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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捲·第四十六章 經營“傢天下”
劉鳳舞 Liu Fengwu
至1950年6月份，解放軍人數已經達到540萬的龐大數字。隨着大規模戰爭的結束及經濟建設的需要，除了保證有足夠的力量解放臺灣、西藏，鞏固國防及鎮壓反革命，經毛澤東批準，準備在1950年下半年復員140萬人，使部隊保留400萬兵力。
此時，發生了朝鮮戰爭，金日成的部隊和李承晚的部隊在三八綫激戰。駐日本的美國遠東軍總司令麥剋阿瑟兼任朝鮮戰場聯軍總司令。6月25日，蔣介石收到麥剋阿瑟從東京發來的急電，詢問蔣能否派一個軍赴朝作戰。蔣介石立即召開緊急會議研究出兵赴朝問題，並通過了出兵朝鮮的决定。蔣介石拍板出兵後，立即嚮李承晚馳電聲援，其中包括派遣主力52軍附加第13師共3．3萬人出兵朝鮮，準備經空中和海上將部隊運到朝鮮戰場。
臺灣當局的“外交部長”葉公超授意駐美“大使”顧維鈞及在美文化名人鬍適赴白宮拜會杜魯門總統，面交了蔣介石嚮杜魯門建議派52軍馳援南朝鮮的電報副本，以示臺灣方面的誠意。
杜魯門召集美國軍事與外交的高級官員會議，國務卿艾奇遜提出了經國務院與國防部官員討論的對朝鮮戰爭的3項建議：（1）嚮南朝鮮運送軍援計劃外的武器裝備；（2）動員空軍掩護美國僑民撤退；（3）命令駐菲律賓的第七艦隊嚮北移動，以阻止中共軍隊進攻臺灣。並希望第七艦隊實行雙嚮封鎖，阻止任何一方對另一方的攻擊。艾奇遜認為蔣介石詭計多端，居心叵測慎到戰國時法傢。哲學上，主張“齊萬物以為首”，提出，衹是想達到要美援的目的。
艾奇遜勸阻了杜魯門不要讓蔣介石的軍隊捲入朝鮮戰爭。他說：“接受蔣介石的軍隊就有把中共引進朝鮮或者臺灣的危險。此外，蔣介石如果派軍隊到朝鮮，勢必會削弱保衛臺灣的能力，共産黨人就會乘虛而入，迫使美國在幹預朝鮮的同時决定是否幹預臺灣。”
美國三軍參謀長們也明確表示避免蔣介石捲入。此外，已經開始中英建交談判的英國表示，不能和臺灣軍隊一起並肩作戰。美國權衡利弊，也衹能采取取英捨蔣的方案，拒絶了蔣介石的援軍。
6月27日，杜魯門政府下令第七艦隊進入中國臺灣海峽。兩天後，第七艦隊的6艘驅逐艦、兩艘巡洋艦和一艘運輸艦，開始在臺灣海峽巡戈。7月，美國又增派13航空隊常駐臺灣。
蔣介石派兵參加朝鮮戰爭，其目的是直言不諱的：他期望通過赴朝作戰，就可以從北朝鮮進攻東北，或者在東南沿海開闢第二戰場，實現其反攻大陸的如意算盤。蔣介石提出的出兵建議無效後，於1950年8月又通過麥剋阿瑟，提出派1．5萬人的“志願軍”的名義入朝，結果又遭到美國拒絶。美國認為起用國民黨軍隊衹能有一點表面價值，卻會遭到英國等盟國強烈反對，還有引發同中國的全面戰爭的危險，所以認為，即使暫時無兵可派，也不能引蔣入朝。當蔣介石第3次提出出兵朝鮮的時候，杜魯門卻越來越清楚地看清了蔣介石參戰的用心，是在於挑起美國和新中國之間的大戰，因此杜魯門不能讓蔣介石通過出兵朝鮮來達到其企圖。最後，杜魯門不但拒絶了蔣介石出兵的要求，還幹脆以指揮權調整的名義，把朝鮮戰爭與臺灣問題截然分開。蔣介石為此對杜魯門抱怨甚深。
為配合美帝國主義發動的侵朝戰爭，蔣介石發出“反攻大陸”的瘋狂叫囂，在臺灣孤島發起了所謂“國民黨改造運動”。蔣介石強調，改造國民黨是救亡圖存的唯一途徑，首要的任務是檢討過去，反省缺點，必須從痛苦經驗中尋求教訓，以沉重的心情贖罪。在消極方面，要檢討過去的錯誤，反省自己的缺點：（1）要把失敗主義的毒素徹底肅清；（2）要把派係傾軋的惡習痛切悔改；（3）要把官僚主義的作風切實鏟除。在積極方面，首先要確定國民黨的組織原則和工作方向。
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於1950年9月1日宣佈《本黨改造綱要》，同時宣佈“現階段政治主張”，提出所謂的“4大主張”：
