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评传 》 “文壇刀客”點評文化名人：誰紅跟誰急   》 餘秋雨散文的缺憾      韓石山 Han Danshan

　　這兩年，餘秋雨的散文很走紅，真可說是到了談散文不談餘秋雨就是不識貨的地步。他最初的散文集子叫《文化苦旅》，說的大都是他趁講學之便，去各地作文化古跡考察，以及考察中生發的種種感慨。或許正是因了這書名和這內容，人們給他的散文起了個高貴的名目，叫“文化散文”。似乎先前的散文都是沒有文化的，獨有這一傢的是有文化的。實際上，過去這類散文另有個名字，叫學者散文。比如文化大革命前，歷史學家翦伯贊的《內蒙訪古》，就是一邊寫自己的遊蹤，一邊對眼前所見到的古跡作歷史考察或考證。衹能說餘秋雨的散文，更偏重於文化意義上的考察與闡述，因而也更能激起對這種文體感到新鮮，對古代文化知之甚少的年輕讀者的興趣。
　　他最著名的一篇該是《道士塔》了。寫的是當年看守莫高窟的道土王圓■將大量經捲賣給外國探險者的事。作者的描畫很細，感慨也很深。比如，說到當時政府的腐敗，絶不可能保護這些經捲，也絶不可能開展敦煌學的研究，幾乎是呼天搶地地說——
　　偌大的中國，竟存不下幾捲經文!比之於被官員大量糟踐的情景，我有時甚至想狠心說一句：寧肯存放在倫敦博物館裏!這句話終究說得不太舒心。被我攔住的車隊，究竟應該駛嚮哪裏?這裏也難，那裏也難，我衹能讓它停駐在沙漠裏，然後大哭一場。
　　這義憤是很有感染力的。但和《內蒙訪古》相比，我們就會發現，後輩人更會寫文章了。比如對王道士用白灰塗佛像一事，作者是這樣寫的——
　　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歡到洞窟裏轉轉，就像一個老農，看看他的宅院。他對洞窟裏的壁畫有點不滿，暗乎乎的，看着有點眼花。亮堂一點多好呢，他找來兩個幫手，拎來一桶石灰。草紮的刷子裝上一個長把，在石灰桶裏蘸一蘸，開始他的粉刷。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顔六色還隱隱顯現，農民做事就講究個認真。他再細細刷上第二遍。這兒空氣乾燥，一會兒石灰已經幹透。什麽也沒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淨白。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順便打聽一下石灰的市價。他算來算去，覺得暫時沒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就刷這幾個吧，他達觀地放下了刷把。
　　這哪裏是寫散文，分明是寫小說。若老一輩學者，寫到這些地方，有史料，就引用史料，若於史無證，斷然不敢這樣下筆。因為那些洞窟裏的雕像，固然有被塗了石灰水的，可你憑什麽說就是王道士做的?為什麽不會是多年後一個李道士，或者說是當時政府為了保護雕像不被風蝕而特意塗上去的。——是想象，是推測，也得說在明處，別把什麽都說成是真的，就像親眼見過似的。
　　這篇文章佈局很精巧，共四段，每段都不太長，行文也自然有緻，該描述的地方描述，該議論的地方議論，沒有化不開的痞塊，也沒有過多地遊離於主題之外的筆墨。然而，讀過之後，我的感覺是，作者寫這樣的文章肯定不輕鬆。這一點，從他在這本書的自序中也不難看出。他說，好些年以前他寫過一些史論專著，曾有記者撰文說他寫書寫得輕鬆瀟灑，其實完全不是如此，那是一種自己給自己過不去的勞累活，一提筆就感到歲月陡增。而他的這些散文，就是當作史論寫的，比寫史論更難的是，他還得編造莫須有的情節，還得使整個文章像藝術的創造。這該有多難，怎麽能輕鬆得了。記得不久前看一則報道，說是餘秋雨對人說，他今後不再寫這類文化散文了。往後再也看不到這麽有文化的散文了，這該多麽讓人傷心，看來那句“聖人不出，其如蒼生何?”應當改為“聖人隱去，其如蒼生何!”
　　我卻衹有一種上當受騙的感覺，為我們的文壇悲哀，為我們的年輕讀者悲哀。哪有作傢風頭正健時，突然宣佈擱筆的道理?急流勇退，是有這種說法，可那說的多是官場，文壇又不是官場，怎麽將官場的運作方式搬到文壇上來了?——莫非真的意識到，再寫下去會有什麽兇險?笑話，這樣的盛世文章，誰敢說有什麽違礙的地方?
　　說白了，是餘秋雨的散文原本就不是什麽創造，不過是一個也還有些才氣的讀書人的精心編撰。時間一長，就陷人自己製造的模式之中，難以擺脫，也就難以為繼。宜布擱筆，算是一種最體面的逃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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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國友誼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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