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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类 》 春秋大義 》
（二）作為官方政治學的“春秋大義”
熊逸 Xiong Yi
《唐太宗文集》——《春秋决獄》——《詩經》和《春秋》的聯合斷案——對孟子的一次問難
儒學之“施於有政”，著名的概念很多，以現代人的熟悉程度來論，恐怕排第一位的就是“以德治國”了——這也正是“《春秋》學”的一個提綱挈領的要義。但要細論起來，事情卻沒有那麽簡單。
我們一般人都知道儒傢和法傢勢同水火，好像儒傢就是講以德治國，靠領導人高標人格的感化作用來扭轉社會的道德風氣，而法傢就是講以法治國，是鬍蘿蔔加大棒式的照章辦事，不講道德人情。其實，就像前邊例子裏講的，儒傢並不反對依法治國，但要以德治為主，以法治為輔，而“德”的內容千千萬萬，要從經義之中細心發掘，在現實之中靈活運用，這就是典籍的經世致用之功。
“以德治國”在歷代帝王之中往往被列為頭等綱要，古人講立德、立功、立言，在帝王而言，立德無疑是首當其衝的事情——無論他是明君還是昏君，無論他是“德主刑輔”還是相反，這個“德”總是要立的。《貞觀政要?文史》記載唐太宗的一則故事很能說明這個問題：
【貞觀十一年，著作佐郎鄧隆表請編次太宗文章為集。太宗謂曰 ：“朕若製事出令，有益於人者，史則書之，足為不朽。若事不師古，亂政害物，雖有詞藻，終貽後代笑，非所須也。衹如梁武帝父子及陳後主、隋煬帝，亦大有文集，而所為多不法，宗社皆須臾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竟不許。】
這段是說：貞觀十一年，一位叫鄧隆的官員奏請把唐太宗的文章匯編成集。
想唐太宗一代英明領袖，自有無數的遠見卓識，而且他還很有文采，至少我個人感覺他的文章並不比“唐宋八大傢”要差，所以，編一部《唐太宗文集》怎麽想都是一件好事。況且鄧隆這個提議，就算滿朝文武當中有些人不以為然，可誰又敢提反對意見呢？
出人意料的是，還真就有人提了反對意見，這個人就是唐太宗自己，他說：“我那些重要講話什麽的，如果真的很重要，如果其中真有一些有益於人的內容，史官自該記錄在案，也自然足以傳之不朽；如果有些內容純屬不循古訓、烏七八糟，就算辭藻再怎麽漂亮，一旦流傳下去也衹會惹後人笑話。看看梁武帝父子和陳後主、隋煬帝，他們都有文集行世，可他們的所作所為實在讓人不敢恭維，哪一個不是沒折騰多久就把宗廟社稷給折騰完蛋了？所以說啊，當皇帝的要靠什麽，靠的是德行，重中之重的就是德行，區區文章又算得了什麽呢？”
唐太宗這番話，儒傢可以說他深得儒傢聖王“行不言之教”之理，道傢也可以說他深得道傢“無為”之法，法傢也可以說他深得法傢“不以術示人”之術，反正誰傢都不提倡領導人多發議論。——要知道，這個立場很容易被人認為是道傢的，其實儒傢的“無為”思想並不弱於道傢。比如在《論語》裏，孔子有一次發感慨說自己不想再說話了，弟子們很是納悶兒，問老師：“您要是不說話了，我們的學費不是白交了麽？”孔子回答：“老天不是也不說話麽，四季照樣輪回，萬物照樣生長。” （註釋1）這問題後來蘇軾說得明白：“我讀《史記?孔子世傢》，發現孔聖人說話很是循規蹈矩，言必稱先王，而再看他那幾個著名的學生，子路的勇武、子貢的口才、冉有的智慧，在當時天下都堪稱數一數二，可孔子卻不大喜歡他們，唯獨喜歡那個三腳踢不出一個屁的顔回，嗯，這是有深意的啊。”——這“深意”是什麽呢？蘇軾歸結說：“孔子的‘道’是‘平易正直’的，他這是預料到後世一定會有竊取他的學說而做不義之事的壞傢夥。如果自己說話又是高深莫測又是長篇大論，這是很容易讓後世的野心傢鑽空子的。孔子這番良苦用心值得我們好好體會啊，想想我們自己吧，如果為文立論過於註重文辭，那就與聖人的主張背道而馳了啊。”（註釋2） ——蘇軾這話的確發人深省，不過話說回來，蘇軾自己在這個問題上恐怕是最沒有發言權的。^_^
