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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代 》 楚國史 》
第十五章 戰國時期楚國文化的重大成就
魏昌 Wei Chang
一、毛筆、竹簡與帛書
春秋末至戰國後，楚文字數量多，書寫流暢，與毛筆的創製使用是分不開的。西晉崔豹《古今註》說：“秦吞六國，滅前代之美，故蒙恬得稱於時。蒙恬造筆，即秦筆耳。”“蒙恬造筆”故事流傳至今，無人不曉。事實上，早在蒙恬之前，楚人就已能造筆，並用毛筆書寫了。從本世紀四十年代以來，湖北、湖南、安徽各地楚墓出土的竹簡、帛書、帛畫、漆器圖案，都是用毛筆書寫和描繪的。1954年長沙左傢公山戰國中期楚墓出土了毛筆和竹片、鋼削刀、小竹筒，後三者顯然是和毛筆配套使用的。1957年信陽戰國中期楚墓出土了一件文具箱，內裝有毛筆和其他配套工具。由此可見，戰國後，楚人已廣泛使用毛筆了。
毛筆的使用，不僅使書寫範圍擴大(突破了原來甲骨文和銘文的局限性)、字數增多，而且在字體上亦有新的發展。當然，楚文字總體看與中原文字是一致的，但亦有自己的特色。如字體流利，或簡或繁，比較隨便，其字體結構、波勢挑法，已具有“古隸”的特點，後來秦隸、漢隸，正是在楚字與其他地區文字的基礎上吸收發展而成的。
楚地盛産竹，故楚人就地取材，對竹進行加工處理，成為人們書寫最簡便的材料，稱為竹簡。自本世紀五十年代初在長沙楚墓首批出土竹簡後，在湖南其他地區，以及河南、湖北各地也先後出土了大量的竹簡，其中尤以江陵、荊門出土的竹簡最多。大量竹簡的出土，對研究楚國與中國古代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方面提供了十分珍貴的資料。
早在1942年，在長沙東郊子彈庫楚墓中，就出土了一幅帛書。帛書共948字(缺94字)，有三篇，一為《四時》篇，二為《天象》篇，三為《月忌》篇李學勤《論楚帛書中的天象》(《湖南考古輯刊》1982年第1集)。
帛書，即為寫在絲綢品上的文字，是迄今為止所見的我國最古老的縑帛文字資料，具有極其重要的史料價值。原品1945年流入美國，現國內所見的是帛書攝影件。
二、莊子思想
莊子(約前369-280年)，名周，宋國蒙(今河南商丘東北，一說今安徽蒙城)人，做過蒙地的管理漆園的小官。生活窮睏潦倒，曾嚮監河侯(官名)藉糧度日。他本來是宋國人，因公元前286年(楚頃襄王十三年)齊滅宋後，齊與魏、楚三分其地，蒙地屬楚，故莊子為楚人。他往來於趙、魏各國間，與楚國關係較深，和楚威王、楚頃襄王都有往來。據《史記·老莊申韓列傳》載，楚威王聞其賢，派人請他任楚相(令尹)，莊子以“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為辭，堅决拒絶。
莊子著作是道傢的主要代表作，書名即稱《莊子》。據《漢書·藝文志》說，《莊子》一書有52篇，現存衹有內篇7篇，外篇15篇，雜篇11篇，計33篇。一般認為內篇為莊子著，外篇、雜篇為莊子後學著。因唐玄宗尊莊子為南華真人，故《莊子》又稱《南華經》。內容豐富多彩，文字汪洋恣肆，多采用寓言故事形式，無論在哲學上或文學上，均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
莊子繼承和發展了老子思想，故歷史上老莊並稱，道傢思想又稱為老莊思想。
莊子的故國----宋國，與陳、鄭、蔡等國一樣，春秋後一直是晉、楚等大國爭奪的中間地帶，戰爭頻仍，人民經受長期戰亂的禍害。公元前318年(宋君偃十一年)，宋君偃自稱為王，暴虐無道，諸侯皆曰“桀宋”，民衆又在國內飽受壓迫奴役之苦。莊子晚年，宋又亡國。莊子一生生活在如此多災多難的國度裏，客觀的環境不可避免地給莊子思想鑄成深深的烙櫻
在宇宙觀方面，莊子繼承和發展了老子“道法自然”的觀點，認為道是“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莊子·大宗師》。)的，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製，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莫知其高，莫知其終”(同上。）這種超越感覺的道，卻是世界萬物的本源，“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同上)，否定了世界有神的主宰，具有泛神論的色彩。同時，莊子又進而認為“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莊子·齊物論》)，我即道，道即我，道就成為主觀精神的東西。
