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正是农民权利为何难以得到保障，屡遭侵犯的原因之一。不少地方官员都有着和周余武相似的想法，认为只要目的正义，手段粗暴些也未尝不可。“手段的粗暴”是不尊重人权的体现。而一个政府，若连人民群众最基本的人身权利都无法保障的话，那么这个政府再如何标榜自己目的的正义，都注定会铸成伤害人民利益的事实，将好事变成坏事。尊重人权，保障人权，是政府开展工作的基础。事实上，一个不尊重人民权利的政府根本就没有资格“代表人民的利益”。如果嘉禾县政府真的站在为人民求福利的角度上做事，就不会对人民的反拆迁呼声置之不理，不会在媒体的曝光下继续一意孤行，不会用打击报复的方法对待人民的意见，不会恐吓殴打拒拆户，不会违法低价出售国有土地！
整个嘉禾县拆迁事件中唯一值得人欣慰的是，就是广大农民的法律意识。当自己的合法权益遭受侵害，这些朴实的农民没有像过去一样“打落牙齿往肚里吞”，逆来顺受的“认命”，而是积极大胆的维权。曾因抵抗拆迁，组织上访而被嘉禾县政府拘捕的农民李爱珍，就将“当守法公民，做维权人家”的字样贴在了自家大门上，以示维权的坚定。
的确，保护农民权利，需要的不仅仅是国家政府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力量，广大农民也必须懂得利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利。在嘉禾县强制拆迁事件中，正是因为意识到自己的合法权利受到侵害，村民们才理直气壮的不屈不挠的上访，正是因为懂得利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才能在权利受到侵害后采取理智的方式应对。不能否认，几十年来的基层的普法教育工作确实在保护农民权利上起到了不少作用。
但嘉禾县拆迁事件中另一位维权英雄李会明的维权宣言，却表现出本不该有的悲壮：“他们（指政府干部）真是比拿着枪逼着还厉害，……我说了，我要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捍卫法律的尊严和自己的权利。”在一些农民看来，维权的道路充满艰辛，甚至需要做出牺牲性命的准备。这是那些打着“为群众谋利”大旗，做侵犯群众利益事的政府的耻辱。
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一些地方的农村干部只手遮天，独断腐败，置农民的利益于不顾，制定并执行各种“土政策”，乱摊费用，牟取私利，公然抵制国家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广大农民忍无可忍，纷纷采取个人或集体上访的办法，维护自身权利。仅湖南一省，就在宁乡、衡阳、湘阴、涟源、徐浦等地爆发了多次农民集体上访事件，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
一些学者将农民的这种行为称作“依法抗争”。所谓“依法抗争”就是农民利用国家的政策法规，抵抗地方政府对其正当权利的侵害的行动，这是当今农民保护自身权利的最主要方式。上世纪90年代，由于农村乱摊派之风的盛行，农民的上访活动愈发频繁。上访的内容多围绕地方政府违反中央政策乱收费、违反《村委会组织法》进行村委会选举、举报违法乱纪胡作非为的地方干部等。
西方曾有学者称农民的“依法抗争”是弱者的武器。独木难成林，90年代后期，农民的“依法抗争”行动愈发成熟，不仅组织性加强了，分工明确，其形式也多种多样，除了上访之外，宣传、诉讼、静坐、向媒体曝光也是其采取的主要方式。抗争的目标也愈发明确，体现出鲜明的政治性。其内容除了“减轻农民负担”，“反对贪污腐败，独断专权”等老问题外，还有“保护土地财产”、“要求村务公开”等新问题。此外，农民“依法抗争”的目的也发生了很大转变，从原来的希望依靠上级政府的力量为自己的事情撑腰，变成依靠国家政策法规，为全体农民的利益求保障。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农民“依法抗争”行为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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