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思考 》 亦新亦舊的一代   》 老文學和新文藝      南懷瑾 Na Huaijin

　　近來司法界提倡新風氣，改用語體文書，一切訴訟文件和法官們的判决書，都要盡量采用語體。這實在是司法上賢明而便民的改革，是值得喝采的。但因此有些人錯以為這是現代六十年來第二次的白話運動。大學裏中文係有新文藝思潮和國文教授方法上的爭辯，便引起一些學習中文和關心中國文化同學們的彷徨迷惘，莫衷一是地群相徵詢意見。
　　公文語體化的歷史淵源
　　關於前一問題，我認為中國三千年來的文化史上，有關政府文書的文章自有文獻可徵的，大多數都是用語體來書寫的。我國文化史上第一部的政治史文獻，當然是以《尚書》為首。我們現在來讀《尚書》，一般人都認為它是古文。這種所謂古文的觀念，應該是對時代距離先後所下的定義。事實上，《尚書》裏收集當時歷史上的文告或記載史事的資料，大多數都是當時的語體文。即如《周易》一書的卦爻詞句，大多數也是當時的語體。秦、漢以後，有關政府法令的文辭，從許多方面來看，多數也是當時的語體。當然不能衹以西漢時代賈誼的《過秦論》，或東漢末期諸葛亮的先後《出師表》作標準。即使就把《過秦論》和先後《出師表》來作規格，我覺得其中的文辭語句，有許多地方，仍然是采用當時的語體。我們現在叫它是古文，這個“古”字，應該說衹是對於歷史時代的劃分，並非就是亙古不變的定義。在魏、晉以後，文學的風氣彌漫，因此經歷南北朝三、四百年來的公文辭章，的確偏重於駢儷的文學化了，比起漢代，更缺乏普及性。所以到了初唐，由唐高祖李淵開始，便下命令改革公文，不許有太過駢儷的文學辭藻而妨害事實的敘述。後來唐代的文風復古，不但是初唐政治上開其風氣之先，事實上也是文運興替的必然趨勢。韓愈的“文起八代之衰”的復古運動，並非如我們現代人心目中的復古，實際上，正是恢復當時讀書人——知識分子的文學語體化。當然，在這裏須要註意，古代的教育並不普及，所以能夠以寫作文辭來表達意識思想的，仍然衹屬於少數讀書人的事。宋、元、明、清以來，不但在公文上多數是采用語體化，即使如“四朝學案”中的儒傢講學的記載，也都是采用語體。所謂“語錄”的風氣，便由中唐的禪宗和宋初的理學家們所開始。並且翻開歷史上歷代奏議一類的文章，有關政令和事務性的敘述，幾乎都用語體來表達，從來沒有人認為那些缺乏文學格調的“奏議”，沒有歷史性的價值。衹有在清朝中葉之後，由於少數幾位深於文學修養的人做了地方官，遇到有些“官司”上的判詞，便以文學的風趣，大玩其花樣，如袁枚、鄭板橋等人的幾件判詞。可是此風一長，到了後來紹興師爺的手裏，便積習成規，在刀筆之間，大玩其有筆如刀、精細雕蟲的筆墨花樣。於是《樊山判牘》一類的文章，便成金科玉律了。不過，這種風氣在滿清中興的時代，已經稍有變革了。民國以來，公文的改革，在有形或無形中，也有過幾個階段，現在在司法上又正式提出采用語體，雖然說是革新，如果在中國文化精神的立場而言，應該說這正合於中國文化固有精神的復興運動。
　　白話文和中國文化的命運
　　由於前面所講的歷史事實，推演開來，說到後一問題，無論在文學上或文化上，所謂的新文藝運動，我認為大可不必操心，此事不運而動，一代自有一代的必然趨勢和結果。例如前面講過在秦、漢時期的文學和文章，雖然在三千年以後的現在，好像一仍未變。而事實上，秦文、漢文，已大有不同之處，拿它和春秋戰國時代比較，有迥然不同的特點。唐代和宋代的文學文章不同；明、清和近代的文學文章更不同。從文藝上來看，漢代的“辭賦”，唐代的“詩”，宋代的“詞”，元代的“麯”，明代的“小說”，清代的“聯語”等等，任何一個時代，都自然而然地有其新文藝運動的特色。至於在某一時代，因為某一人的提倡使文風不變，乃至使文運改變了方向，其實是他在那個時間、空間恰好當時當位，便很幸運地成為推動這個波瀾的焦點。事實上，這種風氣，到了某一時期，即使不由某一人的推動，它在事前或當時，也早已自然而然地形成了風氣，勢在必變而事在當變了。例如唐代的韓愈，現代的鬍適，也都是適逢其會的人物。老一輩的朋友中，有人大駡鬍適、深惡痛絶其提倡白話文，認為他是千古罪人。事實上，平心而論當“五四運動”的先後時期，即使鬍適不提倡白話文，也必然會有人要出來提倡的。就是沒有某一個人出來提倡，白話文的替代古文，也會自然不運而動的。鬍適先生卻在當時自我標榜了龔定盦“但開風氣不為師”的一句話，真是適得風雲際會，相當地“幸緻”而已。
