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光林和刘爱华夫妇知道我到了武汉，来信邀请我去广州住一个时期，住在他们家里，给我一个安静写作的环境，但我迟迟没有起程。因为一进入长篇写作或修改，书中人物在我脑海中活动，来龙去脉，一一呈现在我的眼前，写作和修改就比较顺利。一旦搁笔，隔了一段时间，再提起笔来，写作和修改就没那么顺利了。 客观环境巨大的变化，它的冲击波使我坐不住了，《上海的早晨》第三部已经修改完稿了，第四部二稿写不下去了。这时候便想到广州。 兰光林是飞行员，刘爱华是医生，住在广州白云山下的民航机场的宿舍里。从武汉飞到广州，夫妇二人把我接去，住在他们家里。我被"打倒"以后，曾经给他们带来一些麻烦。飞行人员需要政治上绝对可靠，不能有丝毫可疑之处，亲友当中有被"打倒"的人，曾经对他进行了审查，没有发现什么可疑问题，才让他继续飞行。反革命"四人帮"对我"打"而未"倒"，并且已经恢复了党组织生活，而且到了广州，他有意给我介绍广州民航局和机场负责人见面。大家发出会心的微笑。现在颠倒过来了，凡是被"四人帮""打倒"过的人，言谈之间，不用解释，心照不宣，非常亲切，倒是"四人帮"及其手下的大小喽啰，人们另眼看待，避之惟恐不及了。这是革命的辩证法。 在机场宿舍里住了没两天，会见了老友孙乐宜，他是广州市副市长，在叶剑英同志领导下工作多年，热情欢迎我到广州市政府招待所住了下来，几乎每天见面，我和他与广州人民共享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快乐。这时天大的好消息已传达到基层，激起全国人民祝贺的热情，而广州人民的热情，我以为更高。我住在招待所里日日夜夜听到不断的鞭炮声，几乎不能入眠。我有多年失眠的历史，稍有声音，或者情绪紧张，便鱼目常睁，望着窗外东方发白，无可奈何地躺在床上叹息。可是这次不同，即使失眠半宿或一宿，毫不叹息，听到那雷鸣般的爆竹声声，得到安慰，得到鼓舞，望着墨黑的夜色在我面前消逝，望着东方的曙光在我眼前冉冉升起!纵使失眠一千夜，我也不叹息，更不疲倦! 度过失眠之夜，我到外边一看，，大街上的爆炸后的鞭炮的残屑和灰，竟然积累了一两寸厚，人们兴高采烈地走在上面，相视而笑，鼓掌祝贺，亲切得胜过一家人!广州茶肆酒楼宾客爆满，开怀畅饮，举樽相属! 文学界老朋友欧阳山、陈残云、华嘉、黄宁婴和画家他们知道我到广州，都互相看望，在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迫害了十年的文化界人士见面更加亲切，谈论彼此不幸的遭遇，对粉碎"四人帮"更加显得欢快!他们设宴欢迎，频频举杯，要加倍努力，把丧失了的宝贵时间追索回来。《广东文艺》编辑部盛情约稿，我提笔写了一篇批判张春桥的杂文，交给他们发表了，香港《大公报》予以转载，这是我被"四人帮"迫害十年后的第一篇文章和读者见面，也是我公开恢复名誉的第一篇文章。 住在招待所，虽然在市区往来方便，但不安静，每天人来客往，川流不息，无法写作。我又搬回机场宿舍，赶写第四部二稿，大体告一段落，想回北京看看，进一步具体了解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形势。写信告诉家人准备返京，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也在人的常情之外，一再来信要我不要回去，理由是唐山地震的余震还没有过去。中央和各部委那么多负责人都在北京，粉碎了"四人帮"谁不希望回京看看并且和家人团聚呢?我希望早一点回家。11月，我订了机票，登上飞往北京的班机，告别了喜气洋洋热情高涨的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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