（1）堅持反共抗俄戰爭，恢復“中華民國”領土主權的完整。
（2）實行民生主義的社會經濟措施。主張配合國傢建設計劃，使一般民衆不受壟斷投機的操縱，各行各業者有均衡合理發展的機會；國營企業應加整頓，民營企業應加扶植，以求生産的加速增進，對外貿易盡量發展；更主張歷行所得稅、遺産稅、財産稅，以平均社會的財富。
（3）完成三民主義的民主政治。主張本着“憲政”的精神，貫徹為民主政治而奮鬥的决心，保障人民基本自由，推行地方自治，為民主政治樹立堅實的基礎。
（4）積極準備“反攻大陸”。
國民黨“改造運動”的重點是黨員歸隊和黨員整肅。
1950年9月29日，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發佈《黨員歸隊辦法》，號召黨員歸隊。國民黨敗退臺灣之初，衹見黨部，不見黨員，組織係統完全渙散。掀起黨員歸隊運動後，辦理黨員歸隊，使脫離組織的黨員再度納入組織，並趁此機會清除所謂的“動搖腐化、信仰不堅定分子”。
國民黨整肅也有標準，根據《改造綱領》的規定，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均為整肅對象：
（1）有叛國通敵之行為者。
（2）有跨黨變節之行為者。
（3）有毀紀反黨之行為者。
（4）有貪污瀆贓之行為者。
（5）生活腐化，劣跡顯著者。
（6）放棄職守，不負責任者。
（7）信仰動搖，工作弛廢者。
（8）作不正當經營，以取暴利為目的者。
國民黨員整肅的程序，初步以小組為基本單位，互相檢討。對被檢舉人應作調查，被檢舉人可提出申辯，並將檢舉書、答辯書及調查報告，逐級轉呈國民黨中央核定。幹部的整肅，由其所任職務單位的“改造委員會”或區黨部及小組辦理。幹部的整肅，即可由下而上，也可由上而下進行。
在“整肅運動”的同時，“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指導各級組織進行層層“改造”，重建國民黨的各級黨部和組織係統。其黨的組織，在小組之上，便是區黨分部及縣（市）、省等地方黨部。地方黨部直接與當地民衆接觸，參予地方公職人員的選舉與地方自治的推行。除省、市、縣等地方黨部之外，又有職業黨部及知識青年黨部和海外黨部。
國民黨改造運動的另一個重點，是協調黨政關係與開展民運社調工作。關於黨政關係，其基本精神是：以主義製定政策，以政策决定人事，以組織管理黨員。並規定：在民意機關如國民大會、立法院、監察院以及省、縣議會、鄉鎮民代會，保民大會中建立黨團或黨部，而在政府機構如行政院、考試院、司法院、省、縣政府、鄉、鎮公所中，則成立黨員的政治小組，原則上實行黨政分開。關於民運工作，則嚮國民黨全體黨員提出一些冠冕堂皇的口號，如號召黨員“深入民衆，使黨的政策能代表民衆利益，黨員能為民衆利益而奮鬥，藉以鞏固黨在民衆中之組織與領導”等等，並製訂了“中央民運工作會報簡則”，提出國民黨的“民運工作”實施措施：
（1）為廣大農民利益而努力。
（2）為廣大勞工利益而努力。
（3）妥善照顧“全國”青年。
（4）提倡女權，團结“全國”婦女。
國民黨在改造過程中還提出“溝通全黨思想，發展群衆路綫”，開展“社會調查”等任務。
1952年2月，國民黨又掀起了所謂的“反共抗俄總動員運動”，發表了《反共抗俄總動員運動綱領》，其主旨是所謂“聯合黨、政、軍3方面的力量，發揮全國人力、物力，建設臺灣基地，俾早日光復大陸，爭取反共抗俄戰爭的勝利。”
為促進“總動員”運動的實施，分別大力推行經濟、社會、文化、政治4大“改造運動”。“經濟改造運動”的主要內容是加強互助合作，調整經濟結構、維持幣值穩定、保障投資安全、促進勞資合作、發展出口創匯、厲行增産競賽等；“社會改造運動”則主要是轉變社會風氣、培養“民主法治”習慣、厲行戰時生活、加強民衆組織等；“文化改造運動”主要是進行“青年救國運動”，籌組“青年救國團”，創造三民主義的“新文化”等活動；“政治改造運動”則包括實行行政三聯製、充實地方自治等政治方面的“改革”。
