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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评传 》 我是農民 》
記憶——“文革”(2)
賈平凹 Gu Pingao
不久,臨委會的勢力卻大起來,“榔頭隊”的頭兒們和骨幹又紛紛逃散了。我的鄰居傢的那兒子,據說已是一個什麽副指揮,他在一次夜裏雙方對峙的陣地掩體裏和人吸煙,對方一個冷槍照着煙火亮光打過來,原本那冷槍瞄得很準,照煙火亮光左邊半尺遠的地方打,那正是心髒,但那副指揮是個左撇子,用左手拿着紙煙,結果他左邊的一個人就挨槍子兒死了。副指揮在這場失利的武鬥後逃去了西安,好長時間沒有蹤影。而村人對他頗有意見,說他是拿着籌委會的一筆巨款的。那巨款就有他好過了。
之後,棣花有過一段比較平靜的日子,縣上的臨委會的一大隊人馬進駐了小學,屋頂上的大喇叭不斷報告着臨委會的革命主張。喇叭在一個夜裏被一顆子彈打啞過,臨委會的人搜查了幾天,沒有結果,卻在賈塬村的一個女人屋裏抓住了一個姦夫。姦夫是她同一生産隊的,女人傢的同族不答應,姦夫死不承認有那種事,結果被解了褲子,在塵根頭上一按,一道白汁拉出多長,姦夫就險些被打死。住在小學裏的人拉來了許多整袋的面粉,天天烙鍋盔、撈粘面,村人倒眼紅了,說:“過的是毛主席的日子!”他們有吃的卻沒燒的,就在學校會議室後的地塄上砍那棵古槐。槐樹是法興寺的百年物事,粗得3個人牽手才能合抱,用斧子砍了一天,還沒有砍去四分之一,就要拿炸藥包埋在樹根下爆破。古槐是棣花最大的樹了,歷來認作是風脈樹,要爆破古槐的消息一經傳開,許多老年人就呼天搶地,但誰也不敢前去阻擋和勸說。一聲巨響,古槐是倒下了,壓塌了大殿後檐的一角。整個樹幹被他們劈碎後拿去做飯了,而樹根卻被我們東街村的人蜂擁一般前去挖刨。人們在那裏爭搶,有兩個人就打起來,各自的傢人也參與其中,雙方都打得焦頭爛額。我知道得較晚,待到小妹來叫我的時候,弟弟已經在那裏占着了一條延伸的樹根。我們就隨着那條根刨了一天,竟弄到整整三背簍劈柴。約摸一月後,一日黃昏,風呼呼地颳,突然石畔溝口槍聲大作,村人就傳說籌委會又回來了。就見從小學裏跑走了許多人,從中街口的石橋往南,順河上了南山,一邊走一邊往後面放槍。村裏人見臨委會一走,就張狂起來,去棣花那些屬於臨委會觀點的人傢門前示威,去大隊豬場裏揪來了在那裏下放喂豬的公社原黨委書記。這位書記是臨委會保護的人物,有人就喊:“讓他背炸藥包!”已經從安康地區傳開消息,那裏抓到四類分子、走資派,每人反綁了手,又係上炸藥包子,點燃導火索,讓其在河灘上跑,跑着跑着炸藥包一響,什麽都沒有了。但不知為什麽,沒有給黨委書記背炸藥包。我們一夥年輕的就到小學去,看那裏睡沒睡生病的未能逃走的人。學校的大門敞開,一條狗也沒有,走到食堂窗外,嚮裏一看,喜得我們都叫了一聲,那鍋裏還有一張未烙熟的鍋盔!立即破窗而入,七八衹手去掰鍋盔,竈口的殘火燒着了三興的褲管,七哥弄了一個踉蹌,柴灰迷了眼睛。六哥把每一個人踢開了,叫嚷着由他來分。他就用手指比畫來比畫去,長而黑的指甲在上邊畫道兒,然後解開來,遞給了我們,而他是沒有吃鍋盔的,端起了案板上一堆已揉成的面團,揣在懷裏拿走了。不久,兩派實行了聯合,武鬥基本上結束了,縣上兩大派的頭兒都進了革命委員會,且都來到棣花檢查農業學大寨的工作。這兩位頭兒文質彬彬的,戴着眼鏡,他們的到來,棣花的許多人傢,或是在武鬥中亡者的傢屬,或是受傷殘廢的人,要求解决他們的救濟。這當然已不可能,苦得一個亡者的老娘就精神分裂了,見誰都叫“我兒”!黃昏裏站在村口呆呆地往南山上望,老太太的手永遠都插在長襟下,脖子前伸着,像一隻猴子。兩派雖然無戰事,隔閡卻並沒有消除,漸漸又發展成了宗法鬥爭。我們村主要是賈姓,也有以李姓為主的一些雜姓。賈李兩傢族曾各是一派,時常大睜了眼尋找對方的動靜。李傢族的人書寫了毛主席語錄,賈傢族的人發現了某個字寫錯了,就無限上綱;批鬥四類分子的會上,賈傢族的人喊口號,一聲接一聲地喊,越喊越快,就出錯了。明明喊的是打倒劉少奇!毛主席萬歲!卻出口變成了打倒毛主席!劉少奇萬歲!李傢族的人就鬧一場軒然大波。一日吃午飯的時候,幾個堂兄變臉失色地在我傢廚房裏開會,原因是得到消息,李傢族的人明日要出大字報,揭發我的六哥在厠所小便時嘴裏說着毛主席,手卻抓着自己的生殖器,是嚴重的惡攻行為。這樣的事是極不得了的,縣城附近的村子有人因發生了豬瘟,別人傢的豬都死了,惟獨他傢的豬沒死,他激動得抱住豬說了一句“萬壽無疆”,結果被抓去坐了牢。大傢就追問六哥到底抓沒抓自己的生殖器,六哥說小便哩咋能不抓生殖器!