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评传 》 康震评说苏东坡   》 第18节：三、大难临头(1)      康震 Kang Zhen

　　三、大难临头
　　（引语）此时此刻的苏轼，神经也是高度紧张、高度敏感，其实即便旷达超迈如苏轼，一旦面对死亡的威胁，又如何能做到心如止水？
　　苏轼为了躲避朝廷中围绕变法的是是非非，主动申请到外地做官，八年当中连续担任杭州、密州、徐州三个地方的行政首长，也取得了不错的政绩。宋神宗元丰二年（1049）四月，苏轼又来到了湖州（今浙江吴兴）担任知府。新的环境，新的开端，苏轼开始酝酿新的工作计划，要为地方百姓多做些实实在在的好事。然而，这一切却都不可能实现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灭顶之灾彻底打碎了他的美好愿望。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黑云压城 山雨欲来
　　苏轼在地方工作的这几年，朝廷的政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年吵得热火朝天的变法派、反对派的核心人物都已经先后离开了朝廷。强硬的变法派领袖王安石在三年中先后两次被罢免宰相，后来只好心灰意冷地闲居在南京。反对派的领袖人物司马光则长年闭门著书，不问国事。
　　当时的朝廷上，主要活跃着这么几类人物--
　　一是宋神宗。他二十岁继承皇位，在王安石的辅佐下大力推行变法改革。如今十多年过去了，神宗已经三十多岁，由一个锐气十足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成熟老辣的独裁者。随着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他迫切需要建立牢固的个人权威，因此对反对变法的传统势力采取越来越严厉的压制态度。换句话说，熙宁年间变法刚刚起步的时候，反对派的声音还只是不同政见，不是什么罪过；但是到了元丰年间，变法早已成为庙堂国是，谁再要抨击新法、表达反对意见，那就是反对国策，就是反对神宗皇帝，就是犯罪。
　　二是王安石的门生以及他提拔的新进之士，代表人物是御史中丞李定，权监察御史里行舒亶、何正臣。他们的工作是负责监察、审理、审讯、监督朝廷官员，其职能大体类似于现在的国家监察部。这些人都是依靠革新和变法的潮流走上朝廷高位的，根底较浅、声望较低。他们最担心的就是司马光、苏轼这样反对变法的旧党人物卷土重来，危及自身的利益。所以他们对于旧党人物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只要有适合的时机，便不遗余力地予以抨击、打击。
　　三是宰相王珪等人。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这些人没有什么一定的政治主张、政治原则，也没有什么实际的政治才干。比如王珪，就是所谓著名的"三旨"宰相--请来圣旨，得到圣旨，传达圣旨（事载《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6）。他们既不是变法派，也不是反对派，之所以能够在朝廷站住脚跟，靠的就是察言观色、见风使舵、固步守成，但这批人最大的危害就是心胸狭隘、嫉贤妒能。
　　看起来，这三种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但是有一点可以促使他们拧成一股绳，那就是为了共同的利益所在，要拿吵嚷不休的反对派开刀，给旧党人物一次强有力的打击，借以巩固自身地位。前台主刀的是李定、舒亶等人，王珪是个敲边鼓的角色，至于宋神宗，则是那只隐藏在幕后的看不见的手。
　　前文曾说，由于种种原因，变法与反变法的争论，最后已经逐步演变为排斥打击异己分子的残酷政治斗争。那么，拿谁开这第一刀呢？他们把目标锁定了苏轼，认为他最合适。原因归结起来，有这么几个：
　　第一，苏轼在反对变法的旧党人物中，名气比较大，声望比较高。欧阳修去世后，苏轼逐渐成为文坛与学界的领袖人物，身边聚集了如"苏门四学士""苏门六君子"等一大批著名的文人学者，在社会上具有很大影响力。如果扳倒了苏轼，也就扳倒了拥护他的那些文人，扳倒了一大半反对派！
　　第二，在反对派当中，苏轼敢说敢为，反对新法的声音比较高，抨击力度较大。虽然这七八年他一直做地方官，但还是呈给皇帝不少反对新法的奏章，写了不少抨击新法、嘲弄新法人物的诗文，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他虽然距离朝廷远，可是他声音大，是个大喇叭。把苏轼给扳倒了，等于就把这个喇叭给堵起来了。
　　第三，宋神宗虽然不满意苏轼的反变法言论，但却非常欣赏他的才华。皇宫里的人都知道，神宗吃饭的时候，只要停下筷子阅读，那肯定是苏轼的诗文或奏章（事见宋·王巩《随手杂录》）。偏偏他这几年在地方上干得不错，政绩突出，深得百姓爱戴，还得到了宋神宗的嘉奖。保不准哪一天神宗会一声令下，将苏轼调回京城加以重用呢！对于李定等人来说，这是个极不稳定的危险信号。所以他们坚决不能让苏轼这样的人再次回到朝廷，不但要把他扳倒，最好能置之于死地，这就会使得反对变法的旧党人物失去一次东山再起的机会，起码失掉一员大将，这对于巩固自身的地位是非常有好处的。
　　祸从口出 罪从天降
　　但是究竟怎样才能真正扳倒苏轼，置苏轼于死地呢？李定等几个人一碰头，想来想去，"讥讪朝政""愚弄朝廷""指斥乘舆"是比较适合苏轼的致命罪行！说白了，就是苏轼讽刺新法，藐视朝廷，训斥皇帝--这么严重的罪名，够砍一百次头了！但是你空口白牙地说人家有罪，谁相信呢？所以，要想扳倒苏轼，必须得点燃一根导火索，让这股火苗一直烧到宋神宗头上，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导火索终于找到了！苏轼到达湖州之后，按照惯例，给皇帝写了一封表示感谢的奏章，即《湖州谢上表》。这封奏章按惯例在朝廷的邸报（内部新闻通报）上发表，供群臣传阅。李定等人反复细读这份短短的三百多字的上表，终于从字里行间挖出几处刺眼的文字--
　　苏轼说湖州"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即湖州风俗纯朴，是东南地区平安悠闲的城市，山水清秀，是朝廷礼遇贤能的好地方。这分明是在埋怨朝廷不给他委以重任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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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集】百家讲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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