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富有戏剧性的大约是吴淞铁路。1876年,英国商人在上海修建了一条从黄浦江边到江湾的铁路,全长15公里,主要用于载客。当时的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沈葆桢十分愤怒,极力阻止。英国商人去找北洋大臣李鸿章。李鸿章提了一个折中的方案,铁路既然已经修了,但是毕竟是在中国的土地上,要不就由中国把铁路买回来,承包给中国商人经营就是了。这个方案被接受了,中国政府花28.5万收回了这条铁路。但令人意外的是,1877年10月20日,交割路款的那一天,这条铁路立即停运,而且沈葆桢下令拆除了这条铁路。对守旧派来说,铁路仿佛洪水猛兽,宁愿将它化作一堆废铁,也容不得它出现在中国的土地上。这个时期新旧观念的冲撞何其激烈,由此可见一斑。在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侵略之后,清朝的官员们内心充满了恐惧和幽闭。在他们看来,如果让洋人修了铁路,他们就会更加深入地涉足中国的土地。没有便利的交通,洋人不易入侵。今天看来,这种想法无异于"掩耳盗铃"。另外清朝的官员们对经济发展趋势缺乏前瞻,害怕铁路打破现有的经济格局。即便是曾国藩这样支持洋务运动的官员也认为,如果有了铁路,那么旅店、脚夫都要失业了。至于传统风水说的力量更是强大。从皇室到平民,一听到要毁坏坟墓,改变风水,全都惶恐万分。
《北华捷报》对这两种态度作了这样的概括:"对于我们来说,铁路意味着自由交往、启蒙、贸易和财富;对于中国官员来说,铁路意味着胡作非为,意味着废除长期受尊重的习惯和传统、骚乱和毁灭。"
当时官员中支持修筑铁路的是李鸿章和驻英国公使郭嵩焘。而驻英国副公使刘锡鸿则是一个积极的反对者。在他的心目中,中华帝国几千年来留存的习惯和气质是不可妥协的。这个大清国的公使经常在宴会上旁若无人地咳嗽吐痰,甚至还让仆人把痰盂拿到饭桌边。傲慢无礼使他几乎成为欧洲外交界最不受欢迎的人物,访问香港时,香港总督因为厌恶而不愿意与他说一句话。而刘锡鸿不仅反对修铁路,还看不惯郭嵩焘对新事物的热情。刘锡鸿曾经罗列郭嵩焘的罪状,包括:外国人看歌剧的时候要捧着戏单,郭嵩焘不懂外语但是也捧着戏单;看见外国人打伞,自己也打伞;看见外国人不用扇子,自己不用扇子。而后来的"维新"名臣翁同龢在看了刘的奏折后写道:刘锡鸿反对铁路的意见,句句中肯啊。可见守旧的力量是多么广泛和强大。
在这样的背景中,唐胥铁路获准开工的消息掀起了轩然大波。反对派们的奏章连连上传,恳求"恪守祖宗成法",并说唐山靠近东陵,铁路奔驰会"震动陵寝"。慈禧改变了主意,立即收回成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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