的文化心理背景：以道藝處士自期、以自由人格自重、以通曉佛理自慰。然而人生價值取嚮的偏重卻有所不同。對儒傢文化所標榜的立功、立言、立德，秦觀或有兼取之意，陳卻不像秦那麽執着於仕進。他對人生的文化藝術價值十分看重而對仕途功名價值非常淡漠。他曾自言“此生精力盡於詩”[50]。“夫士之行世，窮達不足論，論其所傳而已”[51]。其門人魏衍作《彭城陳先生集記》雲：
其志專欲以文學名後世也。
此可謂蓋棺之確論。在藉助佛門以安慰心靈方面，陳甚於秦。陳與秦一樣多與釋子往來，並通曉佛理，其詩、文中有許多為此而作。但他對佛門比秦觀有更多的倚重。他體弱多病，中年即擔心“若不饑死、寒死，亦當疾死”[52]，因而希望通過誦佛經、守戒持齋等方式減輕精神和肉體的痛苦，延長壽命。他曾與妻同謁佛寺，稱弟子，買經發誓[53]，並長期斷酒持齋誦經。他和秦觀一樣並不厭世，但他卻似乎更需要從佛門求得解脫之道，有時甚至産生出世之念：“更欲置身須世外，世間元自不關人”，“終當捐世事，來作臥雲人”，“持經鳥鼠聽”[54]。他對仕途功名的消極態度當與此有一定關係。
陳比秦更多地接受了道傢遁世以求自由的精神。秦觀也喜歡自然和自由，入仕前四處遊歷且不說，元豐八年剛入仕，便因慕馬少遊[55]之為人而改字為少遊。但他並非真的就去做馬少遊式的人物，剛剛敞開的仕途對他有更強的吸引力。所以陳師道為他作字序時不無調侃地鼓勵他還是先去成就王侯將相的功名，然後再想那些遙遠的衣錦還鄉之事。陳對功名富貴和自然、自由的選擇則總是傾嚮於後者：
功名無前期，山林有成約；……功名如附贅，得失何用顧。[56]
對儒傢的進取精神，陳、秦也各有選擇。秦觀自而立之年開始應舉，連考三次，志在必得。此期間正值他所敬重的師長蘇軾得罪貶黃，朝廷執政者中有人望不佳的章惇等。但秦觀並不因此而稍減仕進之心。衹要能進身仕途，他一時還顧不得許多。正所謂“鳥棲不擇山林，唯其木而已；魚遊不擇江湖，唯其水而已”[57]。陳師道則頗有“道不同不相為謀”[58]的選擇意識。《宋史》本傳稱陳“好學苦志”，“高介有節，安貧樂道”。他因不贊成王安石的新學，“遂絶意仕進”。章惇當政時曾兩次欲舉薦陳師道入朝為官，陳正饑寒交迫，竟斷然拒絶。後來朱熹對此大為稱賞。他這種“擇木而棲”的耿介精神甚至影響了他最得意的弟子魏衍，因不能認同王安石新學而終身不事舉業。直到元祐二年四月，陳師道纔因蘇軾等人推舉而入仕。足見其對於儒傢傳統道義的崇尚遠過於對功名利祿的追求。
3、不同的性格類型和生活意趣
同為蘇門人物，秦與陳皆以文學名世，自然有許多意氣相投之處。但兩人性格不同，因而生活意趣亦有許多不同。秦是外嚮型性格，好進取，喜交遊，才子氣頗重，瀟灑倜儻，敏感多情，易於感傷。蘇軾曾在《辨賈易彈奏待罪札子》中說他“詞采絢發，議論鋒起”[59]。這種個性和才華使他的名氣大過陳，也使他在後來的元祐黨禍中遭受了比陳更嚴厲的貶謫。陳是內嚮型性格，人生觀念偏於悲觀消沉。他對自己的貧寒多病、未老先衰有過於深重的悲觀感受，常常表露於詩文。他對功名的態度已如上述。他也不像秦觀那樣喜歡交遊，“貧居常閉門”[60]，是他對入仕前生活狀況的自述。他是個輕財重道、苦節尚義之人。《宋史》本傳載：
初，遊京師一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傅堯俞欲識之，先以問秦觀，觀曰“是人非持刺字、俯顔色、伺候公卿之門者，殆難緻也。”堯俞……知其貧，懷金欲為饋。比至，聽其議論，益敬畏不敢出。
他少年時曾師從曾鞏，遂終生不師事他人。蘇軾“欲參諸門弟子間，而師道賦詩有‘嚮來一瓣香，敬為曾南豐’之語，其自守如是”[61]。其實他對蘇軾非常敬重。他有些偏執，這種性情與他的苦節尚義、貧寒多病或許是互為因果的。更重要的是，這性情成就了他的文學事業。黃庭堅所說“閉門覓句陳無己，對客揮毫秦少遊”[62]，儘管陳頗不滿此說，但在別人看來，還是很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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