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评传 》 “文坛刀客”点评文化名人：谁红跟谁急   》 余秋雨散文的缺憾      韩石山 Han Danshan

　　这两年，余秋雨的散文很走红，真可说是到了谈散文不谈余秋雨就是不识货的地步。他最初的散文集子叫《文化苦旅》，说的大都是他趁讲学之便，去各地作文化古迹考察，以及考察中生发的种种感慨。或许正是因了这书名和这内容，人们给他的散文起了个高贵的名目，叫“文化散文”。似乎先前的散文都是没有文化的，独有这一家的是有文化的。实际上，过去这类散文另有个名字，叫学者散文。比如文化大革命前，历史学家翦伯赞的《内蒙访古》，就是一边写自己的游踪，一边对眼前所见到的古迹作历史考察或考证。只能说余秋雨的散文，更偏重于文化意义上的考察与阐述，因而也更能激起对这种文体感到新鲜，对古代文化知之甚少的年轻读者的兴趣。
　　他最著名的一篇该是《道士塔》了。写的是当年看守莫高窟的道土王圆■将大量经卷卖给外国探险者的事。作者的描画很细，感慨也很深。比如，说到当时政府的腐败，绝不可能保护这些经卷，也绝不可能开展敦煌学的研究，几乎是呼天抢地地说——
　　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比之于被官员大量糟践的情景，我有时甚至想狠心说一句：宁肯存放在伦敦博物馆里!这句话终究说得不太舒心。被我拦住的车队，究竟应该驶向哪里?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它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
　　这义愤是很有感染力的。但和《内蒙访古》相比，我们就会发现，后辈人更会写文章了。比如对王道士用白灰涂佛像一事，作者是这样写的——
　　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来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粉刷。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农民做事就讲究个认真。他再细细刷上第二遍。这儿空气干燥，一会儿石灰已经干透。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顺便打听一下石灰的市价。他算来算去，觉得暂时没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就刷这几个吧，他达观地放下了刷把。
　　这哪里是写散文，分明是写小说。若老一辈学者，写到这些地方，有史料，就引用史料，若于史无证，断然不敢这样下笔。因为那些洞窟里的雕像，固然有被涂了石灰水的，可你凭什么说就是王道士做的?为什么不会是多年后一个李道士，或者说是当时政府为了保护雕像不被风蚀而特意涂上去的。——是想象，是推测，也得说在明处，别把什么都说成是真的，就像亲眼见过似的。
　　这篇文章布局很精巧，共四段，每段都不太长，行文也自然有致，该描述的地方描述，该议论的地方议论，没有化不开的痞块，也没有过多地游离于主题之外的笔墨。然而，读过之后，我的感觉是，作者写这样的文章肯定不轻松。这一点，从他在这本书的自序中也不难看出。他说，好些年以前他写过一些史论专著，曾有记者撰文说他写书写得轻松潇洒，其实完全不是如此，那是一种自己给自己过不去的劳累活，一提笔就感到岁月陡增。而他的这些散文，就是当作史论写的，比写史论更难的是，他还得编造莫须有的情节，还得使整个文章像艺术的创造。这该有多难，怎么能轻松得了。记得不久前看一则报道，说是余秋雨对人说，他今后不再写这类文化散文了。往后再也看不到这么有文化的散文了，这该多么让人伤心，看来那句“圣人不出，其如苍生何?”应当改为“圣人隐去，其如苍生何!”
　　我却只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为我们的文坛悲哀，为我们的年轻读者悲哀。哪有作家风头正健时，突然宣布搁笔的道理?急流勇退，是有这种说法，可那说的多是官场，文坛又不是官场，怎么将官场的运作方式搬到文坛上来了?——莫非真的意识到，再写下去会有什么凶险?笑话，这样的盛世文章，谁敢说有什么违碍的地方?
　　说白了，是余秋雨的散文原本就不是什么创造，不过是一个也还有些才气的读书人的精心编撰。时间一长，就陷人自己制造的模式之中，难以摆脱，也就难以为继。宜布搁笔，算是一种最体面的逃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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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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