本族的二哥就扇了他一個耳光:“那你去坐牢吧!”六哥就嗚嗚地哭起來。駡過了也打過了,親人畢竟是親人,總得想辦法呀!有人提出去給李傢族的人求情,但更多的人不同意,說這樣會把事情弄得更糟。二哥就出了個主意,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當晚就把事情化險為夷了。二哥的主意是,既然在厠所小便時衹有兩個人在場,對方說咱的人抓着生殖器說毛主席,咱為什麽不可以說是他抓着生殖器說毛主席?於是,就立即寫起揭發大字報,又讓我去李傢找三娃,想辦法要讓三娃看到正寫着的大字報。三娃是政治觀點不鮮明的人,但基本上屬於臨委會的。我約他來我傢看一本《說嶽全傳》,他來了,瞧見了寫好的大字報,立即回去通報了李傢族人。果然,李傢族的人自己倒慌了,竟派了三娃來說情,協定誰也不要揭發誰,一場惡性事件就不瞭瞭之了。20年後的今天,我因病去看醫生,一位老中醫在他的診所裏懸挂着一面告示牌,上邊寫着:土改時期不談田,四清時期不談錢,文革時期不談權,改革時期不談煩。我笑了,老中醫或許是幾十年間明哲保身的澹泊人物,或許是經歷了大災大難不死的角色。在中國,一般的百姓,說安分有世界上少有的忍耐性;說不安分卻是沒有不對政治發生興趣的。狐狸因美麗的皮毛而産生了獵人;人以口無遮攔而引來殺身之禍。其實,世上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人都是蕓蕓衆生,我們就歸其之中,多言多語有什麽用呢?如我們去足球場看比賽,踢進球了,我們排山倒海地歡呼“牛×”!踢不進球了,我們萬口一辭地駡“傻×”!如今我之所以特別喜歡韓國的圍棋手李昌鎬,並不在於他的棋藝天下獨步,而是他那張永不言笑的石佛一樣的臉。在我大學畢業分配到陝西一傢出版社工作後,社會上正流傳着關於江青的是是非非。我那時輕狂,在單位裏說過一些,後來追查謠言,出版社的人都面如土色,表態沒有傳過謠,也沒有聽到過謠;如果有人揭發自己傳過謠,願負一切責任。有一個人還站起來念了寫在紙上的四句詩,他永遠開會發言是念四句詩的,四句詩的最後一句永遠是“高舉紅旗嚮前進”,念完了就坐下,再不吭一聲。追查會開到一半,另一個人站起來發言,突然就提到了我,說:“我沒有傳過謠,平凹……”他的目光從眼鏡片子上斜着看我,會上的空氣凝固了,我緊張得手心裏出汗,但他不說了。他或許良心發現,不想害我;或許看到了我的可憐,要同情我。總之,他再也沒檢舉我,我的一場災難就這麽過去,飛機安全着陸,也從此忌口。1998年的6月,我為父親的墳墓遷移回了一次棣花。棣花的公路兩邊原是大片大片良田,現在卻蓋滿了房子;村裏已少見有精壯的勞力,他們都進城打工了,衹有老弱病殘和婦女兒童。前院的劉嬸老得鶴首雞皮,給我訴苦:“現在村裏死了人,都沒勞力往墳裏擡棺材啦!”李傢族似乎發展得並不快,賈傢族的人卻繁殖得厲害。僅我們本傢,一個爺爺下來,父輩是兄弟4人,我們這輩是兄弟10人,我為老八,而下一輩和下下一輩一共是多少人口了,蓋了多少房屋了,我已經無法弄清。衹是一群一群小孩兒圍着我叫“八爺”。做了八爺的我又驚喜又驚慌:我怎麽就成爺爺啦?見人就發煙散糖。在棣花是流傳着我的一些故事的,家乡的人把我當做他們一個有出息的兒子,到處誇耀。甚至有一年商洛地區社火比賽,他們扮出了一壘書上站着一個穿風衣的人,下面寫着“作傢賈平凹”。衹是那扮我的小孩兒被擡着在街上招搖過市時被尿憋得“哇哇”直哭。旁邊人說:“不敢尿,不敢尿,你是賈平凹哩!”小孩說:“我已經尿下了!”濕淋淋的尿就從褲管裏流下來。家乡的父老雖然誇耀我,誇耀之餘又責駡我,說我並沒有給家乡辦事。某某某是地區專員為家乡修了一座水泥大橋;某某某是縣長給他們辦了抽水站,傢傢用上了自來水。而我們村的土路我沒有出錢修成柏油路;小學屋捨已經很糟糕了,省裏那麽多的希望工程款,我沒有要來幾十萬;丹江河堤上的石排垮掉了十幾座,知道我與省扶貧辦的人熟,竟不爭取扶貧款。我惟一的好處是鼓動了一幫年輕人熱衷於寫作,覺得在貧睏的山區寫作是他們出人頭地的一條捷徑。但也害得許多人什麽都沒心思去做,發誓不成功不娶親不成傢,精神也不對了。我去看望這些一心要當作傢的青年。他們熱情地接待了我,並拿出一本當年在傢時我寫的日記,還說他們保護着我在家乡書寫的任何字。我於是也跑去看,看到寫的最大的字是舊戲樓拆除後新蓋的戲樓墻上的“推陳出新”,每個字鬥大,用紅漆寫的。而小字有兩處,一是粉筆寫在二伯父老屋後山墻頭上的“人逢喜事精神爽,月到中秋分外明”。我已記不清是什麽時候寫的,怎麽有如此心情。一是寫在另一傢土屋後墻上的“打倒朱德”。我站在那後墻下,感到十分地可笑和羞恥。