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不难理解，《圣经》的作者为什么要让大卫成为耶稣的远祖。不管系谱是怎样的，文学的描写和整体构思总趋向圆满、清晰的。新的国王、新的英雄理应从最勇敢的旧王室中诞生。大卫身披紫色的长袍上嵌满黄金装饰而耶稣则赤足行走；大卫浴血奋战而耶稣则是温和的不抵抗者；大卫犯了奸罪而耶稣则过着清苦的生活。这些对立确实会让我们感到大惑不解，但，如果把他们当作人类的故事来看，就完全可以解释其中的矛盾了。大卫比约瑟尔和扫罗更优秀，而且是真正有血有肉的凡人。像其他史诗中的英雄一样，他脸上带着神话的面具，具有超人的色彩。但是我们又能感受到他的现实性，他的热情、他的悲哀、他的愤怒、他的宽容、他的爱情、他非凡的意志力和他跟常人一样的弱点。他就像《伊利亚特》中的阿喀琉斯一样被描绘得栩栩如生。虽然《圣经》中的有些故事混乱而模糊，但大卫的故事却是一件精品。
关于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圣经》也有几乎同样生动的刻画。所罗门是以色列最繁荣富强、版图最辽阔时期的执政者，他的周围闪耀着璀璨的光芒。《圣经》的作者入木三分地记载了国王的荣华富贵，同时也记载了国王的哀愁。这些记载显然是在以色列衰败后的不幸岁月中留下的，而年代记录者显然是在追忆犹太人已经过去的繁华和光荣时代。传说中的所罗门的性格也是矛盾的，这也是实际生活中人们性格矛盾的反映。他是智慧的典范，几乎世界上流行的十分之九的谚语和圣洁的言论都是出自这位国王之口。同时，他也很愚笨，至少在他老年是这样的，他任由女人操纵陷入了偶像崇拜的境地，致使他身后的王国都没有较好的发展。（《圣经》的作者包括犹太人和基督教徒，都把女人看作是带给这个世界苦恼和混乱的祸水）。他的后继者们无法同所罗门相比，也无法同大卫相比。
先知以利亚和他的徒弟以利沙都预示了王国颓势的到来。他们都能创造奇迹，在一些事情中，比如划分约旦河的事情中，他们效仿摩西。在另一件事情，为寡妇增加食品的事情中，他们效仿救世主。但他们并不可爱。他们无法使老百姓真正信仰他们，这使得他们变得冷酷，心理充满了复仇的念头。他们加在那些犯了错的诸王身上的惩罚我们还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强加给那些嘲笑以利沙的四十个孩子的血腥惩罚却是难以置信的残忍的事情。很明显，希伯来的历史学家无意于为他们的英雄和先知们的坏事遮丑，甚至都不想美化和解释一番。这也使得他们的散文往往残忍但却十分有力。实际上他们记录下来的历史事实确实具有悲剧性，尽管伺候犹太人中出现两三个心地善良的王，如希亚加和约西亚，但总的衰败趋势却回天乏力，耶路撒冷陷于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之手，以色列的黄金时代遂以犹太人的被俘和流亡而告终。
《历代记》二章是对以前各章曾经提及的诸多事件的并列或补充。接下来的两章“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则记述了犹太人从巴比伦归来以及耶路撒冷的重建。这些章节在《厄斯德拉记》（以斯拉记的另外一种形式）二书中也可以读到，因为众多原因难以解释为什么这些在逻辑上有从属关系的章节却被分别放在《新约外传》中。经过了诸王的灾难和阴影之后，这两章的格调是十分明快的。尼希米和以斯拉都是伟大的建筑师，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称之为复兴。尼希米从物质的角度复兴了耶路撒冷；而以斯拉则通过发表宣言，重新整理已经遗失的律法和记录，在精神上复兴了耶路撒冷。他和他的书记员在四十天之内写了二百零四本书，不管这件事情真实与否，这却是《圣经》中最美好的故事之一。
让我们再一次重申，关于史实是如何发生的这样的问题，以及任何一个历史事件包含的宗教重要性问题都是历史学家们所要研究的对象。我们有兴趣从广义文学的角度去考察，然而，历史的和文学的平等兴趣往往会交织在一起，我们不能把任何一种兴趣完全同别的兴趣区别开来，所以这点应该强调。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强调《以斯帖记》的文学价值，它可以被看作是早期的历史传奇的蓝本。这没有什么不尊敬的地方。对于犹太人（以及那些几乎全盘接受希伯来《旧约全书》的基督徒们），《以斯帖记》是神圣的篇章。原因在于，这篇传记提升和赞扬了波斯王的犹太皇后的机智和美丽。她和她的养父末底改，扭转了曼哈的局面，把犹太人从毁灭的边缘拯救出来，为了纪念这一切，犹太人至今还祭拜着普列莫。不管这个故事是神圣的还是有“亵渎”的嫌疑，都能使人真正感到震惊。在谋杀计划和反谋杀计划中，如果以美丽聪明的女人为中心，这的确可以成为传奇的丰富素材。这个故事言语直接而结构紧凑，不知道是出于偶然还是借助了文学技巧，正如一句熟悉的短语所说：“留下了很多让人想象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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