國民黨的“改造運動”，從表面上看，大有“脫胎換骨”
的氣勢。歷時2年又3個月的改造活動，在蔣介石看來，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通過“改造運動”，重新整頓了國民黨的組織，穩定了國民黨的內部，並相對擴大了國民黨的社會基礎。國民黨在“改造”運動中吸收了大批所謂“愛國的革命分子及優秀青年入黨”，又從本地人口中吸引新黨員，增加了黨員人數，特別是知識分子黨員的比例大幅度增加，給國民黨充實了一定的新生力量。1951年國民黨知識分子黨員占61％，農民黨員占37．7％，而30歲以下的青年黨員占41％，初步實現了國民黨的知識化和年輕化。同時，有計劃地訓練了國民黨的高、中級幹部，確定了各級黨部的監察制度等。
蔣介石通過“改造運動”，對國民黨加強了控製。其腐敗混亂的情況有所改變，在島內民衆中的聲譽也有所好轉。由於強化了組織，國民黨對島內的統治能力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在“四大改造運動”中貫徹實行的經濟、文化、政治，社會各方面的方針、政策，初步確定了臺灣社會經濟及政治發展的方向。然而，國民黨在本質上仍未發生任何變化。
1952年10月，國民黨“七大”召開，蔣介石連任總裁，陳誠、蔣經國、張其昀等32人為中央委員，陳誠、蔣經國等10人為中央常委。同時，設立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會，一批失去權勢的國民黨元老何應欽、於右任、閻錫山、鬍宗南、陳濟棠等48人被任命為評議委員。
隨着美帝國主義在朝鮮戰爭中的失敗，蔣介石集團“反攻大陸”最終成為泡影。但通過“改造運動”，蔣氏傢族在臺灣的統治逐漸形成了一種新的政治格局。蔣經國為首的“太子係”逐漸崛起，成為臺灣“政壇”最有潛力的政治集團。
蔣經國1910年3月生，是蔣介石的長子。1925年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之後滯留在蘇聯13年。1937年回國，出任江西省政府保安處副處長，1938年6月加入國民黨。“改造”之初，蔣經國衹有12年黨齡，便被蔣介石委任為“中央改造委員”。在“七大”會上，他又當選為中央常委，進入國民黨組織最高權力階層。
蔣經國“太子係”的班底是“三幹一俄”。“三幹”是指他擔任贛南專員時的幹部如王升等，戰幹團的學生以及1952年開辦政工幹校的幹部；“一俄”則是指留俄時的同學。在“三幹一俄”中，贛南時的幹部和戰幹團的學生位卑名微，“一俄”則為蔣介石所忌諱。政工幹校蔣經國則下了大力經營，儼然是他的黃埔，“太子係”門生多出於此。
1952年10月，“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宣告成立，蔣介石兼任團長，蔣經國任主任。“救國團”是三青團的藉屍還魂，是國民黨的預備隊，而蔣經國則利用“救國團”作為培植私人政治資本的工具。
無論是中央“改造委員”，還是中央常委、“救國團主任”，都是明是一盆火；而蔣經國的權力，遠超過其公開的職銜，又暗是一把刀。他以“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調查官兵思想行為，監察官兵思想，檢舉動搖分子，實權超過三軍統帥；又以“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名義，操縱臺灣特務機構，逐步掌握臺灣的特務情治係統，其權力凌駕於一切行政權之上。
蔣經國在國民黨組織係統內的地位迅速上升，為日後蔣經國的上臺，實現蔣介石的“傢天下”作了組織準備。
