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李登辉取得代主席后，因怕在党代会上落选，还挖空心思地运用舆论，为自己顺利当选造势。第十三届党代会会前，他找人写了一本《众望所归——海内外各界衷心支持推举李登辉先生出任中国国民党主席》一书，给国民党第十三次党代会的代表们各发一本。这本书一发，给人造成不是他要做党主席，而是海内外要他当国民党主席的印像。
李敖说：过去，蒋介石每在“总统”选举之前，学袁世凯搞筹安会式的“劝进”丑剧，而且此起彼落，一会儿党内一致“劝进”，一会儿“国大”群相“劝进”，李登辉如真有民主品质，就不该随蒋介石再搞“劝进”丑剧。但是，他不但学蒋介石，而且快马加鞭，一会儿126位“立法委员”劝进，一会221个侨团联名“劝进”，一会是总工会40余个理事联名“劝进”，一会儿又是8015个海内外各界及“敌后”地区人士联名劝进……一波又一波，真可谓丑态毕露。完全没有民主政治的正常现象，看了令人倒胃。蒋介石出身流氓，无知无识，搞这套把戏，犹可理解，李登辉出身高等知识分子，受过西方教育，回台湾执政却走蒋介石之路，这就不可原谅了。从李受的西方民主洗礼比例上看，其丑陋更甚于蒋介石。蒋介石是不知其丑而搞丑剧，李登辉却是明知其丑而搞丑剧。
李敖指出李登辉学蒋介石共有十点，其中主要几点是：
其一，蒋介石搞作人君、作人师的“训词”，李登辉也学着搞。李登辉上台后，台湾当局的“铨叙部”根据李登辉的指示，炮制了一本《迎接未来，任重道远——李“总统”登辉先生言论选辑》，发给各机关研读，有的国民党机关以这种“圣谕广训”，举办研读心得比赛，台北市政府也奉命编了一本《“总统”嘉言录》，印制1500本，发给下属机关、员工，市政府还要求“市政同仁 以‘读训’的方式研读”。
其二，蒋介石搞干涉新闻言论自由的动作，李登辉也学着办。有一次，台视记者采访大陆偷渡船只被撞事件，因新闻处理上有些模糊，李登辉看了，认为此新闻有台湾军方故意撞渔船的误导作用，在国民党中常会上点名批评台视的新闻报道不当，此后，李登辉又下令国民党文工会对台视发出警告，并处理相关人员。台视在李登辉和文工会的压力下，将报道此新闻的记者、采访部主任、新闻部经理等人予以处分。
除此以外，台湾新拍的电影，也须经李登辉“御审”，才能上映，如《末代皇帝》、《基督的最后诱惑》，新闻局长邵玉铭看了作不了主，非得请李登辉亲审后，才能公开放映。
其三，蒋介石干涉司法，使司法不能独立，李登辉也学蒋介石，不准司法独立。台湾“司法院”的大小事情，包括“司法院”办的简报，大小官员的任命，李登辉均要亲自过问。
其四，蒋介石搞道统、大捧王阳明的手法，李登辉也学了过来。蒋介石祸害中国，不但祸害人民的身体，还祸害人民的精神。他大肆提倡、宣传王阳明及“阳明学”，就是一例。王阳明的学问、长处，蒋介石学不到，王阳明的短处，蒋介石却青出于蓝，连王阳明也甘拜下风。蒋介石生前死后，台湾的地名、山名、学位名称，也叫什么“阳明山”、“阳明山庄”、“阳明医学院”、“阳明海运”等。李登辉上台后，也学起蒋介石来，抬出一个古人——朱熹。他公开在台湾大力提倡朱熹之学，还指示开朱熹学术研讨会，创办《活水》半月刊，甚至将《活水》半月刊免费寄往大陆的一些图书馆。他自己还当众念起朱熹的《观书有感》诗。李登辉这种做法，与蒋介石搞阳明学如出一辙。蒋介石抬王阳明，是因为王系他的大同乡，蒋介石附庸风雅，特加攀附。李登辉出生台湾，可台湾祖先只有罗汉脚，没有罗汉脑，他找不到有影响的文化名人，只有在祖籍地——福建找，七找八找，找到了朱熹，正好连成一系，与浙江分庭抗哲，以朱代王。
可笑的是，李登辉对朱熹并没有研究，他念的朱熹的《观书有感》中的“半亩方塘一鉴开”竟念成了“半亩方田一鉴开”。这样的水准，怎么能叫别人学好朱熹呢？为此，李敖在《歪嘴又打朱熹牌》一文中，对李登辉大加鞭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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