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藏在平静生活下的定时炸弹引爆时间已到，所有相关的人都将受到波及。
政治上一直坚持平衡党派关系的宋徽宗，受到新党领袖蔡京的影响，决定再次全面推行新法，并将蔡京提拔为宰相：“徽宗有意修熙、丰政事，……徽宗遂决意用京。忠彦罢，拜尚书左丞，俄代曾布为右仆射。”（《宋史·蔡京传》）赵挺之是蔡京坚定的支持者与追随者，在蔡京的鼎力推荐下，赵挺之青云直上，被提升为副宰相，后来又很快提升为宰相，位极人臣。新党势力一上台，就开始打击反对新法的旧党人物，特别是在宋哲宗元祐年间得势的旧党人物及其门人弟子。
如此一来，李清照之父李格非就受到牵连，他以文章受知于苏轼，与许多苏门弟子交往深厚，政治立场虽不似苏轼等人那样与新党人物泾渭分明，有直接的政治斗争，但是他属于旧党、尤其是苏门一派却是不争的事实。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其时苏轼已去世一年，苏辙也已完全退居河南许昌，但是蔡京等人对旧党的打击却并没有丝毫的减退。对此，《宋史·徽宗本纪》中有着相关的记载：
崇宁元年五月“诏元祐诸臣各已削秩，自今无所复问，言者亦勿辄言”。
崇宁元年九月“籍元祐及元符末宰相文彦博等、侍从苏轼等、余官秦观等、内臣张士良等、武臣王献可等凡百有二十人，御书刻石端礼门”。
崇宁二年三月“诏党人子弟毋得擅到阙下，其应缘趋附党人、罢任在外、指射差遣及得罪停替臣僚亦如之”。
崇宁二年七月“诏责降人子弟毋得任在京及府界差遣”。
崇宁二年九月“诏宗室不得与元祐奸党子孙为婚姻”，“令天下监司长吏厅各立《元祐奸党碑》”。
崇宁三年六月“诏重定元祐、元符党人及上书邪等者合为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朝堂，余并出籍，自今毋得复弹奏”。
就在这几年的时间里，朝廷先后下诏书，列出所谓的元祐党籍，就是旧党人物的黑名单。在第一张17人黑名单里，李格非排名第5位。第二张120人的大黑名单，其中48人的中层官员名单里，李格非排名第26位。这张大黑名单由宋徽宗亲自书写并刻在石碑上，立在宫殿门外。最后名单上人数增加到309人，并由蔡京手书姓名，发至各州县，仿效京师立碑“扬恶”，李格非排名于中层官员名单中的第122位。
同时朝廷还诏令天下，黑名单中的元祐党人及其子孙都不得在京城居住、做官；宗室官员不得与黑名单上家族联姻，如果已经订亲但未交换聘礼、聘帖，必须退掉亲事。
这就是封建时代残酷的政治斗争！
面对父亲即将面临的厄运，李清照处境艰难而尴尬。朝廷政治斗争日益尖锐，面对得势的公公与失势的父亲同时给予的压力，李清照左右为难。身为女儿，不能袖手旁观看着老父遭到迫害，可是她又无计可施。因为罢自己父亲的官，要将父亲赶出东京的人中竟然恰恰有自己的公公赵挺之。
李清照心急如焚，并立即采取行动。有史料表明，她曾找公公赵挺之，要求他能出面保护自己的父亲李格非，让李格非度过这场政治浩劫。南宋人张琰在给李格非《洛阳名园记》作的序文中写道：“女适赵相挺之子，亦能诗。上赵相救其父云‘何况人间父子情’，识者哀之。”为了能将父亲救出劫难，李清照给公公写了一首诗，全诗已经散佚，但就从这残留的一句诗里，我们就能够猜想到这首诗的内容。虽然残留的只是一句，但肯定代表了全诗的主题与核心意义，就是希望公公赵挺之看在儿媳的情分上，看在儿女亲家的关系上，看在天下子女都不忍心看父母受罪的孝心上，能够对自己的父亲李格非伸出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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