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言之，毛泽东至少有三种化身：历史上的革命家，他过去的功绩鼓舞着现实的行动；当代的主席，群众的红太阳，他本人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个活样板（除了1966年畅游长江那种著名的偶然举动之外）；以及由他的思想所表现的人格面具。所有这三种化身把毛泽东置于一种同人世间活动隔绝的状况。所以，必须发现或造就另外一种人，他们将充当榜样，作为毛泽东想塑造出的中国人的态度的化身。
毛泽东的革命一代曾在中国历史和小说的传统英雄形象中，尤其是在英雄豪杰小说的英雄豪杰形象中，找到了最初的自我。［81］上述这些豪杰，如武松（《水浒》）、黄忠（《三国演义》）、穆桂英（宋朝一位传说中的女将）等等，曾一度被推荐为人民共和国初期群众学习的英雄典范。但是这些英雄典范有两大缺陷。首先，这些英雄们在失败的困境中往往找到了最慷慨的机会，宁可守节而决不屈服，这很难成为国家向人民保证战胜逆境并夺取胜利的最好范例。第二个缺陷在于他们同封建时代的联系。在共和国的最初几年中，传统文化似乎早已死掉，被“五四”的一代埋葬了。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旧时代的幽灵再次登场。［82］侠义勇士们那种堂吉诃德式的个人英雄主义是与集体观念背道而驰的；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正在请出传统英雄人物来鼓起人们的勇气去反对专制权威。在“大跃进”时期，农民们把自己比作敢作敢为的勇士，他们面对自然界不再听天由命了。既然曾经有过种种教训，为何还要鼓励人们重新依赖这种个人主义的历史典型呢？早在1958年，周恩来总理曾赞扬某个农业合作社的老人们说：“老年赛过老黄忠”［83］。
从传统英雄到现代英雄的过渡是通过三个榜样来实现的：诺尔曼?白求恩（八路军的加拿大籍外科医生，他于1939年死于血液中毒）、张思德（死于国内战争时期的一名战士）［84］和愚公（愚公敢于向自然挑战，他试图移开挡在他家门前的大山）。最后一位也是最令人钦佩的一位。“中国人民不仅要学习愚公，而且要成为一个愚公，一个活愚公，或一个新愚公，不管‘山’这个名词是用来比喻障碍、困难还是反革命分子。”［85］但是，在这些传统的各自独立的榜样中间，一个是无历史记载的神话人物，还有一个甚至不是中国人。再者，他们是这样的榜样：虽然非常无私，但却缺乏个人英雄的信念。社会所需要的是兼备如下两种最优秀的品质的人物：具有传统英雄的主观热情和现代榜样的集体责任感。
1963年3月，这样一个人物就借着雷锋的名义而被人民解放军政治部造就———或者说是发现了。全国很快就看到一批这样的英雄接二连三地涌现了出来，他们每一位都被用来说明这种或那种美德；可以用某位战士来说明部队的善行，可以用某位工人来强调利用废钢铁的重要性，可以用某位学生来作为鼓励自愿下乡的榜样。他们每个人都具有一种共同的品德：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无一例外地都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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