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偷琴童，就是因为西门庆一连半个多月在院中“留恋烟花，不想回家”。潘金莲“青春未及三十，欲火难禁一丈高”，写信给丈夫表示“黄昏想，白日思，盼杀人多情不至”，结果却被负情人臭骂了一顿。她在房中“捱一刻似三秋，盼一时如半夏”，盼不到西门庆来家，就“将琴童叫进房”，灌醉了他，“两个就干做在一起”（第十二回）。这里，一切都是出于她的主动与安排。她明明知道西门庆是一个“打老婆的班头，坑妇女的领袖”（第十七回），但当她一旦为了追求个体的满足，就“不顾纲常贵贱”，“管甚丈夫利害”，“正是色胆如天怕甚事”（第十二回），独立地去面对现实。她是勇敢的，但又是盲目的。
古往今来，男女的“偷情”本不能以封建的道德来一概而论，从先秦《诗经》至明代《山歌》中的酬唱，从崔莺莺到安娜·卡列尼娜的追求，那种建立在真情与挚爱基础上的“偷情”，从来被认为是千古佳话、人间美事。而潘金莲偷琴童，只是停留在粗野的性报复与性发泄的层次上，并没有一丝感情的交流，毫无真善美的内涵。它虽然表现了潘金莲的反抗性，但在这里看不到她对自我价值的追求，偷的只是“性”，而无半点“情”，她的主体意识反而显得模糊了。
至于陈经济与她，尽管一开始他们就相互吸引，但还没有突破界限。第十八回陈经济初遇潘金莲时，“猛然一见，不觉心荡目摇，精魂已失”。作者说他们是“五百年冤家今朝相遇，三十年恩爱一旦遭逢”。后来，虽然他们一有机会就嘲戏调笑，偷偷地你捏我一把，我踢你一脚，有一、二次“把小丈母便揪住了亲嘴”，乃至匆匆忙忙发生过一次性关系（第五十三回），感情在不断深化，但主要还是两人间暗暗调情。直到西门庆死，潘金莲才主动地走出了关键的一步，说道：“我儿，你娘今日可成就了你罢！”再次做出了“色胆如天怕甚事”（第八十回） 的勾当。
如何看待他们之间的“偷情”？这有点像《雷雨》中繁漪与周萍的关系。当然两者还是不同的，《金瓶梅》中是小妾与女婿，《雷雨》中是后母与前妻之子的关系。假如从现在的伦理关系来看，娶小妾本来就是不人道的，这种“乱伦”的关系或许可以得到更多的原谅；而且，陈经济不像周萍那样叛逃，潘金莲独立、大胆的追求的陈经济确实并没有辜负她，直到最后，陈经济还把搬取父亲灵柩的事放在脑后，首先想方设法凑上一百两银子，向他的“六姐”表示：“一顶轿子，聚到你家去，咱两个永远团圆，做上个夫妻。”（第八十六回）因此。现在有人认为，他们之间的偷情是“清美”的，说“陈经济是全书中唯一的一个具有一定程度民主性的人物形象”。这我觉得也有点过分，这里的关键是，他们的爱情基础究竟是什么？不明确。如何对待当时的社会伦理关系？假如我们现在不承认小妾与女婿之间的偷情是乱伦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如何看待娶金莲与葬父亲两者的轻重缓急呢？这一问题比较复杂，当时的作者是完全采取批判的态度的，我们今天是否能完全肯定呢？社会的关系毕竟不是只有爱情的关系，父子、兄弟、师生、朋友，社会有一个共同遵守的秩序，普遍认同的伦理道德。所以，在这里不以简单化。
三、她被赶出西门家在王婆家待嫁时，“又把王潮儿刮剌上”（第八十六回），这主要出于原始的性欲。
根据以上分析，从潘金莲的几次“偷情”的动因看来，1、我们虽然不能排斥这里存在着一种原始性欲的冲动，2、不排除在异性浪子如西门庆、陈经济等诱惑下存在的迷惘和无奈，3、但无论如何也夹带着一个女性对自己个体能力和价值的自我认定，并在这基础上用自己的实践对于客观社会认同的价值观念作出否定，努力以自己的意愿去改变自我的命运，明显地表现了一种个体主体意识的觉醒。但当时主流的社会规范不承认、不允许这种主体意识的萌发。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这种本身并不健全的主体意识就被压抑，被扭曲，且最终引向了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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