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生死學
1993年初，性情爽朗、樂天知命的美國天普（Temple）大學宗教哲學教授傅偉勳（1993—1996）患了淋巴腺癌。兩次電療後，奮筆寫成《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一書。他在北美的一位老朋友對他說：“這本書我要看。我錢也有了，名也有了，權也有了，現在衹剩下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怎樣面對死亡。傅教授這位有錢有勢的朋友對這個題目感興趣，一點也不奇怪，因為這個大限，誰都逃不了。值得註意的是，中國人的史書和文學對烈士的慷慨赴死、從容就義的記載雖多，但像托爾斯泰《伊凡·伊裏奇之死》（The Death of Ivan Ilych）這篇小說那樣，把一個患了絶癥的平凡人臨近死亡前的精神狀態，繪聲繪色地描述出來的，可說絶無僅有。《紅樓夢》這部大著作，接二連三地有人命赴黃泉，但多是一筆輕輕帶過。我們僅知黛玉吐血而亡，其他細節，衹能想象。苦命的晴雯，夜雨孤燈，臨終時狀況更是凄涼，誰料寶玉過訪，作者安排她咬斷指甲相贈，終於把這場面“美化”了。
死亡這題目既然是中國人的禁忌，實難想象有關死亡的現實可以被提升到一種學問層次，作為研究對象。其實西方人對死亡這話題一樣有忌諱。就拿美國來說，“死亡學”（Thanatology）之興起，也是晚近三四十年的事。開山祖是原籍瑞士的庫布勒·羅斯（Elizabeth Kubler?Ross）女士。20世紀60年代，她在芝加哥大學授課，倡導死亡學研究，因為她認為一般醫生衹以救人命為天職，對絶癥病人的精神和心理狀態毫不關心。
她倡導的死亡學，形同一個“互聯網”，由醫生、護士、精神病科專傢、神職界中人和患者親屬聯手合作，幫助病人度過“生命成長的最後階段”（the final stage of growth）。這就是說幫助病人得到“善終”。她把這些心得和經驗結集成《論死亡與臨終》（On Death and Dying）於1969年出版時，《生活》（Life）畫報即派記者作專訪，從此她聲名大振。後來她幹脆辭去教職，全心投入“死亡教育”的工作，不斷到世界各地演講，新作也一本接一本地出版。
傅偉勳的書全名是“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從臨終精神醫學到現代生命學”，1993年由正中書局出版。我買到的是1996年第五版第三次印行的增訂本。以死亡學作題材的書在中國人的社會中竟然成為“顯學”，大大出乎作者和出版人的意料。由於此書引起的反響熱烈，臺灣大學心理學係的楊國樞和餘德慧兩位教授在1994年合開了“生死學的探索”這門選修課，名額原定一百，後來一再臨時增加到一百八十。
如果選讀這門課的學生是“銀發族”，那麽這種“搶修”現象不難解釋。對老人來說，昔日戲言的身後事，終歸會到眼前來。但在臺大選這門課的學生，人生這部大書纔翻開幾頁，就想到生死問題，這算不算少年人未見花開、已悲花落的“浪漫”情懷？
如果他們都是傅偉勳的讀者，那麽他們選這門課，動機就不難解釋了。他的專著，除了剖析死亡，還用了不少篇幅去肯定庫布勒·羅斯學說的基本精神：live until you die，對生命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傅偉勳的書，就是以身作則的證言：要活得好，先認識死亡。
本文開始時說過，傅教授這本書是他患上癌癥後短短幾個月內奮力完成的一個“悲願”。但如果事前對這題目沒有研究，絶不可能在這麽短的時間內完成。他如期交了稿，是因為他在天普大學宗教係講授Death and Dying這門課已有十年。除了采用庫布勒·羅斯的著作作為主要教材外，他還給學生介紹世界各大宗教的生死觀。文學作品則以托爾斯泰的《伊凡·伊裏奇之死》為代表。比較別開生面的倒是他用了黑澤明的電影《活下去》（To Live）作為輔導教材。
