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史 》 大歷史不會萎縮   》 一國兩製在歷史上的例證(1)      黃仁宇 Ray Huang

　　我這次討論一國兩製限於一個國傢企圖在現代化的時候，其行政事項不能全由一套數學公式處理所産生的情形。在我看來，一個現代化的國傢，有別於尚未現代化的國傢，在其政務可以用數目字管理。因是它之體製，具有流綫型。以後的行動，也比較可能預測，即使在過程中有一國兩製的辦法，其需要兩種立法或是兩種司法體製，也是緣於歷史地理上的要求。這與一個國傢故意將其權力在兩個地區不平等地分配者不同，有如母國與殖民地的關係，或者王畿與諸侯采邑之區別，那不是我所說的一國兩製，也不屬於刻下討論的範圍。
　　下面提及四個例子，彼此在時間上及空間上的距離都很大。自此看來一國兩製早已在各處前後發生，並不算是在今日伊始。我提出這幾個例子，也無特殊創意，它們早已經歷史學家提出，也經過專傢之推敲。衹是把這些例子，歸納於現在的一國兩製標題之下，倒確是草創。我希望有了今天的初步檢討，再加之也繼續研究，大傢可以在實質上體會到一國兩製，確是歷史上曾經發生的事物，而不僅衹是一種帶宣傳性的標語，或者衹是一團政治塵沙所産生之霧影。
　　當然這些例子可以在大範圍之內給我們若幹啓示，可是我不提倡從中抽出細節和現下中國比擬。原因很簡單，今昔不同，環境上與背景上有很大的差異。刻下我們的檢討，無從避免粗枝大葉。除非我們有更精刻的研究提供極確切的資料，否則，將兩種偶然相似之處混為一談，跡近武斷，甚可能産生誤解。
　　我的第一個例子為蒙古人在中國所創立的元朝。《元史?食貨志》提到，元朝立國之後稅收南北不同，華北用租庸調製，華南用兩稅製。我們在檢討此間區別之前，先在背景上應有若幹認識。
　　上面提及，一國兩製因企圖現代化而産生。元朝立國於13世紀至14世紀，此時中國是否已曾現代化可能引起爭執。哈佛教東亞史的專傢賴世和與費正清，在他們的標準教科書內提及中國"前期的現代"已在晚唐來臨，亦即在8世紀至9世紀間。他們所持的理由乃是此時中國社會穩定，所有的組織制度也已整體化，又能彼此平衡。這和"古典時代"的中國前後不同。這樣說來元朝確已進入現代了。他們的立論不是沒有獨到的眼光，衹是用詞缺乏堅定性。所謂"穩定"、"整體化"和"平衡"都是抽象字眼，不可捉摸。用之在歷史裏樹立里程碑，不能令人完全置信。
　　我個人認為中國傳統時代極長。中國早已進展到現代化之門前，甚至比很多國傢早好幾個世紀，可是雖叩關仍不得其門而入。究其原因乃是中國早已發現用數學公式處理國事之大前提，她卻始終不能引用真實的數目字，元朝的情形亦復如此。
　　租庸調製承襲於北魏暨李唐王朝，其先决條件為土地國有，全民通過"均田"的一段層次，每傢每戶都按人口及耕作力據有配有耕地。於是，稅收采取"包束式"，租為𠔌物，庸是不付工資的勞力，照例每人每年20天，調為紡織品，普通用麻布繳納。其稅率全國一致，各傢戶按丁數乘基本數付稅，或以一夫一婦為一"床"而按床繳納。事實上均田很難按實做到，各傢各戶的田地也有高低，衹是因其稅率極微，一般農民不難照辦。換言之，租庸調取其明白簡單，不仔細計較內部之公平。在一種原始型的農村經濟之間，佃農不成為重要因素的話，可以通行無阻(關於租庸調的解釋，歷來考證的結果意見分歧，這裏衹概示與其他稅製最大不同特點。
　　兩稅為夏稅與秋糧，各在收成期間徵收，以田地的畝數為根據，也因肥瘠而高下，亦即稅收與各傢戶之收入成比例。一般情形，較依租庸調之包束式的收取為多。
　　元朝之南北兩製有其歷史上及地理上之原因。當蒙古人進占華北時，這整個地區已經契丹、女真等半遊牧民族割據一百多年，這些民族已將當地鬍漢混同的人口編為各種公社。雖說我們無從確定當日土地占有之詳情，衹是契丹、女真之民政兼具半軍事性格，可見得其政權能直接控製絶大多數之小自耕農(契丹與女真對華北戶口的管製之概況，見《遼史?兵衛志》所敘"蕃漢轉丁"及"五京鄉丁"及《金史?食貨志》內所敘之"猛安謀剋戶"。
　　，於是徵兵籌餉都以極短綫條的途徑直接輸納於軍中。蒙古人以馬上得天下，沒有不歡迎這動員容易之制度的理由。
　　可是華南地形復雜，耕作物品類繁多，上述包束的稅製礙難通行。況且南宋已在此間定有完整之稅製，如果將其稅收底賬放棄，一切重來，未免花費。所以元世祖忽必烈於公元1282年詔令全部地區一切如舊，自此一國兩製成為事實，終元季之世，衹有局部修訂而從未全部放棄。
　　再則在忽必烈之前，蒙古人已采用他們在草原地帶的辦法，將徵服的部落發配貴族王子為奴，他們在中國也有如是之封祿稱為"投下"。直到忽必烈采用南宋體式之政府實行中央集權，纔詔令廢止此等小單位，但是《元史?食貨志》仍載有150個皇子公主及功臣等的采邑。他們封到的戶口，少衹有三戶五戶，多至10萬戶。根據法令，食邑者衹能派經理人員至地方政府，接受納稅所得，不能據地産為莊園，或執人口為農奴。可是如此重複的編派，在體製上至為紊亂。
　　忽必烈本人執政也多矛盾。他在並吞南宋時希望結納南方人心，於是詔令凡宋廷額外徵派一律罷免。在紙面上元朝稅率極低，可是事實上非正規之差派仍是紛至沓來，有如徵日本時造船之徵發，在忽必烈統禦期間他經常需要擴充財政與稅收，因此曾犧牲手下三個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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