如果我們不因人廢言的話，蘇軾的這層體會正可以解釋《貞觀政要》的這則軼聞：唐太宗此刻表現出來的似乎正是“平易正直”的一面，如果當真浩浩蕩蕩地搞一部文集出來，豈不是會讓蘇軾那樣的知識分子們偷偷笑話麽？唐太宗把話說得坦白，還真不是假謙虛，就這樣，鄧隆的馬屁提案竟然未獲批準，貞觀年間的考研大軍這纔算鬆了一口氣。
以儒傢的眼光來看，唐太宗這番表態可以說是“以德治國”的一種體現，而有趣的是，歐陽修他們在修《新唐書》的時候還真就沒有收錄什麽皇帝的詔令，把“本紀”部分搞得很是簡潔，後來章學誠還為這事挑了一回大指，誇歐陽修他們深得《春秋》的筆削精髓，比司馬遷和班固做得都好。看來，領袖治國在德而不在文，這倒真是很多人的共識。可是，儒傢翻來覆去念叨這個“德”字，而這個“德”到底包含哪些內容，這其實是相當含混的。舉個例子來說，司馬光曾經在給皇帝的上疏裏具體談過這個問題，說君主之“德”包含三類內容，它們分別是：仁、明、武。（註釋3）
“仁”，近似於我們一般理解的“德”，強調一種教化型的政治作風；“明”意味着有明智的腦瓜，知道誰是好人、誰是壞蛋，知道什麽是對、什麽是錯；“武”並不是窮兵黷武的意思，而是說君主要有良好的判斷能力，當十個參謀官貢獻了十條意見的時候知道該選哪一個。——誰都知道這道理不錯，可這種說法卻怎麽看怎麽都像格鬥中的第一金科玉律：一定要打倒對手，一定不能被對手打倒。^_^
現在一些問題就比較明確了：難道儒傢的“德”就僅僅是倫理意義上的“道德”嗎？
——當然不是。
難道“德”就全是講教育、講感化嗎？
——當然也不是。
具體看看董仲舒，這樣一位官學泰鬥，難道就衹是在書齋裏邊悶着頭搞教學和著述嗎？
——當然更不是。
我們敘述的時間順序是從後嚮前的，就從老董的晚年說起好了。
不，不該稱呼“老董”，而該恭恭敬敬稱他一聲“董老”。話說董老辛辛苦苦一輩子，終於光榮離休了，可離休了也閑不下來，朝廷每有大事爭議不下的時候，就派張湯到董宅找董老來討主意。張湯其人我們前邊已經見過，是漢代風光一時的大法官，而大法官頻繁地去找大儒者討主意，這本身就很說明問題了。
主意討來討去，少說也討了好幾百回了，就連叫化子討飯都沒有這麽膩人的。董老給的主意雖然都是就事論事，可人們對這些意見回頭再一捉摸，發覺其中句句都是金玉良言。於是，這些主意最後被匯集成書，一共收錄了二百多條——但這可絶對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儒傢學問書，而是一部法典，題目叫做《春秋决獄》。顧名思義，書的內容是以“春秋大義”來裁斷疑難案件的。（註釋4）
看，儒傢大師貢獻法律判例。而更有甚者的是，有人認為《春秋》一書根本就是孔夫子的法律專著，比如明代黃正憲《春秋翼附》，作者的大哥在序言裏就這麽說：“《春秋》，吾夫子刑書也。”（註釋5）
咱們想想，像錢鐘書、陳寅恪這樣的大學者，學術水平絶對不在董仲舒之下，但是讓這兩位去參與判案和製訂法典，恐怕誰都會覺得荒誕吧？
那麽，董仲舒又是怎麽給大法官支招的呢？所謂《春秋决獄》，又是怎麽以《春秋》的內容來作判案依據的呢？咱們來看一個例子：
【甲無子，拾道旁棄兒乙，養之以為子。及乙長，有罪殺人，以狀語甲，甲藏之。甲當何論？
斷曰：甲無子，振活養乙，雖非所生，誰與易之？《詩》雲：“螟蛉有子，蜾（guo-3）蠃（luo-3）負之。”《春秋》之義，父為子隱。甲宜匿乙。
詔：不當坐】（註釋6）
這段文字可以讓大傢體會一下當時法律文書的行文風格。我們現代人學習傳統文化，大多都是去讀唐詩宋詞、駢散名文，卻對古代實用體裁的東西瞭解不多。而實際上，這種實用類的東西在當時可比詩詞歌賦重要太多了。作為意識形態根基的學術典籍自然就更重要了，要知道，詩詞歌賦多是抒發一些閑情逸緻，至多也就是發發憂國憂民的感慨，在名利之途上有時也能趕上以詩取士的好日子，而儒傢典籍卻不一樣：小可以安身立命，大可以安邦定國，這纔是社會發展的主旋律。
好了，我們現在來好好看看《春秋决獄》的這一小段到底在說什麽。
這一小段一共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提問題，第二部分是董仲舒回答問題，這兩部分是主幹，最後第三部分是皇帝的簡單批示。
