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传记 》 梁啓超傳記   》 康梁筆戰言論界      落榜生5 La Bangsheng

　　1902年春夏間，保皇會員中間開始有人痛恨清廷“還鑾”北京後，仍然沒有變法的誠意和决心，紛紛主張“革命”、“自立”。梁啓超也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這决然與康有為的保皇思想截然相反，兩人又一次出現了分歧。
　　在菲律賓，梁啓超牢騷滿肚，可是，面對自己敬愛的老師，雖憤懣滿胸卻不能一吐為快，思想並沒能回到保皇主義上來。勤王運動的失敗帶給了梁啓超太大的打擊，看着唐纔常、林錫桂等人一個個遇害，梁啓超憤恨、苦惱，“扶膺危坐涕縱橫”。這又是一批“譚嗣同”式的英雄人物，他們的死深深震撼着梁啓超的思想，使得憤怒中的梁啓超將這一切全都歸結到封建專製制度和慈禧太後的身上，為了推翻腐朽的封建政權，一批批鼓吹革命的文章在梁啓超的筆下涌現。
　　1902年，梁啓超陸續發表了《釋革》、《新民說論進步》等文，大肆鼓吹革命破壞。在《釋革》一文中，梁啓超將革命分為西方“以仁易暴”的文明革命和中國的“以暴易暴”的野蠻革命。針對中國人衹知皇朝易姓，朝代更替，“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偏離了革命本質。他在其中極為詳細分析了西方與中國革命的不同之處：西方革命目的是為廣大民衆謀利益，而中國革命則是極少數人謀權奪利的工具；西方革命是“單純的革命”，而中國革命則充滿復雜性，戰爭一發，“百數十革命軍同時並起，原野厭肉，川𠔌闐血，全國糜爛……”；西方革命鬥爭矛頭指嚮惡政府，目的達到後即結束，而中國革命長期軍閥混戰，自相殘殺，互相吞併。看到中國“私人野心的革命”，梁啓超更加傾嚮於西方的“文明革命”，不斷研究西方革命，發表一係列研究著作，不遺餘力的進行革命宣傳。
　　四月，梁啓超在給康有為的信中，大論革命，排解康心中的憂慮，企圖說服康有為，共興革命大業。他把自己比喻為希臘之柏拉圖、英國之德麻摩裏、法國之仙世門，雖然“駁之者，亦不下數十傢”，但是“其宗旨條理，皆極精盡，極詳密。” 能夠喚起民族精神，驚醒廣大民衆。梁啓超認為在改良道路走不通的時候，則必須利用革命。中國“受數千年之積痼，近日中國若行漸進的枝枝節節的改革，再過十年百年，亦不過如此。”害怕破壞是保守心盛的表現，“破壞終不可免，愈遲愈摻”，革命，“乃是今日救中國獨一無二之法門”。
　　梁啓超認為在無血革命不能成功之時，也不得不由下層人民來發動有血之革命，來輔助無血革命的進行。他是這樣設想的：近幾年間，通過革命手段推翻封建專製政體，建立共和社會，光緒皇帝可以為第一任總統，但是這個總統不是終身製，更不是世襲，下屆總統必須為黃剋強，即革命領導人。
　　梁啓超的主張遭到了康有為和其他一些摯友的反對，他們紛紛采取行動來“輓救”來梁啓超的前途。
　　康有為接到梁啓超的來信後，不以為然，隨即寫了兩封很長的信專門討論革命自立問題，一封是《復美洲華僑論中國之可行君主立憲不可行革命書》，一封是《與同學諸子梁啓超等論印度亡國由於各省自立書》，他認為中國“土地等於歐洲，物産豐於全美，民智等於白種，蓋具地球第一等大國之資格。”而“物合則大，分則小，合則強，分則弱”，中國絶不能步印度等國後塵，自立亡國，康有為的立足點並不保守，可是他盲目的認為“革命諸人號稱救國者，乃必欲分現成之大國而為數十小國”，導致中國的滅亡。由於梁啓超民主共和思想已經深入其心，況且康有為的觀點時有瑕疵，這怎能讓梁啓超重返君主立憲道路？畢竟當時民主共和已經大行其道。
　　無奈中，康有為以“斷絶”、“决裂”來威脅梁啓超。1902年，康有為來信，告以“大病危在旦夕”，讓梁啓超惶恐不安。這種近似無賴的做法恰恰抓住了梁啓超“尊師守道”的“軟肋”，可是共和之心“能大改乎”，康梁之間的溝壑逐漸擴大。
　　戊戌變法中，康有為擡出孔子，給變法尋找理論依據，給改革提供了合法性，這是一種進步，可政變後，康有為在海外掀起尊孔保教運動，藉尊稱聖人而自為教主，個人欲望日益膨脹。由於他的誤導，各地大辦孔子壽誕，造孔廟，使得民心疲憊，資財浪費嚴重，也阻礙了思想學術的進步。
　　1902年，梁啓超發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論》，正式公開反對恩師康有為的保教主張，被康有為等視為“大逆不道”。其時，康有為的思想早已停滯在戊戌變法時期，沒能夠與時俱進。而梁啓超在流亡海外後，大量接觸新思想，思想上逐漸獨立，早已不是康有為身邊搖旗擂鼓的小鬼，成長為一名新思想的真正領導人。
　　在《保教非所以尊孔論》一文中，梁啓超指出中國能夠興起，在於新思想傳播，用來開啓民智，培養國民的自治能力，造就具有新思想的“新民”，這也是中國社會的當務之急，而保教之說阻擋新思想的深入民心，與時代背馳，又勞民傷財。康梁在該問題上各抒己見大肆辯論，可是在“尊師”思想的影響下，梁啓超的思想也衹能停留在口頭上，還是不得不為保皇會奔波籌款，以供“保教”揮霍。
　　儘管梁啓超仍然在為保皇會奔波，但是他的思想早已完全脫離了康有為的束縛，成為他不斷探索追求新事物的潤滑劑。從此，康有為告別了引領時代的“資本”，接力棒交到了他最出色的弟子手中，正如美國學者約瑟夫•阿勒文森說的那樣：
　　從1898年的改良運動到1919年的五四運動，康有為扮演的角色是渺小的，而梁啓超則成為鴉片戰爭以來理論界的真正領導者。1902年——1911年，即從《新民叢報》發刊到革命爆發的這段時期是梁啓超的黃金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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