這是我參與“文化大革命”的證據!那個時候,我回到了棣花,沒有廣播沒有報紙,但公路上見天有串聯經過的外地學生,他們散發傳單,外邊世界的消息就是這樣被帶到了山區。當我們已經在喊口號、在寫標語要打倒劉少奇和鄧小平了,有一天一隊學生散發的傳單上有打倒朱德的話,我覺得是那樣的新鮮,說出來與衆不同,當日就在墻上寫下了這四個字。我沒有想到這四個字還保留着,我也不去擦拭它;我說:“留就留着吧,好讓人知道我過去也幹過了什麽!”兩派之爭不論如何地勾心鬥角,畢竟武鬥再沒有形成,可以除了抓革命也要促生産了。賈傢族的人和李傢族的人又一起出工,在田地裏消極地勞動着,而同時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又開始了。清理階級隊伍當然是先從“死老虎”開始,揪那些現成的地富反壞右和死不改悔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時的宣傳裏,地富反壞右永遠是我們的敵人,他們反黨反人民的賊心永遠不死。但在我的經驗裏,這些人都是農村最貧睏的人,解放近20年來,他們老實得像個貓兒,勞動最賣力,國傢任何政策都最擁護,怎麽階級鬥爭就強調得那麽嚴重呢?前些年裏,我接待了歐洲的幾位記者,不知怎麽談起了階級鬥爭。他們說,真正有階級鬥爭的是西歐的國傢,鬥爭異常激烈。有人是代表着大資本傢利益的;有人是代表中低産階層利益的,誰上去就為誰說話。所以,為議會席位的鬥爭是具體而實在的。他們弄不明白在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中,地富反壞右何以能成為一個對立的階級而那麽長期地鬥爭下去?我無法回答他們。棣花的學習班是在小學校的教室裏舉辦的,原先的公社書記已經被打斷了肋骨,原縣委書記也重新到棣花來喂豬;現在該揪出來的,是那些地富反壞右中從未被揪出來的人。反革命案件是不時發生的,河堤上發現了在麻紙上用毛筆寫就的攻擊社會主義的萬言書;公社商店邊的楊樹上有人在刻着毛主席萬歲的字樣上畫了一道;街後的村子裏有人揭發一個地主的兒子在收聽敵臺。這些案件先是大規模地在群衆中調查,關於萬言書,凡是識字的人都得當場寫一張紙,待範圍越縮越小,最後就懷疑到西街的韓先生和賈塬村的賈先生——村人一直這麽稱呼的——他們就被隔離在小房子裏,每日接受審訊,每日傢人用瓦罐提了飯放在小房子門口。二位先生卻是曠達人,除拒不承認外,飯依然吃得香,覺依然睡得沉。韓先生竟還學會了鳥語,他房子的後窗上常飛來幾衹鳥,他用嘴“嚶嚶”地發音與之交流,以至後來他一“嚶嚶”,鳥就飛來,站在那裏給他鳴唱。在毛主席萬歲的字樣上畫上一道,始終未查出來,而收聽敵臺的地主兒子連人帶收音機被抓了來,追問為什麽收聽敵臺?他說他把收音機上的旋扭一擰就收聽了。又問聽到了什麽?他說裏邊說話的人舌頭短,嘰裏哇啦像是蠻語,他不知道人傢在說些什麽。專案組的一個人是老牌大學生,明白地主兒子聽到的是外語臺頻道,如果是敵臺,那是外國人要說中國話的,就把他放了。地主的兒子還不走,他怕這是故意要看他的表現的,說:“我真的是聽了敵臺,我罪該萬死!”專案組的人在他屁股上蹬了一腳,駡了聲“滾!”他纔真的走了。當然,又揪出了另外的一批人,比如某某某在舊社會曾勒死過一個要飯的,據說那要飯的是共産黨的地下工作者;某某某在四清時早就下臺了,但他與一戶地主的兒媳婦發生了關係;某某某解放前雖然不是土匪,但他是土匪的耳目,常常村中有人在外做生意回來,他提供情報,連夜土匪就來綁票了。這些牛鬼蛇神在每次開會前就自然而然地要站在會場前邊,低首垂手,戰戰兢兢,他們的身後是黑板,寫着“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我那時字已經寫得很好,念報紙上的社論又念得極其流利,所以,主持人總是要我先念一段毛主席語錄和中央文件。我念得流利是我在念的時候遇到我不認識的字或讀音不敢肯定的詞我會以別的字詞代替,而不像他們念着念着就停下來問左右:“這是什麽字?”我的字寫得好更寫得快,並不像他們半天記不到一行,最後無法匯總材料。我就這樣做了大會的記錄員。大會總是按一種定式進行的,首先是被批鬥人站在那裏做自我交待,他們看着自己的腳尖,將世界上所有罪惡用詞加給自己,不停地要給貼在墻上的毛主席畫像鞠躬,給在場的革命群衆彎腰請罪,然後說:“完了”,小心翼翼地站在一邊。主持人就問:“交待得深刻不深刻?”群衆要喊:“不深刻!”主持人又問:“不深刻怎麽辦?”群衆便喊:“實行無産階級專政!”立即就有人走上來——在他的褲帶上別着一嘟嚕細麻繩,而且還蘸了水——將被批鬥人五花大綁了。