問題問的是：現在有這麽一個案子：某甲沒兒子，在路邊揀了個棄嬰，收養下來，叫做某乙。某乙長大成人之後，有一回犯了罪，殺了人，回傢之後就把犯罪經過如實告訴了養父某甲。某甲知道事情不妙，就把養子某乙窩藏起來。現在案情都清楚了，我們為難的是，不知道該把某甲定什麽罪？
先別管董仲舒怎麽回答，想一想，你覺得某甲應該定什麽罪呢？
窩藏兇嫌，應該判個幾年吧？
不過，這有什麽難判的呢？很簡單的案子而已啊？
——現在我們看這案子很簡單，在當時可不簡單，問題的癥結就在某甲和某乙的“父子關係”上：如果衹是簡簡單單的小尼姑包庇令狐衝，這還好辦，可爸爸包庇兒子，這……再說了，他們到底算不算父子關係呢，他們衹是養父和養子而已呀？
董仲舒的回答是：某乙雖然不是某甲的親生兒子，但這種父子關係我們是應該肯定的。《詩經》說：“螟蛉有兒子，土蜂背起它。”《春秋》的道理是：父親天經地義地要為兒子的過錯作遮掩。所以，養父某甲應當藏匿養子某乙，這是沒有錯的，不應判罪。
皇帝下的詔書總結說：“那就沒某甲什麽事了。”
先說說文風。這種一問一答的風格是不是很眼熟啊？不就是《公羊傳》的風格嗎？看來，董老作為公羊學大師，搞起法律來也是公羊味兒十足啊。
——這個推論非常合情合理，惟一的問題是：它是錯的。
那時候的法律文本流行這種風格，並不是學自《公羊傳》或《榖梁傳》。《公羊傳》和《榖梁傳》從戰國以來一直都是口傳心授，到漢朝纔被正式書寫成捲。而秦簡《法律答問》卻早已是這種腔調了。更有意思的是，法律文本好像應該援引相關法條纔是，比如說《刑法》某某條怎麽說，《民法》某某條怎麽說，可董老援引的卻是《詩經》怎麽說，《春秋》怎麽說，在我們現代人看起來可真不像是在搞法律。
《詩經》裏的這句“螟蛉有兒子，土蜂背起它”（螟蛉有子，蜾（guo-3）蠃（luo-3）負之）傳入了民間，我們聽評書裏常說的一個詞，叫“螟蛉義子”，就是從這兒來的，很古雅吧？螟蛉是一種飛蛾，蜾蠃是一種土蜂，古人觀察到土蜂把飛蛾的幼蟲扛到自己傢去，以為土蜂這是把飛蛾的幼蟲收為養子，所以就有了“螟蛉有子，蜾蠃負之”這個說法。其實土蜂沒那麽好心腸，它之所以收養“義子”，是要拿它們來喂養自己的親兒子。——這個血淋淋的真相我知道，現代昆蟲學家也知道，可董老當年不知道。
至於《春秋》的那個“父親為兒子的過錯作遮掩”（父為子隱）的精神，大傢可能也會覺得眼熟。——《論語》裏有這樣一個名段，說葉公對孔子說：“俺們那疙瘩有個耿直的人，他爸爸偷了人傢的羊，他把他爸爸給揭發檢舉了，夠耿直吧！”孔子心說：“要這麽說，俺們那疙瘩耿直的人更多，別說兒子檢舉爸爸，就連老婆檢舉老公，親兄弟、好朋友互相揭發，你打破了腦袋也想不出來的人倫怪事一應俱全。衹有你葉公想不到的，沒有俺們這疙瘩沒發生過的。”可孔子嘴上卻說：“我們那兒的直性子跟你們那兒不一樣：父親為兒子隱瞞過錯，兒子為父親隱藏過錯。”（註釋7）
——“父為子隱，子為父隱”，這又是儒傢的一個重要精神，體現的是：先禮後法、禮比法大；先親情後國法，親情比國法大。
所以，就這個案子，董老的邏輯是：養子和養父之間雖然沒有血緣關係，但本着《詩經》精神，應該將之等同於實質的父子關係；下一步，按照《春秋》精神，父親應該為兒子隱瞞過錯，兒子應該為父親隱藏過錯。所以，養父藏匿犯了罪的養子，這是合乎《春秋》之義的，不當判罪。
董老的這個邏輯在儒傢之中非常貼近孔子思想。其實這個問題孟子也曾經遇到過，但他就不是這個意見。——當時有人給孟子出難題，問他：“如果是舜當天子，臯陶當法官，而舜的爸爸犯了罪，這時候該怎麽辦？”
這是問難者精心設計的一個難題。要知道，舜是儒傢最為推崇的少數幾位大聖人之一，臯陶又是最著名的上古包青天，儒傢又是最講孝悌之道的。所以，臯陶會看着舜的面子給老人傢網開一面嗎？舜會利用權力影響司法公正嗎？如果舜認同了臯陶的秉公執法，爸爸要是被判死刑了，那不是透着自己不孝嗎？如果盡孝，用權力徇私，那舜還能成其為聖人嗎？
——孟子的時代是百傢爭鳴的時代，知識分子們一個個絞盡了腦汁刁難別人，這個問題問得就實在刁鑽透頂。想想看，如果你是孟子，你會怎麽回答呢？
