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9年克拉科夫电影节上获奖的《七个不同年龄的女子》（Siedem Kobiet W Roznym Wieku，1978年）中，基耶斯洛夫斯基用了一种循环结构。故事发生在一所女子芭蕾舞学校：“周四”聚焦一个漂亮的小女孩；“周五”拍的则是另一个年长些的学生；“周六”里出现的是个较高年级的班级，一个女孩作为中心人物出现，她长得很像“周四”、“周五”里的年轻学生；“周日”为我们呈现一段浪漫的双人舞演出；而在“周一”里我们看到的则是另外两个学生的彩排，她们因体力透支而发出的喘息声将音乐淹没；“周二”的主角是个中年女子，她正在等待演员选拔的结果，最终，她得到了当候补的机会；“周三”的焦点则是在幼年班当芭蕾舞教师的老妇人。一周七天，再加上从童年到少年再到老年的推进曲线，为影片带来一种循环结构。时间周而复始，基耶斯洛夫斯基始终对身处舞蹈世界的女性投以一种同情的凝视。（我们甚至可以从第一个小女孩练习舞姿的动作中，看出一丝《红》中瓦伦蒂娜练舞的影子。）与他之前那些纪录片中占主导地位的男性角色不同，《七个不同年龄的女子》为他最后四部影片中引人注目的女性角色做了铺垫。
基耶斯洛夫斯基的视角在《谈话头》（Gadajace Glowy，英译名Taling Heads，1980年)中进一步扩大，影片针对波兰人的希望做了一次有趣的调查。在这部真正意义上的“希望音乐会”中，我们听见基耶斯洛夫斯基亲自提出的三个问题：你出生于何时？你究竟是谁？你最想要什么？他们的出生年月被打在银幕上，从1979年刚降生的婴儿到1970年代末期出生的孩子，再到年龄更大的受访者。他一共采访了从7岁到100岁的100名波兰人，其中40人被用到了影片中。大部分人的回答听上去都很理想主义，有激情，而且显得格外民主。最滑稽的答案来自最后一位受访者：“我想要活得更长!”这位年已百岁的老妇人回答道。
1988年，由迪克·里内克领导的一家荷兰制片公司委托数名导演，联合执导杂锦电影《城市生活》（City Life），拍摄地点包括加尔各答（印度导演姆利纳尔·森［Mrinal Sen］）、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导演阿列杭德罗·阿格莱斯蒂［Alejandro Agresti］）和休斯敦（美国导演伊格尔·潘内尔［Eagle Pennell］）等。基耶斯洛夫斯基拍的一段名叫《一周七天》（Siedem Dni W Tygodnui），片长18分钟，从周一至周六，分别在华沙各地拍摄。每天都会聚焦一些不同人群的生活点滴。星期一，一个男人在洗漱（还没结束就有人来敲门），然后坐公交车去工厂上班；星期二，一个女人打扫房间，将折叠床收回成沙发，然后再给别人打扫房间，准备早餐；星期三，一个年轻男子教小孩学俄语，然后干起了打字员的工作（打的内容是“政治局节假日会议”）；星期四，一个年轻女子白天为美国交响乐团当导游，下午在医院当护理；星期五，扎马尾辫的鼓手在自己的运动鞋上涂来画去，然后把鞋放在地板上，划出公寓里属于自己的地盘；星期六，老妇人先是在邮局等待养老金发放，接着去使馆排队等签证，然后去肉店排队买香肠。星期日，之前出现的所有这些人坐在一起吃早餐，此时，我们才意识到，原来他们是一家子。一周七天，生活在华沙的三代人经历了他们日常所面对的各种问题，包括困难的居住条件、繁重的翻班工作，以及官僚主义。
时间是基耶斯洛夫斯基早期作品的精髓所在，他用小时（《医院》），用天（《七个不同年龄的女子》），用年（《谈话头》），用大的生死循环（《叠句》）来记录时间的流逝。与之相似的是，他当年的同事也都提到过，基耶斯洛夫斯基喜欢计算自己已用了多少胶片，还剩余多少，他着迷于用一格格的胶片来记录时间。正如犹太教信徒祈祷时说的：“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作品反映出一种深层的意识：可能性取决于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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