莊子思想的可貴之處，是具有樸素的唯物自然觀和辯證法因素。他認為“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莊子·則陽》)，氣，即物質自然性，故其主觀精神的道，是與客觀自然的氣分不開的。莊子繼承和發展了春秋後否定天命觀的思想，認為“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氣”(《莊子·知北遊》。)，死，亦為客觀自然的事，無君臣尊卑之別，這無異揭示了人的自然屬性，否定了權貴奴役人民的合理性。他指出客觀事物都是變化的，“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莊子·秋水》。
客觀事物的變化，則是由於矛盾雙方相互作用而引起的：“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莊子·則陽》。)]。莊子在認識到客觀事物的變化及其矛盾雙方作用的同時，又進一步認為對立的雙方是可以轉化的，“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莊子·知北遊》。）]無疑的，這都是莊子繼承了老子樸素辯證法的積極一面，是老莊思想的精華所在。
但是，由於老子在肯定客觀事物矛盾對立而相互轉化的同時，卻忽略了矛盾轉化的條件和新舊質的區別，莊子正是在這一基礎上，卻把樸素的辯證法進而引嚮了相對主義。他認為“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莊子·齊物論》。]，世界上沒有是非、善惡、美醜之分，“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同上。）]雙方都自以為是，而以對方為非，實際上沒有絶對的是非。莊子的這種相對主義必然導嚮懷疑主義，如“莊子夢為蝴蝶”，不知是莊周夢為蝴蝶，抑或是蝴蝶夢為莊周，形象地反映了這種認識論的不可知論和懷疑論。莊子一生飽受戰亂之苦，無法擺脫冷酷無情的現實，故對一切均持懷疑態度，失去了探索真理的信心，是“小國寡民”思想的典型表現。莊子的相對主義，固屬唯心主義體係，但他覺察到了認識的相對性，指出了物質的不確定性，對後來唯物辯證法的進一步發展是有啓迪作用的。
與“道法自然”觀相聯繫的，莊子發展了老子社會政治學說，要求回到“渾沌”世界去，即所謂“至德之世”。他說：“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異，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莊子·馬蹄》。)又說：“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莊子·至樂》。)可見莊子所嚮往的社會是沒有階級壓迫和戰爭禍害的大同之世，這在當時固屬幻想，但要求恢復“素樸”，即人的自然屬性，人人平等，沒有剝削和壓迫，在人類思想政治史上是有深遠影響的。當然，由於時代的局限性，莊子對這種“至德之世”不可能作出科學的說明，以致主張“絶聖棄知”、“掊鬥折衡”，則是逃避現實的消極思想。
正是由於冷酷現實的無情，莊子在人生觀方面又集中體現在所謂“逍遙遊”，追求精神上的絶對自由。他在《逍遙遊》中說，大鵬的高飛，要有一定的條件，即“有待”，這不能算是絶對的自由；而要真正地達到自由，就要無條件的，即“無待”，這樣才能“乘天地之正，而禦六氣之變”，自由自在地遨遊於無窮無盡的天地之間，從而達到“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的精神世界。能達到這樣“無待”的人，纔算是“至人”、“神人”或“聖人”。莊子的這種“逍遙遊”的人生觀，實質是企求擺脫現實煩惱的一種自我精神麻醉法，是典型的消極遁世思想，在當時社會現實中是有害的。但他既追求歸本自然，否定天命觀，擺脫人間的不平等，無疑為人的自我認識，提供了新的啓示。
莊子思想豐富多彩，不愧為我國古代突出的思想傢和哲學家，在中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三、屈原思想
屈原的作品甚豐，據劉嚮、劉歆父子的核定和王逸的註本，計25篇，包括《離騷》1篇、《天問》1篇、《九歌》11篇、《九章》9篇、《遠遊》1篇、《卜居》1篇、《漁父》1篇。又《招魂》、《大招》2篇，近人也有以為是屈原所作。這些作品，不僅是不朽的詩篇，也同時飽含着屈原豐富的哲學、政治思想。但由於他所作楚辭的影響極其深遠，故其思想反而為後世所忽略。屈原的生活年代，正處於戰國中後期激烈的爭奪時期，故其思想與莊子一樣，亦鑄上了深刻的時代烙櫻其一，屈原生活的楚懷、頃襄王兩代，正逢楚國由盛而衰的時期，國內矛盾重重，國外問題尖銳復雜，而國際形勢總的趨勢，則由大國紛爭的局面逐步走嚮統一，這一特定的環境，對一個有深邃目光和有遠大政治抱負的思想傢來說，必須作出回答。其二，戰國時期逐漸形成的“百傢爭鳴”局面，經過長期的相互辯難和相互吸收的過程，在文化思想上亦漸呈融合與總結之勢，故屈原的思想紛呈異彩，各傢思想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表現了其兼收並蓄、博大寬闊的胸懷。
