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次讨论一国两制限于一个国家企图在现代化的时候，其行政事项不能全由一套数学公式处理所产生的情形。在我看来，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有别于尚未现代化的国家，在其政务可以用数目字管理。因是它之体制，具有流线型。以后的行动，也比较可能预测，即使在过程中有一国两制的办法，其需要两种立法或是两种司法体制，也是缘于历史地理上的要求。这与一个国家故意将其权力在两个地区不平等地分配者不同，有如母国与殖民地的关系，或者王畿与诸侯采邑之区别，那不是我所说的一国两制，也不属于刻下讨论的范围。
下面提及四个例子，彼此在时间上及空间上的距离都很大。自此看来一国两制早已在各处前后发生，并不算是在今日伊始。我提出这几个例子，也无特殊创意，它们早已经历史学家提出，也经过专家之推敲。只是把这些例子，归纳于现在的一国两制标题之下，倒确是草创。我希望有了今天的初步检讨，再加之也继续研究，大家可以在实质上体会到一国两制，确是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事物，而不仅只是一种带宣传性的标语，或者只是一团政治尘沙所产生之雾影。
当然这些例子可以在大范围之内给我们若干启示，可是我不提倡从中抽出细节和现下中国比拟。原因很简单，今昔不同，环境上与背景上有很大的差异。刻下我们的检讨，无从避免粗枝大叶。除非我们有更精刻的研究提供极确切的资料，否则，将两种偶然相似之处混为一谈，迹近武断，甚可能产生误解。
我的第一个例子为蒙古人在中国所创立的元朝。《元史?食货志》提到，元朝立国之后税收南北不同，华北用租庸调制，华南用两税制。我们在检讨此间区别之前，先在背景上应有若干认识。
上面提及，一国两制因企图现代化而产生。元朝立国于13世纪至14世纪，此时中国是否已曾现代化可能引起争执。哈佛教东亚史的专家赖世和与费正清，在他们的标准教科书内提及中国"前期的现代"已在晚唐来临，亦即在8世纪至9世纪间。他们所持的理由乃是此时中国社会稳定，所有的组织制度也已整体化，又能彼此平衡。这和"古典时代"的中国前后不同。这样说来元朝确已进入现代了。他们的立论不是没有独到的眼光，只是用词缺乏坚定性。所谓"稳定"、"整体化"和"平衡"都是抽象字眼，不可捉摸。用之在历史里树立里程碑，不能令人完全置信。
我个人认为中国传统时代极长。中国早已进展到现代化之门前，甚至比很多国家早好几个世纪，可是虽叩关仍不得其门而入。究其原因乃是中国早已发现用数学公式处理国事之大前提，她却始终不能引用真实的数目字，元朝的情形亦复如此。
租庸调制承袭于北魏暨李唐王朝，其先决条件为土地国有，全民通过"均田"的一段层次，每家每户都按人口及耕作力据有配有耕地。于是，税收采取"包束式"，租为谷物，庸是不付工资的劳力，照例每人每年20天，调为纺织品，普通用麻布缴纳。其税率全国一致，各家户按丁数乘基本数付税，或以一夫一妇为一"床"而按床缴纳。事实上均田很难按实做到，各家各户的田地也有高低，只是因其税率极微，一般农民不难照办。换言之，租庸调取其明白简单，不仔细计较内部之公平。在一种原始型的农村经济之间，佃农不成为重要因素的话，可以通行无阻(关于租庸调的解释，历来考证的结果意见分歧，这里只概示与其他税制最大不同特点。
两税为夏税与秋粮，各在收成期间征收，以田地的亩数为根据，也因肥瘠而高下，亦即税收与各家户之收入成比例。一般情形，较依租庸调之包束式的收取为多。
元朝之南北两制有其历史上及地理上之原因。当蒙古人进占华北时，这整个地区已经契丹、女真等半游牧民族割据一百多年，这些民族已将当地胡汉混同的人口编为各种公社。虽说我们无从确定当日土地占有之详情，只是契丹、女真之民政兼具半军事性格，可见得其政权能直接控制绝大多数之小自耕农(契丹与女真对华北户口的管制之概况，见《辽史?兵卫志》所叙"蕃汉转丁"及"五京乡丁"及《金史?食货志》内所叙之"猛安谋克户"。
，于是征兵筹饷都以极短线条的途径直接输纳于军中。蒙古人以马上得天下，没有不欢迎这动员容易之制度的理由。
可是华南地形复杂，耕作物品类繁多，上述包束的税制碍难通行。况且南宋已在此间定有完整之税制，如果将其税收底账放弃，一切重来，未免花费。所以元世祖忽必烈于公元1282年诏令全部地区一切如旧，自此一国两制成为事实，终元季之世，只有局部修订而从未全部放弃。
再则在忽必烈之前，蒙古人已采用他们在草原地带的办法，将征服的部落发配贵族王子为奴，他们在中国也有如是之封禄称为"投下"。直到忽必烈采用南宋体式之政府实行中央集权，才诏令废止此等小单位，但是《元史?食货志》仍载有150个皇子公主及功臣等的采邑。他们封到的户口，少只有三户五户，多至10万户。根据法令，食邑者只能派经理人员至地方政府，接受纳税所得，不能据地产为庄园，或执人口为农奴。可是如此重复的编派，在体制上至为紊乱。
忽必烈本人执政也多矛盾。他在并吞南宋时希望结纳南方人心，于是诏令凡宋廷额外征派一律罢免。在纸面上元朝税率极低，可是事实上非正规之差派仍是纷至沓来，有如征日本时造船之征发，在忽必烈统御期间他经常需要扩充财政与税收，因此曾牺牲手下三个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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