捆綁人粗聲喘氣,不時地用拳頭擊打被捆綁人的頭或用腳踢被捆綁人的腿腕子,捆綁成一個球似的人就呼爹叫娘。捆綁好了,若是繩子還長,繩頭就地一甩,甩過了屋梁上,用力一拉,被批鬥人雙腳離開了地,叫聲更慘了。階級敵人的喊叫聲常常能動搖意志薄弱的人,於是,主持人就要領喊口號,口號聲轟天震地。我大學畢業後分配到西安市文聯工作。一次與作協一位副主席交談,纔知道我們這個僅50人的單位裏,地富反壞右出身的多達15人,而其父在各個時期被鎮壓的竟有5人!在不講階級鬥爭的年代裏,並沒有見這些人反攻倒算,危害着社會和人民,反倒是這些人都是單位業務骨幹,工作非常的積極。我問過他:“‘文化大革命’中受過批判嗎?挨過打嗎?”他說他在“文化大革命”時是劇團的編劇,許多劇本在國內匯演中獲奬,自然受到批判,又加上父親的歷史問題,他挨過打。打他的那個晚上,他疼得呼叫不止,為了不讓他的慘叫聲傳出去,造反派們在批鬥室裏彈奏了鋼琴,樂麯是非常優美的。這樣的批鬥會,要記錄的東西並沒有多少,我又不忍看打人的場面,就多去厠所。厠所裏我用猛烈的尿柱衝擊蹲坑裏的一窩蛆,竟曾經把一些蛆衝昏衝死。但我還是在那學習班上呆了一段時間,吸引我的是學習班開竈,每個中午能吃到一碗葷油熬的蘿蔔和四兩一個筒子饃饃。葷油熬蘿蔔當然就是有豬肉了,間或也給每人吃兩片,這使我心中有一種別樣的快感。因為我小學畢業的那年,學校裏飼養了三頭豬,豬圈和教師的厠所隔一堵墻,豬圈地勢又低,厠所裏的糞便就能滾落到豬圈裏。學校的勞動課,都是安排學生去給豬剜草、打糠,或者墊圈土,我們是看着那豬一天天長大長肥的。後來豬殺了,肉全歸了老師竈上,學生連豬毛也沒見到。學生的意見自然是大了,一聞見蓮菜炒肉片的香味,就給校方提抗議。校長便在全校師生大會上講話了,說:“有人反映豬是學生剜草養大的,殺了豬卻沒有學生的份兒。可是,學生能剜多少草呢?豬一天到黑吃着老師的糞便,是吃屎長大的,豬肉當然歸於老師!”那次沒有吃到豬肉,這次吃到了豬肉卻就在小學裏,我覺得非常的愜意。但是,又一次批鬥會中途我去了厠所,出來經過伙房看飯熟了沒有。從窗子往裏一望,我們學習班的另一個頭兒,蹴在條凳子旁正吃着一碗肉。天神!是一碗純肉,吃得兩個嘴角往下流油哩!我很氣憤,就回傢了,不願再去學習班,藉故到縣城我大姨傢,十多天竟沒回來。我的一位本傢族的哥,對我的行為甚為不滿。他風風火火,愛跑動愛打槍,當個民兵營長張狂得日夜不沾傢。“文化大革命”初要破四舊,他負責到各傢各戶收繳他認為是四舊的東西。什麽字畫、書籍、舊桌椅、老式燈籠和插屏燭臺,那麽一大堆。在賈傢祠堂門口燒毀了。有一天他找我,問什麽是“上層建築”?我僅知道建築指的是房子,但上層指的是什麽就不甚明白。他說:“我醒開了,是房頂上的亂七八糟的玩意兒。現在報紙上號召我們砸爛資産階級的上層建築,你跟哥上房去!”我不會爬樹,上高頭暈,沒有去。他領着猴一樣的安民到村裏的祠堂和一些人傢的老瓦房頂上扳倒了所有屋脊雕飾。他後來患上了牛皮癬病,除了一張臉外,渾身似乎變成了一個硬殼,就死了。我現在常常想起他,在他臨死的前一年我回鄉見過他,他拄着拐杖。行走都十分睏難了;和我說話的時候雙手在身上抓。麥麩一樣的銀屑紛紛落地。我遞給他一隻煙,我們又談起當年的事,他還駡我意志薄弱。他說:“要是戰爭年代,你會叛變的!”我衹是笑,但我沒有告訴他,我不僅逃避了學習班開會,在學習班時還給三娃傢通風報信過哩。三娃是李傢族的人,他的父親被指控曾為土匪做過耳目。我聽到要揪鬥他父親時,提前告訴了他,使他父親有了思想準備,並早早穿着一件領口下沒有紐扣的衫子,免得被五花大綁時領口紐扣勒着脖子難受。三娃自小害哮喘病,一年四季沒見過他有精神頭兒。但他是我們村最有文化的人,我倆能說到一塊。三娃的威信不好,人人都說他“鬼”,是個陰謀傢,許多李傢族的活動都是他出謀劃策,賈傢族的人一般不與他來往。我倆呆在一塊最多的時間是在他傢那黑乎乎的小屋裏,因沒錢交電費點着一盞小油燈,讀一些破舊不堪的書。看完一本,爬上炕去,從炕角墻上的小木板架上再換一本,或者聽他說故事。村裏能說故事的有兩個人,一個是五林叔,一個就是三娃。五林叔不識字,演過戲,他能把一本戲從唱詞到對白一塊背誦出來。但他除了戲本,別的就不會了。三娃能從三皇五帝說到袁世凱、張作霖,他說笑話時並不笑,小小的眼睛閃閃發光。我就聞着屋子裏有一股濃烈的尿騷味,因為他傢的尿桶老放在屋裏,同時聽到樓板上有老鼠啃木箱聲。這當兒他就趕忙搭梯子上樓攆老鼠,從箱子裏拿出一本已被老鼠啃爛了的舊書,說:“你看看,我這兒的老鼠都有文化哩!”我們的關係一直保持了20年,我上完大學又工作後,每次回傢探親,都要拿上點心去看望他;或是當日的下午沒有去,晚上他聽到消息必定就來看望我了。