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怕山河整顿难。
徐知诰及其同党就是经过这番精心策划，稳扎稳打，循序渐进，水到渠成，在“知命”之年登上帝王宝座的。
从孤儿经将领、辅臣到皇帝的李，不仅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军事家，更是一位长于治国安民的政治家。他自吴武义元年（公元９１８年）辅佐吴政起，至南唐升元七年（公元９４３年）离开人世止，前后二十五年，在吴和南唐重要国事的决策中，始终是执牛耳的人物。这四分之一世纪，他在“东暨衢、婺（今浙江衢县、金华），南及五岭（大庾岭、骑田岭、萌渚岭、都庞岭和越城岭，横亘在今江西、湖南和两广一带），西至湖湘（今湖南、湖北一带），北拒长淮（即长江、淮河），凡三十余州，广袤数千里”紗紜矠的辽阔幅员内，奉行的根本国策是保境睦邻，劝课农桑，振兴文教。
李自幼生长于金戈铁马之中，亲身经历过伴随刀光剑影掀起的血雨腥风。每逢想起那烽火连天、尸横遍地的残酷年月，他的耳边就仿佛响起孤儿寡母令人心碎的哭诉声。所以，当战争的阴霾在江淮大地消散之后，他发誓不再轻易动用刀兵，以免生灵枉遭涂炭。为此，他经常教诲臣下：“百姓皆父母所生，汝等何以要争城扩地，使其肝脑异处，膏涂草野？”
在他登位之初，谋臣武将急于建功扬名，争相上疏谏言：“陛下中兴，北方多难，宜出兵拓展疆土。”同时竭力鼓动他拿近邻楚和吴越两国开刀。当他伏案披览这类奏章时，先是摇头叹息，不以为然，继而朱笔批示：“讨伐之议，愿勿复言。”紗紞矠事后又现身说法，对左右讲：“吾少长军旅，见干戈之为民害深且久矣。吾今日实不忍复言兵革。使彼民安，则吾民亦安矣！又何求焉？！”紗紟矠从而恪守保境睦邻之策，力戒穷兵黩武之举，尽量化干戈为玉帛。
南唐升元五年（公元９４１年）春天，南汉王刘龚派特使前往南唐，相约联兵灭楚，瓜分其地，李未加犹豫，当即严辞回绝。紗紡矠同年夏天，“素为敌国”的吴越京师大火，多日不息，宫室、府库、铠甲、仓廪，焚烧殆尽。吴越王钱元惊悸而死，年仅十三岁的钱弘佐嗣位，主少国弱，朝野上下六神无主，面对满目废墟不知所措。这时，南唐一些武将力主趁火打劫，纷纷请命出兵，扬言“我师晨出，而暮践其庭”。李对臣下则极力劝阻：“众卿所言何其毒也！奈何乘人之危，落井下石？横生屠戮，朕所不忍；救灾睦邻，方是圣贤倡导之正道。”因而不仅没有出兵征伐，反而派人前去吊唁，厚赠“金粟缯绮”，资助吴越治丧度灾，重建京城。有的臣下对李这种反常举动困惑不解，背后讥讽他说：“此殆田舍翁所为，不足以大事也！”紗紣矠李闻后一笑了之，也不加罪。
直到临终弥留之际，李还不忘此道，紧紧握着长子景通（即后来的中主李）的手殷切叮嘱，“汝守成业，宜善交邻国，以保社稷。吾欲求延年，试服金石，不想事与愿违，反倒速死，汝当以此为戒。他日北方倘以武力寻衅，汝能守吾言则为孝子，百姓定谓汝为贤君矣！”
在改朝换代的角逐中取胜的李，深知打江山的艰难，更知坐江山之不易。他从多年横刀跃马的征战中，亲自感受到了民如水，君似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强大威力，从而在得天下以后，把爱惜民力、赡养民力摆在复兴百业的首要位置，对历代帝王在政通人和时期奉为圭臬的施政纲领，即“王者以民为天，而民者以食为天”的信条，更加坚信不移。由是，他充分利用保境睦邻政策赢得的和平、安定的环境，在富饶的江淮水乡大展宏图，兴利除弊，富民强国，把南唐建设成一方远离战乱漩涡、百姓安居乐业的净土。正像时人沈彬在《金陵杂题》中所咏：
正惭海内皆涂地，
来保江南一片天。
李针对当时的州县官吏多系行伍出身，不善理政，办案不依法典，草菅人命的现象时有发生。他在立国之初，就采纳给事中常梦锡的谏言，大破以往“人主亲决细事，琐碎失大体”的政治弊端，“修复旧典，以示后代”紗紦矠，于南唐升元三年（公元９３９年）颁行与《吴令》并行的《升元格》。三年以后，又颁行经过修订的《升元删定条》。这部法律，强调严格执法，力戒滥杀，消除冤案，“凡决死刑，方用三覆五奏之法”。
鉴于中原兵连祸结，政苛税重，田园荒芜，李对北方迫于饥寒，背井离乡，流落江淮的难民，以及当地因昔年躲避战乱亡走山林的农户，积极招抚，妥善安置。始而计口给食，为其解脱冻馁之忧；继之按丁授田，免收三年租税，助其定居耕织，重建家园。对于植树垦荒成绩突出者，更以钱帛奖励。“民三年艺桑及三千本者，赐帛五十匹；每丁垦田及八十亩者，赐钱二万：皆五年勿收租税。”紘紜矠对于人丁兴旺、聚族而居，勤于农事的人家，褒奖尤重，既“蠲复征役”又“旌表门闾”，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进行鼓励。李一次就同时旌表“五世同居者”七家。其中，江州陈褒，长幼七百口合族而居，生活井然有序，男耕女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老有所终，壮有所为，幼有所长，鳏寡孤独，皆有所养，全族上下和谐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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