反正我是答不出來，因為無論怎麽答，都會暴露出和儒傢所提倡的精神相矛盾的地方，暴露出儒傢思想並不是一套自洽的思想體係。——難啊，此題看來無解。
但是，孟子還真給解開了——要是沒解開，這件事也就不會被編在《孟子》這本書裏了——他老人傢說：“舜會由着臯陶秉公執法，但是，他緊接着就會劫牢反獄，把爸爸背走，從此放棄天子的地位，高高興興地和爸爸在海邊過着流竄生活。”
老孟有一套，這還真是個精彩答案，舜既沒有徇私枉法，又沒有違背孝道，臯陶也沒有特意給舜開緑燈，尤其是最後那個流竄海濱的鏡頭，更加凸顯出了舜的聖人風範。這個結局是如此的溫情脈脈，足以打動所有善良女生的柔軟的心——如果再能請到布拉剋?皮特來扮演大舜的話。
但是，事情真的這麽完滿嗎？
如果我們再追問孟子一些問題，他會怎麽回答呢？比如說，我們可以問問他：“就算事情真按你說的那樣發展了，那麽，大舜劫牢反獄是不是違法了呢？大舜父子二人是不是成為逃犯了呢？臯陶要不要通緝大舜他們呢？就算大舜父子逃出了國，當國際警察堵在門口的時候，大舜會拒捕嗎？就算臯陶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去聯絡國際警察來通緝大舜，可如果大舜父子因為非法入境遭到外國政府的遣返，臯陶又會怎麽辦呢？……”
很遺憾，這些問題已經沒機會問到孟子了，否則的話，還真不知道他會怎麽回答。
那麽，如果是董仲舒，他又會怎麽回答呢？“父為子隱，子為父隱”，這就足以回答上面那些問題嗎？孟子曾經遇到過太多的問難，董仲舒呢？
（註釋1）《論語·陽貨》：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註釋2）蘇軾的這些意見見於他的《荀卿論》，他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是批評荀子的：嘗讀《孔子世傢》，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為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為寡過而已矣。
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為夫子之所悅。顔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雲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為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為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為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
（註釋3）《宋史·司馬光傳》遂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獻，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
《續資治通鑒》捲第五十九：壬寅，同知諫院司馬光以三札子上殿。其一論君德曰：“臣竊惟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
司馬光《傳傢集》“陳三徳上殿札子”：……竊惟人君之大徳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義，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苖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獲而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強，闕一焉則衰，闕二焉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自生民以來未之或改也。