我散給他煙,他說他不敢吸,但說:“你給我的煙我得吸。”吸得劇烈地咳嗽。6年前,他患了癌,到西安做手術,因醫院的床位緊張,他藉住在一個熟人單位的庫房裏。我去看他,人已經是瘦得變了形,但情緒還好,說過10天就可以入院了。我要給他錢他拒不接收,讓他去我傢住他也不去,我們就告別了。他沒有送我,倚着庫房門框說:“有空了你再來,我給你說村裏好多事哩,或許你寫小說用得着。”可當我再去看他時,他卻早3天就回鄉了。熟人告訴我,他已經入了院,手術工作也準備好了,但他的哮喘病卻犯了,手術就衹好取消。半年後他死了,我再次回傢探親,特意去了他傢,在那陰暗屋子的墻上,那個小架板還放着一排破舊的書;他的兒子也半門扇高了,樣子極像他,臉白白的,頭髮略黃,腫眼泡,小眼睛,衹比他父親少了些皺紋和稀落的鬍子。糟糕的是他也患有哮喘病。丹鳳縣擔任了革命委員會成員的兩派群衆組織的頭兒又分別下臺坐牢了,武鬥中威風凜凜的東綫西綫戰場上的總指揮們更被五花大綁了,押在丹鳳縣城南的丹江沙灘上要槍决。槍决的時候,我是徒步30裏去現場看的。同去的人群中有一個老者,他是見過民國初年執行刀斬的。說那種行刑好看,犯人是剝了衣服的,劊子手“噗噗”地一口水噴上去,然後刀在那脖子上一抹,不費勁的頭就骨碌掉下來了。但手法高的要頭掉下來還得連一片皮,圍觀者就一聲叫好;若是沒有割下或是割得頭掉在了地上,那就是臭刀了。沒了頭顱的脖子在刀割後立即聚縮得很細,核桃大的一個氣疙瘩就從肚臍處往上躥動,直躥動到心口之上了,斷頸突然膨脹,“咕”地一聲血就衝天噴去。他說:“現在用槍子兒打,沒意思。”我說沒意思你怎麽也來?他說槍斃的有幾個是老革命,戰爭年代當陝南遊擊隊隊員時他就認識,能衝敢打,槍法極準。武鬥時原本年事大了,但拒不了打打殺殺的誘惑,參加進去又成了總指揮,過足了很久已沒有的殺人的癮。他是來看看會遊泳的怎麽死在水裏,玩兒槍桿的怎麽死在槍上。多少年之後,我想起了這位老者的話,明白了一個道理。有些人生來是性硬強悍的,他們如果在蜂裏是兵蜂,在雞裏是鬥雞;他們或許參加革命,也堅強、不怕死,但並不是為了信仰和人民的利益,那衹是與生俱來的對於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的行為的瘋狂。在沙灘上,圍觀的人黑壓壓地站在刑場的對面,呈一個扇形,他們為稀罕的熱鬧驅動,大多興高采烈。人窩裏,我看到了鄰村的引生。他是個瘋子,過兩天清醒了,過兩天又瘋癲,而且是個自殘了生殖器的人。他早早死了娘,跟一個終年害紅眼病的父親過日子,傢貧到光腿打得炕沿響的程度,但吃不飽穿不暖並不影響到性,甚至更強烈。可哪裏有尾巴一倒是個女的肯進他傢門的呢?那一個晚上,父子倆腳蹬腳地睡着,又為請媒人的一份錢爭執開來,爭執到雞叫了三遍。引生畢竟是孝子,覺得不能再怨父親,要生氣就生氣自己身上長了個東西,沒有這東西也就沒那麽多焦躁、急迫和煩惱,便摸黑用剃頭刀將那根東西割了。割了,蹬醒已睡着的老父,說:“我把××割了!”老父說:“今年不行了,明年養個豬,年終媳婦就有了……”他說:“我不要媳婦,我把××割了!”老父說:“睡吧睡吧,鬍說些啥?!”他說:“我真的把××割了,就撂在炕下。”老父拉開燈,果然看見那一根肉在炕腳地蹦跳,而一隻貓卻忽地撲上去按住。老父呼叫着跳下炕,把貓攆走了,但老父沒辦法把斷的東西接上,連想到醫院能接的念頭也沒有。在沒有了生殖器的一年之後,引生發現終日的煩惱並不衹是那根東西引起的。而沒有了那根東西卻遭受了所有知道情況的人的輕視和恥笑,於是,他就瘋了。他清醒的時候就問老父將他的××埋在了哪裏?其實,老父是將那東西埋在了院中的腳踏石下,那裏曾經埋着他的胎盤,但老父騙說埋在村頭那截石柱下。石柱是竪起的半人高的石頭,經常拴牛。老父四處訪醫尋藥,當然他都在使用着偏方土方,瘋病終未好轉。村人就常見他靠坐在拴牛的石柱下,哭着鬧着要他的××哩!這樣一個瘋人,卻還有政治的熱情或熱鬧的興趣,也來看槍斃人啦?!槍聲一響,是12桿長槍同時響的。我並沒有看清那12個人的眉眼,他們都五花大綁了跪在各自面前的沙坑邊,同時在頭上不足一尺的空中衝跌了一股東西,就像一排水竜頭朝上猛地都開了水,然後窩在了沙坑裏。那時候的槍决,槍一響,執行人立即就撤了,而夾雜在圍觀人中的,拿着蘆席、白布單、抱着大白公雞的死者傢屬就拔腿往沙坑跑去收屍,圍觀人也同時如潰堤的洪水一般往跟前跑去看熱鬧,嚷着子彈是在執行人的口裏蘸了唾沫的,那就是炸子兒,會把腦袋炸飛了的。我被人撞倒了,坐在那石灘上,但我看見引生像兔子一樣衝了出去,幾乎是和收屍人齊頭並跑,他的手裏拿着一個蒸饃,邊跑邊把蒸饃掰開來。