　　“五四運動”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化史上，功過很難說。衹就提倡白話文的運動來講，對於六十年來的現代，功過也無法衡量。至少，因為白話文的提倡，中國的教育因此而更容易普及，一般國民的知識水準因此而提高。但是五千年來的中國傳統文化，卻因此有被攔腰截斷的危機。我們追溯六十年前，所謂五千年來中國文化的遺産，都藴藏在古典的書籍中。這些古典書籍，都用古文寫作的。後來的青年，從白話教育入手的，對於古籍中的古文，沒有基本的修養，不但自己不會寫作那些文章，根本就看不懂這些古籍，因此而奢談中國文化，問題當然就不簡單了。於是，有些愛護中國文化之士，以衛道者的精神，極力提倡讀古書，寫古文，憧憬着舊日的讀書方法和舊式的讀書趣味。但是歷史猶如東流的逝水，一去總不回頭，雖然這些衛道者其心可敬，其志可嘉，到底不能輓狂瀾於既倒，反而招來許多無謂的睏惑。曾經有一位青年同學對我說：“歷史已經走嚮電腦時代，有人可以專用註音符號替代文字來表達語言和意識思想，居然還有人要復古提倡古文，真是不可思議。打字機的功用愈來愈發達，居然有人還要拚命地提倡寫毛筆字，真是不可想像。”當時我聽了也有啼笑皆非之感，便說：“原子能的威力可以消滅人類於無形，居然還有許多人要求做人，豈非更是匪夷所思嗎？世事都在對立矛盾中交織成為人文文化的歷史，老弟臺既不必過於憤慨老前輩的憂傷，老朋友們也大可不必為後一輩嘆息。”
　　新文藝運動中白話的古文
　　其次，我們都知道白話文的新文藝運動，已經推行了五、六十年，它的效果已如前所說，但是它的價值須另當別論了。當時大傢需要推行白話文，大半的原因，是受到西方文化東來的影響。六十年前，鑒於西方各國的富強康樂和堅甲利兵的威勢，於是暈頭轉嚮西方去學習科學的方法和民主的制度，窮根究底，認為他們教育與知識的普及，是靠着語言和文字一體的作用，同時回顧我們當時的民智閉塞，風氣不開，也正坐此病，所以便提倡了白話。但是大傢都忽略了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那就是任何一個民族，任何一個社會，語言總會跟着時代而變更的。甚之，語音也有因時代而變革的。依中國文化的習慣來說，三十年算作一世。語言往往經過三十年的一代而有所變動。因此西方各國的文字和語言合一的學風，便在語言和文學歷代變革中産生了重大的問題。我們細心研究，便可看出西方各國的文化書籍，過了一、二百年的文章，大多數就非專傢看不懂了。
　　同樣的，我們古代的白話文章，如元、明之間用白話文所寫的小說像《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以及清代的《紅樓夢》等等的書，它在現代青少年看來，完全是白話中的古文了。其次，我們衹要拿出五、六十年前的報章雜志來對照一下，當時人所寫的語體文、白話文，也早已生硬地成為現代的古文了。一代白話文大師鬍適先生的早期作品，何嘗能夠外於此例？反過來說，我們再看一看現代青少年們的白話文，甚之，二十多歲剛從大專畢業去當教師的，親自研究一下更下一代的白話文，如不拍案驚奇，搖頭嘆息，那纔真是奇怪呢。至於現代汗牛充棟新文藝的著作中，夾雜“意識流”和“存在主義”的文學作品，有的超越冥想，比禪的文字更難懂，那也是司空見慣的常事。總之，舊的被推翻了，新的文藝毫無基礎，鏟平了五千年來的基石，想憑空摸索去建立空中樓閣，實在需要仔細思量，慎重考慮。安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呢？