屈原的哲學思想，基本承襲老莊，又兼采北宗稷下道傢學說。我們知道，老子創道傢學派之後，至戰國後已逐漸演化成南宗和北宗。南宗，即莊子哲學；北宗，即稷下道傢，其思想主要體現在《管子》中《心術上》、《心術下》、《白心》和《內業》等四篇。屈原的本體論就是兼采南、北宗的精氣說。氣化生萬物，即所謂“化不易氣”(《管子·內業》。)，這是道傢氣一元論具有樸素唯物主義因素的基本特徵。但北宗又進一步提出精氣說，認為“精”也是“氣”，是“氣”的更微小的東西，精氣就是宇宙萬物的本原。如《管子·內業》說：“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為人。”人是由“精”(氣)和“形”(氣)相結合而産生的，可見這是有樸素的唯物主義因素的。然而他們又強調“精也者，氣之精者也”，這種精氣又是精神，是人的素質，包括道德和智慧一類的內在美，即所謂“神”或“道”。屈原是一位詩人，並無專述精氣說，卻以文學的手段委婉地表達了這一觀點，顯得更加細膩貼切。如他在《離騷》中吟道：“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跪敷裧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駟玉虯以乘[翳/鳥-羽]兮，溘埃風餘上徵。”這種“內美”和“中正”(道德)，實際上就是精氣，它能使人離開塵世而上天。又如《遠遊》一詩，對精氣說則作了更詳盡的發揮。作者一開始就說：“悲時俗之迫[阝卮]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焉托乘而上浮?”“上副即“上徵”，為什麽不能上天雲遊，就是因為沒有“上副的“托乘”，即精氣。為什麽沒有精氣?作者接着吟道：“遭瀋濁而污穢兮，獨鬱結其誰語!……意荒忽而流蕩兮，心愁凄而增悲。神倏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留。”一是“遭瀋濁而污穢”，精氣因“污穢”而不願進來；二是內部原有的精氣，由於內心悲哀，“神倏忽而不反”，也都跑出去不復返了。怎麽辦?衹有“內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氣之所由。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為而自得”，即經除污穢、淨悲哀、虛靜恬愉的修養，就能“時仿佛以遙見兮，精皎皎以往來”，從而復又”因氣變而遂曾舉兮”、“掩浮雲而上徵”了。可見，屈原的精氣說與稷下道傢學說一樣，精氣並非抽象的精神實體，而是細微飄忽不定的物質實體。從這點看，是唯物的，但又是模糊的，不徹底的，往往為唯心主義哲學家所利用。不過，作為一個詩人，屈原運用其精氣說理論，開闢了浪漫主義創作的新途徑，在文學史上産生了深遠的影響，則是有積極意義的。屈原在宇宙生成和天道觀方面，也以“問天”(王逸《楚辭章句》認為屈原《天問》就是“問天”之意，因“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的形式，問而不答，以不答為答，對遠古的神話傳說作出了理性的反思。他一口氣提出了170多個問題，涉及到天地萬物、人事代謝，無所不包，思想極其豐富。他大膽地懷疑和否認天命，公開質疑：“天命反側，何罰何佑?齊桓九會，卒然身殺?”“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閃爍着樸素的唯物觀的光芒。
從唯物的天道觀出發，屈原的歷史觀也充滿着唯物主義的精神。他譴責夏啓荒淫無道，“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傢巷”(《楚辭·離騷》。）他指責周昭、穆王貪婪無度，不顧國事，“昭後成遊，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穆王巧梅，夫何為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他對楚國的歷史也作出了理性的反思，指出“厥嚴不奉，帝何求!伏匿穴處，爰何雲!荊勳作師，夫何長?悟過改更，我又何言!吳光爭國，久餘是勝”(《楚辭·天問》。)?在一定程度上觸及到了楚國衰亡的要害。
作為一位思想傢，屈原在社會政治等領域方面，更立足於現實，探索真理，閃現出特異的光彩。他所處的是各國爭相兼併、人民長期蒙受戰爭禍害而渴望和平的時代，故屈原和其他一些思想傢一樣，也熱烈希望結束戰爭、迎來大一統的局面。他受儒傢思想的影響，要求楚國的君主能像堯舜禹湯文武那樣，來完成一統寰宇的大業，“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楚辭·離騷》。）這正如司馬遷所評論的那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史記·屈原列傳》。)這種“世事”，就是以古喻今，希望由自己的祖國來統一各國。屈原的這一思想與願望，是符合歷史發展趨勢的，表現了當時思想傢所具有高度的歷史使命感。