既然“改造”的意圖是重新分配統治權力，調整上層統治結構，就難免充滿着人事傾軋的意味，雖然元老派大都已經降伏，然而國民黨內新起的政治勢力卻並不都一心情願地拜伏在蔣氏父子的腳下。集權的背後，反抗獨裁、嚮往民主的思潮，逐漸在孤島內外知識分子階層興起。於是，便發生了“吳國楨事件”和“孫立人兵變案”。
吳國楨1903年出生在湖北，1926年獲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學位，次年歸國，歷任國民黨政府外文部秘書、科長、副司長、湖北省稅務局長、漢口地政局長、財政局長，1932年任蔣介石侍從室秘書，不久改任江西????務、漢口市長、重慶市長，1942年改任外交部政務次長、國民黨中宣部副部長、上海市市長。吳國楨頗具才幹，為蔣介石所賞識。又獨得美國政府青睞，於1949年12月擔任了臺灣省“主席”。當時，蔣介石要吳接替陳誠臺灣省主席職務時，吳國楨謙遜地說：
“陳誠將軍不是做得很好嗎？最好由俞大維擔任，較為和陳合作。”
蔣介石說：“你很恰當，我要你今後全力爭取美援。”
吳國楨就任“臺灣省主席”的當天晚上，便舉行記者招待會，提出4點施政綱領：（1）徹底反共，密切配合軍事；（2）努力嚮民主途徑邁進；（3）推進民生主義，為人民謀福利；（4）實行地方自治，發揚法治精神。他宣佈起用臺籍人士。
吳國楨認為蔣介石慘受大陸失敗之教訓，已銳意改革，故敢冒死犯險，竭智盡忠，以圖報效。於是刷新吏治，厲行改革。一時間，臺灣省“政局”也有些可觀之處。他自恃有美國人作後臺，有時難免恃寵而驕，同到處抓權的蔣經國發生衝突。
吳國楨同小蔣的不快可以追溯到1948年。那時吳任上海市長兼經濟督導員，蔣經國奉命赴滬任經濟副督導員，他用鐵腕手段，全面打擊投機商人，同吳發生意見分歧，引起正面衝突。吳國楨從經濟的觀點出發，認為用高壓的政治手段，無法解决經濟問題。吳親赴南京，嚮老蔣力諫，剖陳利弊。小蔣則堅持“一路哭不如一傢哭”的信念，認為衹要爭取上海民衆的通力合作，施用鐵腕手段，通貨膨脹是可以控製住的，然而“揚子案”的風波，把小蔣那份聲威志氣一掃而光。“衹打老虎，不拍蒼蠅”變成了“衹拍蒼蠅，不打老虎”，小蔣以失敗告終，乘興而來，落荒而走。
到了臺灣，蔣經國身為“太子”，“中華民國”當有其一半，而且以情治特務頭子的身份，到處插手，凌駕於一切軍政要員之上。吳國楨又是“難得糊塗”的角色，不願意裝聾作啞。於是，吳蔣潛在的矛盾逐漸表面化，衝突不斷升級，形同水火。
蔣、吳衝突的焦點，首先在軍事與治安權上。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司令一職，循例由省主席兼。陳誠任省主席時，因不能分出精力來兼管，一切都委諸副司令彭孟緝等去全權處理。吳國楨接任省主席，也兼任保安司令，但不得不因襲陳誠的舊規，保安司令部的事，基本上無從插嘴，而獐頭鼠目的彭孟緝早已投效到蔣經國的麾下，同蔣經國互通聲氣，聽其驅使，不把他的頂頭上司吳國楨放在眼裏。
特務機關毫無法製而言，抓人無正當手續，往往公民失蹤，傢屬無法知道，就連吳國楨這位保安司令也茫然無知。於是他嚮蔣介石建議：任何機構不通過保安司令部，禁止隨意抓人。逮捕後14天，一定要釋放或起訴，然而蔣經國、彭孟緝根本不理睬。1950年某天，“省政府”召開資源方面的會議，有人報告臺灣火柴公司總經理王哲甫被捕，抓人的又是省保安司令部。會後，吳國楨召見副司令彭孟緝，令其查明原委。
原來臺灣火柴公司的總公司原設上海，上海解放後，董事長吳性栽留在大陸，於是保安司令部將吳列為“附匪商人”。吳在大陸從事電影事業，拍攝了一部《民國40年》的影片，其中有對國民黨、蔣介石諸多“詆毀失敬”之處。蔣經國通過情扳機關獲悉，勃然大怒。然而無奈吳性栽何，於是下令徹查臺灣火柴公司，逮捕王哲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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