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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 》 地下鄉愁藍調 》
第一部分-一個唱垮了政權的搖滾樂團(1)
馬世芳 Ma Shifang
的樂團――“宇宙塑料人”（PlasticPeopleoftheUniverse）。畢竟在那些觀光客的例行活動之外，我還是偷時間跑去唱片行，買了好幾張他們的專輯。店員聽說我要買“宇宙塑料人”的唱片，還露出“閣下十分識貨”的贊許表情哩，害我虛榮了好幾天。
據說他們前前後後出了十來張唱片，我衹買到五張，其中兩張還是九○年代捷剋劇變之後的重組演唱會實況。CD附的說明小册是十幾頁密密麻麻的捷剋文，我衹能望紙興嘆。不過我還是在其中一篇評述文章的末段，辨認出作者署名：瓦茨拉夫・哈維爾（VáclavHavel），劇作傢，捷剋共和國總統。
反復聽着手上這幾張專輯，從七○年代初期偷偷錄下的地下演唱會實況，一直到一九九七年的重組演唱會，這幾個造型怪異的長發老嬉皮，玩的音樂完全超乎我的想象。“宇宙塑料人”的音樂有一種彌天蓋地的感染力，有時小提琴和笛子跟壓迫力十足的低音貝司一起出現，配着陰沉的鼓擊和往復循環的電吉他音節，構成既沉重又優雅的強大張力。有時整首歌都是漫亂傾側的不規則音符，配上長長的念白，抑揚頓挫，像一幀康定斯基的抽象畫。你很容易就會發現，他們的音樂非常壓抑，有些自戀，有些驕傲，但總是揮灑自如、才情洋溢。那樣的音符羅列，埋藏着整個民族的集體記憶，絶不是英美搖滾樂團做得出來的。當然，他們的歌詞我一個字也聽不懂，但是那好像也不大要緊。無論如何，我已經變成他們的歌迷了。
會知道這個樂團，中間頗有一些波折。記得最早看到這個團名，是報上一篇關於一九九○年哈維爾的專訪。這篇文章激起了我莫大的好奇――當然，捷剋剛剛經歷了翻天覆地的改變：就在前一年，劇作傢哈維爾領導的“絲絨革命”（VelvetRevolution）令捷共喪失政權，半年前還在吃牢飯的哈維爾，衆望所歸地出任共和國總統，他在就職演說上慷慨陳詞：“人民，你們的政府歸還給你們了！”但是老實說，那時候的我對東歐情勢一無所悉，也弄不清楚哈維爾原來是做什麽的。真正激發我興趣的，是在那篇文章裏負責訪問哈維爾的傢夥――來自紐約的搖滾歌手婁・裏德（LouReed）。
你當然知道婁・裏德，知道他在六○年代的樂團“地下絲絨”（VelvetUnderground），還有那張安迪・沃霍爾（AndyWarhol）設計封面、畫了一隻大香蕉的名作。關於“地下絲絨”，最著名的描述就是：“沒幾個人買他們的唱片，但每個買了的人，後來都組了自己的搖滾樂團。”婁愛男人也愛女人，婁是衹大毒蟲，婁對性虐待的種種儀式有着超乎尋常的好奇。婁把自己充滿奇特情節的私密生活譜成歌，用一種神經質的、自戀至極的、半吟半念的方式哼唱，好聽得叫人想咬他一口。然而，共和國總統為什麽會跟這種傢夥混在一起呢？
後來我纔知道，哈維爾是全球頭號“地下絲絨”歌迷，不僅如此，他還是怪老子弗蘭剋・紮帕（FrankZappa）的歌迷！哈維爾剛剛當上總統，就迫不及待地把紮帕請到捷剋，以上賓之禮相待，還有意請他擔任文化使節。畢生都在邊緣奮鬥的紮帕大受感動，差點就入了捷剋籍。此外，哈維爾還邀請到平剋・弗洛伊德（PinkFloyd）為國宴表演――我想，地球表面不可能有對搖滾樂更友善的國傢元首了。
哈維爾是在一九七六年，他四十歲的時候迷上搖滾的。一個大雪紛飛的夜晚，有個朋友拎着酒跑來敲他的門，跟他徹夜長聊，並且還提議他跟一個名叫伊凡・希羅斯（IvanJirous）的年輕人見見面。他跟哈維爾說，希羅斯別名“馬哥”（Magor）――這個字在捷文的意思是“瘋漢”。馬哥不但是“宇宙塑料人”這個樂團的“藝術總監”，還有一群滿懷激情的波希米亞浪子，把馬哥當成精神領袖，他們替這個次文化社群取名為“地下社會”。雪夜來客說：他們真精彩，你真該認識一下這群小夥子。