《活下去》故事簡單。東京市政府一位科長得了胃癌，衹有幾個月可活。他早年喪妻，但為了全心照顧孩子，沒有再娶。二十五年後，兒子長大，結了婚，一傢三口住在一起，但老科長察覺到，父子關係不像以前那麽親密了。二三十年來老科長從未請過一天的假，過的是刻板清苦的生活，這都是為了兒子，但兒子不瞭解他，也不感激。
他從銀行提了一大筆存款，開始吃喝玩樂，可是生死邊緣的空虛心境一樣煩擾着他。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他結識了一位玩具工廠的女工。他問她怎樣纔可以活得像她那樣充滿生命活力。她說：“我所做的，衹不過是工作，然後吃飯，如此而已。”接着她在飯桌上放了一隻電動兔子玩具。“這就是我工作的一切，”她說，“不過我感到我好像變成了全國兒童的好朋友。”
這句話使老科長認識到庫布勒·羅斯所說的live until you die的要義。他在東京市政府工作，知道貧民區有一塊荒地，垃圾污水積聚，嚴重影響附近兒童的健康。孩子的父母多次請願，要把這荒地建設為公園。可惜這個訴求落在各部門的官僚手裏，被一拖再拖，全無下文。
老科長把生命剩餘的幾個月全投在這個計劃上。他到各部門的負責人那裏一一拜訪。幾個月後，荒地上終於出現了一個新公園。剪彩那天，坐在觀衆中的老科長，也咽了最後一口氣。
黑澤明在20世紀70年代事業低潮時，曾自殺過一次。活下來後，拍成了為Edward Murray所稱道的世界十大不朽電影之一的《活下去》作為自己對生命的證言。老科長的選擇，就是傅偉勳說的“實存的選擇”（existential choice）。也是因為傅教授自己身患惡疾，歷盡在治療過程中必須忍受的精神折磨和皮肉之苦，他看問題時才能夠感同身受。譬如他對“安樂死”（euthanasia）的看法。在我們“文明”社會中，這是一個可以討論、但永遠不會有結論的難題。我們看好萊塢的電影，一旦看到寵物如貓狗牛馬受了重傷，主人傢不忍他們受苦的話，就會給他們一槍了結。這種手段叫“人道毀滅”。
人類身染殘疾，可不能指望人傢幫你“人道毀滅”。英國廣播公司最近有一條新聞說，一位名叫切斯特菲爾德的五十歲男子，身患末期癌癥，最多衹能活三個月。他打算請職業殺手到時給自己“人道毀滅”。事情一傳出來，就接到警告：任何人接受這份差事，可能被判終身監禁。警方承認，“這是個悲劇，情況很復雜，而且引起很多爭議”。
任何一種形式的安樂死都屬違法。從法律或宗教角度去看，生死是客觀的。因是客觀，論者感受不到病人痛不欲生的切身經驗，大可高談闊論、引經據典論證生命之可貴。因知安樂死難有希望在文明社會成為病人合法的選擇權益，最近在澳洲黃金海岸一個停車場上，一群“銀發族”用儀器測量汽車排出的尾氣，看看用哪種汽車噴出來的尾氣對自殺最有效。
以上這則新聞，是達緯2004年12月3日在《信報》的一篇報道。這些“銀發族”衹是未雨綢繆，他們當然希望不用出此“下策”，但不能不作最壞的打算。我們看了達緯的文章，就不難瞭解這些“銀發族”為什麽要研究汽車尾氣。原來澳洲老人不少是因為無法承受長期病痛的折磨纔自尋短見的。他們通常用上吊來結束生命，這太殘忍、太痛苦了。
“好死不如惡活”，這話自然有理。但當病痛變為“殺千刀”的凌遲之苦時，是否還要“活下去”的决定權，不該操於上帝或法官，而是痛不欲生的病人。傅偉勳教授書中的第五章是“我與淋巴腺癌搏鬥的生死體驗”，結尾有這麽一段話：“經過兩番共四十四次的電療而力氣幾乎全失的我，深深瞭解到，人到了八九十歲高齡已無生命力時的心情滋味究竟是什麽。後來讀了聶爾玲（Helen Nearing）女士那本《美好人生的摯愛與告別》（Loving and Leaving the Good Life,1992），就很能根據自己的電療體驗，同情地瞭解她的丈夫斯科特為何到了百歲，寧以絶食方式自然安然接受死亡的個中道理。自己沒有真正經過一番深刻的生死體驗，就沒有資格隨便批評他人選擇的死法。”
傅偉勳教授如果沒有過痛不欲生的經驗，也沒資格說這番話。生死學提出的兩大問題，要不要活下去，怎樣活下去，原是一個“實存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