旁邊一個棣花人告訴我,引生得了一個土偏方,說是蒸饃夾人的腦漿吃了可以治瘋病的,他一直等待着這一天,昨天晚上就到沙灘來了。收屍的人一定是知道了引生的企圖,但他們不能責駡和毆打引生,連阻止也不敢,衹有拼命往前跑,提前跑去保護好自傢人的屍體。引生當然也明白他若跑得慢就意味着什麽,他們就在沙灘上進行長跑比賽,最後是引生第一個趕到了。我沒有看到他如何去用掰開的蒸饃夾了紅的白的腦漿,而看到他狗一樣折頭往回跑,身後是兩三個人呼叫着攆他。他一邊跑一邊吃着手中的蒸饃,待到整個蒸饃吃完了,站下來,拍拍手,笑着對追趕的人說:“喲,沒了!”引生並沒有吃了腦漿蒸饃而瘋病治愈,他的老父不久卻去世了。從此,傢徒四壁,終日流浪,卻不遠走。棣花方圓誰傢過紅白事,他不請自到。農村的紅白事幾乎不斷,所以,他倒不愁吃喝無着。若是誰傢過事,沒有見到引生來,就奇怪了:引生怎麽還沒來?引生的故事畢竟是飯後茶餘的談資,談說一年半載也就沒了太多的談頭,農民關心的事情還很多。陝西這塊地方是很特別的,它在中國的地圖上形狀像一個秦兵馬俑裏的跪射俑。而從南到北,地貌不同,氣候物産風俗人物也多異。北部的黃土高原上的人性格強悍,具有強烈的擴張性;中部的關中大平原上的人次之;南部山地的人再次之。且不說歷史上的風雲際會,僅共産黨奪取中國革命的勝利後,陝西黨政領導人中陝北人最多,陝南人最少。在陝北貧瘠的黃土溝裏,農民跪着用鐮刀在地裏收割東一棵西一棵的高粱糜𠔌,但歇息下來,他們議論的是北京城裏的事,是聯合國的事,政治的欲望使他們變得令人討厭,又可笑可愛。陝南人傢居水邊,性情柔軟,山高多霧又遮了眼,關心的倒衹是出門七件事,油????醬醋米面茶;要不,東傢長西傢短,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人鬼碰到一塊了就一頓鬍哇啦。顯赫一時的武鬥頭子槍决了就槍决了,引生吃他們的腦漿是應該吃還是不應該吃,很快無人理會。因為連續的大旱使收成減少了一半,每個人衹能全年分到三四十斤小麥,一百餘斤的稻子和不足一百斤的包𠔌。飯越來越稀,肚子越來越大,所有人的目光衹看到了鼻子下的嘴,喂嘴成了活着的最大負擔與艱辛。母親照常是天不亮就起來,一塊抹布擦得長條板櫃上的大小米面瓦罐鋥明光亮,然後就謀劃着今日一天三頓飯做什麽?用什麽去做?我們是再難吃到白麵饃了,而麵條也衹是那種刀削面,在包𠔌糝的稀湯裏少得如水中的魚。炒菜當然是誰傢也不會炒的,要潑辣面或熗一下漿水菜,就把三四顆蓖麻剝了殼,在鐵勺裏燒熟了,就算是油。棣花人對於醬的概念,是用白糖熬化了可以染豬肉的那一種。而突然村裏一股風,說是縣城有一種油很便宜。許多人就去用瓶子買了那麽一斤回來炒菜。菜並不油,連個油花花也沒有,就駡娘,說油是假油。城裏來的知青看了,纔解釋道:“那不是油,是醬油,醬油的油不是油。”我們把什麽都變着法兒來吃,比如榆樹皮磨成粉,摻在麩子面裏,麩子面能擀成麵條兒,但光滑得筷子夾不住。把未嫁接的柿樹葉磨碎熬成稠汁做涼粉,若是苦,可以調上辣面,不咬就下咽。山上的老鴉蒜煮熟了,舌頭能麻木,可吃那麽一大碗,並不會出事的。沒油少????的樹葉草根湯令幾乎一半的人渾身浮腫,純稻皮和柿葉做成的炒面成了每頓飯必吃的食物,因為它耐饑,但拉屎卻成了問題。一次勞動,腰院兒裏那個老伯去千枝柏後大便,足足半個小時不見人回來。有人說:“去看看,八成是屙不出來啦!”去的人返回來說果然是屙不出來,老伯快要憋死啦!幾個人就跑過去用小柴棍兒在肛門裏摳;摳不出來,又用老式的銅鑰匙去挖,挖破了肛門,鮮血淋淋。到了3月,更是青黃不接,人餓得紅了眼,見了什麽能吃的東西都往嘴裏塞,我的耳朵梢都幹起來。我們幾個年齡相近的坐在地堰上想象着過去的地主富農吃什麽,想象着北京城裏的主席和總理吃什麽,最後得出的結論是吃撈面,幹幹撈那麽一大海碗,還有蔥花和油潑的辣子,吃完了,喝半碗麵湯,原湯化原食嘛;他們一定不說原湯,說湯的大名:“喂,來半碗銀湯!”我們這麽說着,卻看見遠遠的那座作廢的磚瓦窯裏有人影在動。磚瓦窯下是我們村種着的一片菜地,常常被人偷竊。正中午的誰又去那兒偷盜嗎?待趴在窯場後的土塄上一看,地質隊的工人和鄰村××的老婆在那兒幹事哩!那半年裏,地質隊駐紮在丹江河灘鑽井探石油,地質隊的工人有錢就勾引村裏的婦女。已經風聲傳出誰誰誰和工人好了,誰誰誰腳上穿了翻毛皮鞋是靠他老婆掙的。××的老婆光着下身被地質工人抱着抵住了鬍基壕沿上,狗女人手裏拿着一個燒餅在吃哩!我們嫉恨着那地質工人,更嫉恨着有燒餅吃的女人,一聲“哇”地大喊,又掉頭跑開,在村裏大肆張揚,說那女人身子被撞着,燒餅也搖着老吃不準,但還是撞畢了,燒餅吃完了。