關於馬哥這號傳奇人物，有位記者是這麽說的：“馬哥經歷過嗑藥、酗酒、搖滾、吃牢飯、被條子痛揍、樣板審判、重刑監獄、神話傳奇、一場大革命，還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詩。”經過引薦，哈維爾抱着“姑妄聽之”的心情，和他在布拉格相會。馬哥是個長發披肩、形容邋遢的漢子，一面滔滔不絶發表他對捷剋音樂復興的看法，一面拿出兩三捲卡帶，塞進錄音機，放給中年劇作傢聽，那是幾個當地搖滾樂團，包括“宇宙塑料人”的表演實況。哈維爾聽着破錄音機裏的音樂，大受震動，於是推掉了其他約會，跟馬哥跑去酒吧，徹夜聊到天明，從此成為忘年至交。
哈維爾在多年後回憶那天的感覺：“這種音樂有一種震撼人心的、使人不安的魔力，這是一種使人警醒的、由內心深處發出的真誠的生命體驗，任何人衹要精神尚未完全麻木，就能理解……我突然領悟到，不管這些人的語言多麽粗俗，頭髮多麽長，但真理在他們這邊。”
從這天開始，哈維爾變成了“宇宙塑料人”的忠實歌迷。後來，這些年輕人又介紹他聽地下絲絨和弗蘭剋・紮帕的音樂。它們從一張張颳花了的舊唱片，轉拷成一捲捲秘密流傳的卡帶――在那個年頭，一旦被秘密警察發現你在聽美國搖滾樂，可是會被抓去關的。後來，就跟千千萬萬捷剋青年一樣，不知不覺，哈維爾已經把搖滾樂視為和文學一樣重要的生命元素了。
在肅殺、灰暗的七○年代，許多捷剋政治犯被秘密警察逮捕，關押在牢房裏。面對無窮無盡的審訊與折磨，他們重獲平靜的方法，往往不是祈禱，而是輕輕哼唱婁・裏德的歌、背誦約翰・列儂和鮑勃・迪倫的詩句。弗蘭剋・紮帕和“地下絲絨”的唱片，在美國從來就不是暢銷品，然而紮帕怪異突梯、充滿荒謬色彩的音樂，和“地下絲絨”描述種種陷溺墮落景象的作品，對捷剋青年來說，毋寧是更貼近生活實況的。
在一九六八年蘇軍坦剋大舉壓境之前，布拉格生氣蓬勃的文化圈，經常被拿來跟六○年代的“搖擺倫敦”（SwingingLondon）和紐約東村相提並論：大傢寫詩、蓄長發、搞現代藝術、彈吉他、嗑藥、穿五顔六色的衣服，覺得生活理應就是這樣。也不知該說幸或不幸，“宇宙塑料人”的成立，正巧在“布拉格之春”被十八萬大軍剿滅之後一個月，碰上了當權者用盡全力要鏟除那種花花緑緑的生活，讓一切回歸“正常化”的起點。一九七一年，官報公然宣示：“政府不會容許‘百花齊放’，我們所要栽培、要灌溉、要保護的，衹能是那唯一的花朵――馬剋思主義的紅薔薇！”“宇宙塑料人”的披肩長發、奇裝異服、放蕩行徑和高分貝的搖滾樂，簡直襬明了跟國傢機器過不去，註定了他們被整肅的命運。
讀到這裏，你一定會猜想，“宇宙塑料人”應該是個政治意識十分強烈的樂團吧。但肉店學徒出身的團長米蘭・賀拉夫薩（MilanHlavsa）回憶說：纔不是哩，他衹是忍不住想玩搖滾而已。“宇宙塑料人”的歌詞完全不提政治，甚至連抱怨與哀嘆的情緒都不多見。他們是這樣相信的：“對這個荒謬體製最好的反擊，就是竭盡所能地忽視它。”他們用不和諧的高分貝噪音、粗鄙的打油詩、油膩的長發、驚世駭俗的打扮和浪蕩的生活方式，直接把官方標舉的那套“好公民的價值”扔進了茅坑。一位捷剋文化人這樣描述“宇宙塑料人”的行徑：“他們不跟當政者對話，衹跟自己人對話；他們沒有變成異議分子，反而創造出一種可以暫時滿足自己的另類文化；他們沒有要求當權者賞給自己更多的自由，相反地，他們的行徑就好像自己已經擁有了自由一樣。”
不消說，這替他們惹來了無窮無盡的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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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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