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9年剋拉科夫電影節上獲奬的《七個不同年齡的女子》（Siedem Kobiet W Roznym Wieku，1978年）中，基耶斯洛夫斯基用了一種循環結構。故事發生在一所女子芭蕾舞學校：“周四”聚焦一個漂亮的小女孩；“周五”拍的則是另一個年長些的學生；“周六”裏出現的是個較高年級的班級，一個女孩作為中心人物出現，她長得很像“周四”、“周五”裏的年輕學生；“周日”為我們呈現一段浪漫的雙人舞演出；而在“周一”裏我們看到的則是另外兩個學生的彩排，她們因體力透支而發出的喘息聲將音樂淹沒；“周二”的主角是個中年女子，她正在等待演員選拔的結果，最終，她得到了當候補的機會；“周三”的焦點則是在幼年班當芭蕾舞教師的老婦人。一周七天，再加上從童年到少年再到老年的推進麯綫，為影片帶來一種循環結構。時間周而復始，基耶斯洛夫斯基始終對身處舞蹈世界的女性投以一種同情的凝視。（我們甚至可以從第一個小女孩練習舞姿的動作中，看出一絲《紅》中瓦倫蒂娜練舞的影子。）與他之前那些紀錄片中占主導地位的男性角色不同，《七個不同年齡的女子》為他最後四部影片中引人註目的女性角色做了鋪墊。
基耶斯洛夫斯基的視角在《談話頭》（Gadajace Glowy，英譯名Taling Heads，1980年)中進一步擴大，影片針對波蘭人的希望做了一次有趣的調查。在這部真正意義上的“希望音樂會”中，我們聽見基耶斯洛夫斯基親自提出的三個問題：你出生於何時？你究竟是誰？你最想要什麽？他們的出生年月被打在銀幕上，從1979年剛降生的嬰兒到1970年代末期出生的孩子，再到年齡更大的受訪者。他一共采訪了從7歲到100歲的100名波蘭人，其中40人被用到了影片中。大部分人的回答聽上去都很理想主義，有激情，而且顯得格外民主。最滑稽的答案來自最後一位受訪者：“我想要活得更長!”這位年已百歲的老婦人回答道。
1988年，由迪剋·裏內剋領導的一傢荷蘭製片公司委托數名導演，聯合執導雜錦電影《城市生活》（City Life），拍攝地點包括加爾各答（印度導演姆利納爾·森［Mrinal Sen］）、布宜諾斯艾利斯（阿根廷導演阿列杭德羅·阿格萊斯蒂［Alejandro Agresti］）和休斯敦（美國導演伊格爾·潘內爾［Eagle Pennell］）等。基耶斯洛夫斯基拍的一段名叫《一周七天》（Siedem Dni W Tygodnui），片長18分鐘，從周一至周六，分別在華沙各地拍攝。每天都會聚焦一些不同人群的生活點滴。星期一，一個男人在洗漱（還沒結束就有人來敲門），然後坐公交車去工廠上班；星期二，一個女人打掃房間，將摺叠床收回成沙發，然後再給別人打掃房間，準備早餐；星期三，一個年輕男子教小孩學俄語，然後幹起了打字員的工作（打的內容是“政治局節假日會議”）；星期四，一個年輕女子白天為美國交響樂團當導遊，下午在醫院當護理；星期五，紮馬尾辮的鼓手在自己的運動鞋上塗來畫去，然後把鞋放在地板上，劃出公寓裏屬於自己的地盤；星期六，老婦人先是在郵局等待養老金發放，接着去使館排隊等簽證，然後去肉店排隊買香腸。星期日，之前出現的所有這些人坐在一起吃早餐，此時，我們纔意識到，原來他們是一傢子。一周七天，生活在華沙的三代人經歷了他們日常所面對的各種問題，包括睏難的居住條件、繁重的翻班工作，以及官僚主義。
時間是基耶斯洛夫斯基早期作品的精髓所在，他用小時（《醫院》），用天（《七個不同年齡的女子》），用年（《談話頭》），用大的生死循環（《疊句》）來記錄時間的流逝。與之相似的是，他當年的同事也都提到過，基耶斯洛夫斯基喜歡計算自己已用了多少膠片，還剩餘多少，他着迷於用一格格的膠片來記錄時間。正如猶太教信徒祈禱時說的：“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着智慧的心。”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作品反映出一種深層的意識：可能性取决於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