不久就聽到消息,××在傢裏用皮繩抽打他的老婆,而那個地質工人也調走了,走時沒有帶鋪蓋。三四戶人傢出門去討飯了,討飯似乎已不是丟人的事,尤其當討要的人數月後回村,背簍裏裝了半背簍晾幹的白饃黑饃豆渣饃和紅薯幹蘿蔔幹,大傢倒有些眼紅。於是,我的二伯父竟也悄然出走,去50裏外的地方行乞了。他不能在方圓20裏內挨門乞討,因為賈傢傢族是有威望的傢族,而他的兄弟和一個兒子又都是國傢幹部。所以,當二伯父出走的消息悄悄地在我們傢族裏傳開,我的三嬸娘立即就通報了我的三伯父和我父親。他們連夜回傢來,秘密召開傢族會議,將幾個堂兄駡了個狗血噴頭:再窮也不能去要飯,就是要飯也不是讓老人去的!你們豬狗一樣呆在傢裏,怎麽忍心讓你大去求爺爺告奶奶?!他們是顧面子的人,說着駡着淚水長流,責令不孝之子們分頭去找二伯父,一定要把二伯父找回來。各傢互相周濟,不能讓每一個人餓死,也不能讓每一個人出外討飯。幾乎是從那以後,父親衹要從學校回來,就餓着肚子帶回他的一份學校竈上的飯,比如四個小菜包子,或四兩鍋盔。一定到我傢院門口,就要朝緊挨我傢的二伯父傢的後窗喊:“二哥!二哥!”那四個小菜包子我吃一個,弟弟吃一個,兩個妹妹合吃一個,二伯父吃一個;而要是鍋盔了,也要給二伯父拿去一小塊。他們的兄弟之情一直維係到我的父親去世前,雖然再也不是那缺吃少穿的年月了,但誰傢有了什麽可口的東西,必是將幾個老人叫去先吃先喝。我在西安有一個朋友,是甘肅人,老傢又是甘肅最貧睏的小山莊。他在西安工作後娶了一位年輕漂亮的城市姑娘,家庭和睦了數年。後來,他領她回了一次老傢。老婆目睹了那裏的貧窮和不衛生,回來無法抹去印象,竟想:我的丈夫就是那麽個地方出來的,那是豬狗一樣的生活嘛!我怎麽就嫁給了他?!越想越想不通,看丈夫什麽都不對勁兒了,哪兒都覺得髒,要求離婚。朋友尋到了我,苦惱得要死要活。原本要見婚姻說合,見官司說散的,但我說:“離!她看不起農民,看不起老傢,和她還過什麽日子。天下又不是再沒有了女人!”對於過去的苦難,現在回想起來,覺得慘不忍睹,也吃驚怎麽就活過來了!但是,在那時,卻並不覺得苦得受不了,因為常年呆在那大山之中,沒有可比較的,全村人都是一樣。而令我在那時煩惱的是我總是那麽矮,那麽沒有力氣,掙不來大工分。尤其在同我年齡差不多的一些人已經去參軍了,去招工進工廠了。公路上往來的有小轎車,我並不嫉妒坐車的人,似乎覺得人傢是應該坐小轎車的,最多是說一句:“那是鐵老虎,保不準翻車就喪命啦!”但對於參軍回來的、當了工人回來的那些人有了一輛自行車,心理就不平衡,什麽時候想起什麽時候急。畢業回鄉的那一份快樂和自在漸漸被繁重的勞作和無聊的生活所代替,往昔厭煩的讀書如今卻沒了書讀,我的容貌明顯地與年齡不符,性格也越發老成。周圍同學家的書被交換着看完了,三娃傢的書也被藉着看過了一遍。我開始翻《新華字典》,又不管到誰傢去,都喜歡歪了頭看用報紙糊的墻上的文章。我們已徹底接受了永遠當農民的現實,同時發作了破壞性的農民劣性。五六個同年齡的人一夥,一塊去山上割草,割生産隊的苜蓿,割山裏人傢地堰上種植的黃花菜,將那些桑樹苗一並割去;拾柴火,砍任何樹上的枯枝,也砍濕枝,甚至到南山去,幾個人進莊戶人傢纏住主人,幾個人就在屋後砍人傢的椿樹、楊樹;並將生産隊裏所有地塄上的野棗刺砍下來,連根也要刨出來,使地塄倒塌。村裏的一切果樹,果子幾乎在半青時就被我們打搶了,以至樹的主人用屎塗在樹幹上,用荊棘圍在樹下,而每日清晨那些女主人照樣站在村口破口大駡。我們成了一群痞子、一群禍害、一群土匪。在這群小流氓無産者中,我恨我的笨拙,不會上樹,不敢爬高,行動又遲緩,常常是敗露事情的目標。比如,我們要報復愛指責我們的貧協主席,將他傢的長得極大的一蓬船豆莢用刀子從土裏割斷根蔓,而我竟把刀子遺失在現場,後被查出;在把劉傢的黃柿子摘下一大簍埋在水稻田的污泥裏退澀焐甜時,被劉傢追趕,我跑不快被捉住了並如實交待了同夥。我們在瘋狂了半年後終於在一片唾駡聲中老實了,因為其中一個人發展成了小偷,使我們另外幾個人害怕被他帶壞,而且又有兩個傢裏開始為其訂親,也沒了多餘時間鬼混。那一日,我獨自去丹江對面的溝裏割草,鐮刀撞着了一窩蜂,雖然及時臥倒裝死,額上還是被蟄了三個包,忙用鼻涕塗抹了,背了草背簍趟過了齊腰深的河水。剛剛上岸,坐在岸邊穿那一雙破得沒了腳跟兒的草鞋,擡頭就瞧見了鄰村的我的一個同學。這同學已經是工人了,據說與另一個村的姑娘訂了婚。他推着自行車從水渠堰上走過,自行車上挂着大包小包是要去拜未來的丈人的。我立即低下頭去,又隱身於草背簍後。我不願意讓他看到我,但我卻偷偷地看着他騎上了自行車駛去,堰兩邊的草叢中青蛙就撲騰撲騰地跳進稻田。劉傢的一個媳婦在堤邊采白蒿,她有肝炎,一年四季采白蒿熬湯喝。