　　古文的勞苦功高
　　中華民族的文字結構，我們是值得自豪的。用中國文字所構成的古文學，也是值得自誇的。我們姑且不從“六書”和“訓詁”等來說中國的文字和文章的價值，首先應當瞭解我們祖先的文化精神，在任何方面，都是“寓繁於簡”的，上古的文字，大多以象形開始，同時又需要以最簡單的動作，把它雕刻在獸骨或竹簡上面，因此更需要言簡而含義多方，以便於書刻。由於這種文化精神隨着時代的擴展，便構成了我們所謂的古文體裁。更明白一點地說，由於這種古文體裁的文學，便使文字和語言完全分開。同時也使文學詞章超然獨立在時間、空間之外，因此，保留了五千年的文化思想。先人與後世的意識，完全不受時代環境的變革而有所阻礙難通。換言之，依照過去舊式教授文字文學的方法，衹要真能教，真能懂的，不過花費青少年時代一、二年的時間，便學會了這種寫作文章而統率各種語意的作法，然後終生用之不盡，取之不竭。當然，這種教學方法，勢必要包括小學的“六書”和“訓詁”等的方法。如果硬要把“訓詁”和小學“六書”視為畢生學無止境的課題，或者像現在一樣，到了大學或研究所博士班裏纔開始研究，那就很難說了。至少，純粹從舊式教育來講，這並不完全是在浪費青年寶貴的光陰。瞭解了這個道理，我們便可知道中國五千年來文化遺産的古典書籍，數目並不太多。中國字典包括的字數也不多。而且自古以來的學者，如果不作文字學的專傢，真能認識了二、三千個字，便足夠應用發揮而有餘了。懂了中國文字的運用以後，就可瞭解古文的一、二個字便包括多方的意思。如用現代的用語來解釋，或許要用十多個字才能說得清楚。例如我最近答應翻譯《周易》一書為白話文，當我着手工作以後，纔後悔自尋苦惱。因為我看《周易》卦爻的詞句，本來都是語體，非常明白，若要把它翻譯成現代話，那可真夠麻煩了，有時候一字要變成好幾個字的句子，而且還要加以解釋，即使如此，也可能還不夠明白。由此聯想到現代出版的書籍，幾乎有蓋古之多，好像真是知識的爆發似的，從另一方面看，也可以說衹是文化退化的貧乏現象而已。
　　更上層樓的負擔
　　可是話說回來，再進一步的新文藝運動是必須的嗎？我倒認為是極須的，不過，不能弄錯方向就是了。我們現在需要的是“溫故知新”，如何整理五千年文化的遺産，如何吸收西方文化的精英而融會貫通，並發揚光大。衹以文學來說，我們到目前為止，就沒有辦法創作一種文體，足以概括古今而永垂式範的。老實說，所有專心一致搞新文藝運動的，大體上都和我們一樣，不是博古通今之士，甚之，連傳統文化遺産的邊緣都還未摸着。衹知隨着時代的潮流，漂流在大西洋與太平洋的文化邊緣，如“海上仙山，可望而不可即”而已。再新的新文藝，必須是真正切合中國文化的新文藝，那恐怕不是目前所搞的新文藝運動所能負的艱巨大任。
　　當我在說這些觀點的時候，恰好看到十月一日《聯合報》第三版上登載了一篇專訪，報道國內數學界的學者專傢們，正發起一項“科學中文化”的運動，他們已開始用中文寫數學的教科書，期以十年有成，達到“科學在中國文化中生根”的目的。看了以後，情不自禁地對他們肅然起敬。這一作為，纔真是中華民族、中國文化的重要工作。我們鬧了幾十年的“科學”，到今天才開始中文化，比起日本雖然已遲了幾十年，但到底是我們學術教育界的一大覺醒。迎頭趕上，也許勝過別人。但我希望其他如醫學、天文、物理等等學科，應該也會如“風行草偃”，慢慢地跟蹤而起。可是其中最睏難的前奏，恐怕還是再新的新文藝運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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