——這樣的大道理史不絶書，都是“一言可以興邦”的，放之四海而皆準。我們來看一個有趣的對照：《禪林寶訓》裏，遠公說作住持的道理：遠公曰：“住持有三要，曰仁，曰明，曰勇。仁者，行道德興教化，安上下悅往來。明者，遵禮義識安危，察賢愚辯是非。勇者，事果决斷不疑，姦必除佞必去。仁而不明如有田而不耕。明而不勇如有苗而不耘。勇而不仁猶如刈而不知種。三者備，則叢林興。缺一則衰，缺二則危，三者無一，則住持之道廢矣。”——幾乎就是照搬司馬光那套話，看來這“仁，明，勇”的道理既適合皇帝，也適合寺院住持？
（註釋4）這書早已失傳了，輯本見[清]王謨《漢魏遺書》當中的《春秋决事》。《春秋决事》也就是《春秋决獄》，就書名問題王謨在序言裏加按語說：“此書《漢志》作《公羊治獄》，《七錄》作《春秋斷獄》，新舊《唐書》作《春秋决獄》，《崇文總目》作《春秋决事比》，今從《隋志》。”——《隋書·經籍志》錄有“董仲舒撰《春秋决事》十捲”。
（註釋5）這篇序言還講了“三傳”在情理與法意上的關聯：“《春秋》，吾夫子刑書也。然刑由情生，情以法檢，故左氏準經以附情，公、榖破情以比法。顧準之過則病溢，破之過則病謬……”
當然，“刑書”一詞未必都是狹義的，如邵康節所謂：“《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先定五伯之功罪而學《春秋》則大意立矣。《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四國者也，有罪者亦未有大於四國者也。不先治四國之功過，則事無統理不得聖人之心矣。”（轉引自[清]汪紱《春秋集傳·春秋綱領》，汪紱於邵子文下加按語：“此數語至精要。”）
（註釋6）[清]王謨輯《漢魏遺書》輯董仲舒《春秋决事》
（註釋7）《論語·子路》：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请欣赏:
请给我换一个看看！ 拜托，快把噪音停掉！我读累了，想听点音乐或者请来支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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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記 | 自序 | | 引子之一：新問題常是老問題 | （一）“詆嶽飛而推崇秦檜也” | | （二）五十年前哈耶剋 | （三）我們今日還不配讀經 | | （四）祭孔.文天祥 | （五）義和團.誰還記得陳天華 | | （六）馬剋思論太平天國 | （七）恩格斯論“911” | | 引子之二：事實問題還是邏輯問題 | 引子之三：在詩歌的標簽之外 | | 第一章 殺人無罪，報仇有理 （一）徐元慶謀殺案 | （二）梁悅謀殺案：韓愈的法律難題 | | （三）以德報怨，以直報怨，以過分報怨 | （四）“漢時以經義斷事” | | 第二章 一經三傳：哲學、歷史、還是政治？（一）“三傳”小史 | （二）作為官方政治學的“春秋大義” | | （三）原心定罪：同罪不同罰 | （四）官員私鬥 | | （五）查案不難，判案纔難 | （六）趙傢村的愛國主義 | | （七）江山可以送人嗎？ | （八）三綱實係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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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 [II] [III]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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