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颜文姜，我有着太多难以自抑的追问。我无法说服自己。我相信会有很多的人无法说服自己。但现实的情形是，她确是成了一个民间的神。每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即颜文姜"走娘家"之前，博山民众云集颜文姜祠，给她送"衣服、鞋和香火钱"，让她打扮一新，干干净净，非常体面地"走娘家"。到农历五月二十九日晚上，颜文姜娘家、姑家等亲戚门上，即博山的八陡、岳庄、石炭坞等十余个村的群众，每村少至几十人，多则数百人，有组织地抬着花轿，挥舞着彩旗，提着大红灯笼，打着万民伞，举着村民横幅标志，燃放着鞭炮，扭着秧歌，敲着锣鼓，自晚八点至深夜十二点前，成群结队地先后来文姜祠搬颜文姜"走娘家"。因颜文姜在神头村受尽婆婆的虐待，吃了很多苦和罪，所以特别请她到娘家"歇伏一个月"，把颜文姜"请回去"后，各村都有一处专门"供奉"的地方，老太太轮流"值班"，几乎家家都要带上"香纸和供品"去朝拜一番。一个月后的六月二十日(或三十日)晚上，他们再把颜文姜送回颜文姜祠，因为农历七月初三是颜文姜的寿诞之日，方圆数百里内的群众，提前已做好准备，都赶来祝贺颜文姜的生日。届时，四天庙会，香客蜂拥而至。二十九日晚，八陡镇至神头村，沿途二十余华里，公路两边群众摆上香案供品，夹道欢迎，彻夜不眠。颜文姜祠外公路上人头攒动，万余人围观，车辆拥挤，商贩摊点如林，各种饮食叫卖不绝，经贸活跃：祠内近二千人等待观望，锣鼓震天，鞭炮齐鸣，人声如潮，盛况空前。这一民间祭祀活动规模之大，在鲁中地区无与伦比。
这样的民间狂欢，究竟有着怎样的意义？为什么偏偏是"孝"呢？为什么偏偏是在博山？
在颜文姜的遭遇中，男人是死去了的，也就是说，男人这个角色被隐匿了。但为什么我们时刻都能感受到男人的无所不在的眼光呢？甚至，那眼光比颜文姜的"婆婆"更为歹毒和苛刻。他没有担负任何的责任，却把责任留给了作为妻子的颜文姜。"婆婆"仅仅是一个传声筒，真正的发言人也许是藏在幕后的那个男人，是渗透着男权意志的整个社会的秩序牢笼。她的这种被动和隐忍，与其说是男人的眼光所看到的结果，不如说是他们所希望和要求的样子。在这里，男人是导致悲剧的原因。这与西方是不同的，西方的男人常常就是悲剧本身，这从《普罗米修斯》、《俄狄浦斯王》、《哈姆雷特》、《奥塞罗》、《李尔王》等经典悲剧中可以感受到。相反，中国古典悲剧的主角则绝大多数是女性，今人编辑的《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收入学界公认的戏曲悲剧的代表之作中，便有7部以女性为主要描写对象，她们是《窦娥冤》里的窦娥、《汉宫秋》里的昭君、《琵琶记》里的赵五娘、《娇红记》里的王娇娘、《长生殿》里的杨玉环、《桃花扇》里的李香君和《雷峰塔》里的白素珍。尽管这些女子的社会地位、性格特征以及命运轨迹各不相同，但都无法摆脱被男权政治、陈腐礼教、黑暗势力所损害这样的角色。在过去那些漫长的岁月中，女人一直在按照男人所希望的那个样子被塑造着。究竟，是男人把女人看成了被动性，还是女人的被动性被男人看了出来？颜文姜没有挣扎也没有反抗。这正是那些把持话语权的人所希望的。他们用一个"孝"字就轻易地遮蔽了这些，阻止了接下来的变异可能。
对"孝"的倡导，这本身是没有错误的。问题是，我们在倡导孝的同时，忽略了她身上蕴涵着的别的东西。或许，那是一些更为重要的东西。
她挽救的是整个村子，或者是比村子更大的某个群体。她在临危时表现出的勇敢精神和大局意识，被后人简单地理解成了孝。我们已经强加给了词语太多的意味。对一个词语的发现和理解，需要层层剥去附加在上面的意义，比如东方，比如太阳，比如话语，等等。而对于事实的判断，我们已经习惯于简化成某些人所希望的那个样子。有些事实更多地是作为工具而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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