她說:“嘿,你瞧瞧人傢,哪像你這模樣?!”這話使我感到極大的羞辱,我永遠記着這個刻毒的女人,她傷害了我,使我從那時起開始真正産生了自卑。當我成為作傢後,許多人問我怎樣才能成為作傢?我說,得有生活,得從小受到歧視,我舉的例子就有這個女人的那句話和說那句話時的眼神。我去生産隊交完了草後回到傢裏,我的臉是陰着的,母親端來飯我也不吃,爬到我傢的泥樓上發狠:我就這樣做一輩子農民嗎?!此事發生之後的10年,我回到了家乡,聽到了兩件事:一件是鄰村一個人責怪兒子不好好學習,沒有打,也沒有駡,領兒子去山上砍柴,偏讓兒子背得很多,以至走到半路,兒子腳磨破了,肩膀也被背簍襻兒勒出了血。兒子躺在地上站不起來,他開始教育了:“你不好好學習,將來就這樣一輩子!”另一件事是傷害過我的那個女人,丈夫去世後改嫁到了另一村,後夫有個兒子,她虐待,每次兒子砍柴回來,她總嫌兒子砍的柴沒有隔壁誰誰誰砍得多。那兒子指着門前公路上一個騎着自行車的女幹部,說:“人傢會騎自行車,你怎麽不騎?”我聽了大有感觸,尤其高興那兒子對後媽的詰問。我就在那一次偏去那女人傢看她,但她卻早忘了當年嘲笑我的話,熱情地接待我,還從葡萄架上摘了一串葡萄讓我吃,甚至說,村裏流傳着一個道士在很早很早的時候經過棣花,指着你傢的老房子,聲稱這一傢將來要出個人物的,果然就出了你啦!我開始想着離開農村,甚至幻想我本是讀書的料,若沒有“文化大革命”,我會考上高中、大學,去從事適宜於我的一份工作的。所以,在又一次徵兵時,我就報名了。軍人在60年代地位是非常高的,衹要一參軍,即使傢再窮,人長得再醜,也立即就能訂下未婚妻。報名當兵,必須走通公社武裝幹事的關係,但棣花公社的武幹我不認識,也難以與人傢認識。我們村有個在別的公社當武幹的人,他傢的日子十分富裕。一日我去他傢院墻外的桑葚樹上摘桑葚,偶爾往院中一望,望見了曬在那裏的一席白皮點心。60年代送禮即送一瓶酒或一包點心的。八月十五的中秋節,大姨從縣城來給我傢帶過一包點心,我和弟弟是關了院門,小心翼翼地打開油紙包,一人拿一塊,一邊吃着一邊用另一隻手在下邊接着掉下的渣。吃完了,舌頭在嘴角舔,又噙一口水涮涮咽下。而人傢竟點心多得吃不了,拿一張四六席在曬太陽啊!我是沒有提着點心去走通武幹的,結果報名後隨着幾十人去商鎮區政府大院接受參軍體檢,脫了鞋,脫了上衣,也脫了褲子,讓醫生拿着玻璃棒把身子的每一個部位都戳着看了,認為一隻腳是平板而遭淘汰。至後,又招收地質工人,大隊的三個領導在將十幾人的名單進行第一輪的篩選時,就將我的名字拉掉了。事後,據說拉掉的原因是他們三人不熟悉我。雖然知道是東街賈傢傢族的老八,但別的人近來踏破了門,我卻未去一次。“他以為他是誰,尋着尋着他去當工人呀?!”再是要招收一批公路護養工,我主動去大隊找領導希望能讓我去,而公路局的招工人員嫌我又瘦又矮出不了力,沒有被目測上。沒有被目測上,我氣惱了,月夜裏從大隊部往回走,一路見樹用腳踢樹,見石頭用腳踢石頭。後來公路上沒人,掏出傢夥來用尿邊走邊甩着寫字,寫的是:老子還看不上幹那力氣活兒哩!到了年底的某一天,我的那個當民兵營長的本族哥敲我傢門,他喝得醉醺醺的,說小學的一個女教師休産假了,要找一個代理教師,大隊的幾個領導和他商量,他推薦了我。我很高興,又擔心他是喝醉了鬍說的誆我,本族哥拍着腔子說是真的,明日可能正式研究哩。母親留下他給他做麵條吃,又在麵條下臥了兩個荷包蛋,希望他明日研究時一定要讓我去當代理教師。這一夜和第二天的上午我都是惶惶不可終日,我估摸我是十拿九穩的。因為我學習好,字也寫得好,全大隊誰能比我強呢?我甚至想象了我在課堂上講課的情景:帶一個小凳子,板書時站在小凳子上就可以把字寫到黑板的上部了。但是,這次我又落選了。本族哥見到我時破口大駡,說沒想到代理教師有那麽多人在爭取名額,而且一個領導堅持要讓他推薦的一個熟人去。爭執了一陣,後來都不說話,他上厠所去尿尿了。等尿回來,他們舉手已表决了,定的是那個領導推薦的一名婦女。接二連三地打擊,磨掉了我的志氣,往後再有什麽招工招幹我連理都不理了。記得有一次李傢的那個兒子穿戴整齊地出村去,我說穿得這麽新去丈人傢呀?他說鐵路上到棣花招工哩,你不去公社看看?恰好一群孩子攆打着一對交尾的狗跑過來,我二話沒說,抄起了一根棍子就打那衹長着黑眼圈的狗。黑眼圈狗痛得哼叫,但它逃不走,因為尾部還連着母狗。李傢的兒子怪怪地看着我,我聽見他在說:“你給我使什麽性子?不去就不去,你就好好做農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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