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屈原積極主張修明法度，舉賢授能，實現富國強兵。他在《離騷》中大量援引歷史典故，希望楚國君主能像堯舜禹文武那樣，任用賢能，公正無私，實行德政，以“苟得用此下土”，享有土地，治理天下。他以伊尹、彭鹹等人自許，决心為實現這種“美政”而奮鬥終生，即使不能實現，亦“將從彭鹹之所居”，死而無悔。對外積極倡導聯齊抗秦，合縱以求自立圖強。他不避辛勞，風塵僕僕，往來於齊、楚間，為合縱抗秦作出了重大的貢獻。所以，屈原不僅是一位提出了“美政”方案的政治思想傢，而且也是一位具有“導乎先路”奮鬥决心的實踐者。
屈原生活在“諸侯並爭，厚招遊學”(《史記·秦始皇本紀》。)的時代，各國國君和權貴爭相招攬士人為自己效勞，故禮賢下士蔚然成風。自孔子起，及至後來的墨子、孟子、荀子、韓非子等都“待賈而沽”，奔走他國，為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奮鬥。屈原則不同，他執着地眷戀祖國，至死也不願離開祖國一步。他在《離騷》、《哀郢》、《抽思》等篇中，熱烈地表達了念祖忠君愛國戀鄉之情，至今催人淚下。如：
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餘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離騷》)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朝吾以行。發郢都而去閭兮，招荒忽其焉極?楫齊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浮兮，顧竜門而不見。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其所]。……背夏浦而西見兮，哀故都之日遠。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哀郢》)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麯直兮，南至月與列星。願徑逝而未得兮，魂識路之營營。(《抽思》)
更可貴的是，屈原的念祖忠君愛國戀鄉與恤民思想是密切相聯的，如“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哀郢》)“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離騷》)應該指出，屈原的這種念祖忠君愛國戀鄉恤民之情，構成了我國古代愛國主義的基本內容，對我國人民傳統愛國主義産生了深遠的影響。屈原不愧為我國古代愛國主義的偉大奠基者和光輝的典範。
屈原在處世態度上，也充滿了積極嚮上精神，表現出了敢於鬥爭的高貴品質。他的諸如“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亦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吾誼先君而後身兮，羌衆人之所仇”等名句，至今仍感人心懷，激勵人們不畏邪惡，以國傢、民族利益為重，為真理而奮鬥不息。屈原的這種積極處世態度，是他的樸素唯物觀與愛國愛民思想的直接表現，與道傢的遁世思想、儒傢的“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孟子·公孫醜》。)的態度是不同的，無疑是我國人民的寶貴精神財富。
四、農傢許行思想
許行(約前390-215年間)，楚人，與孟子同時，是戰國時期農傢的代表人物。據《孟子·滕文公上》載，孟子在滕國時，許行偕弟子數十人亦自楚至滕。他與孟子不同，不求高官厚祿，衹要求滕文公給一塊土地，從事耕種。滕文公允諾，許行於是與其徒數十人，穿着麻布衣服，靠打草鞋、編席子為生。儒傢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陳辛自宋來到滕，“見許行而大悅，盡弃其學而學焉”。可見許行倡導的農傢學說，在當時有很大的社會影響，其徒衆多，連儒傢門徒也棄儒而改拜許行為師。
許行思想，主要見於《孟子·滕文公上》。它記載說：“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歹食]而治。今也滕有倉稟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可見許行的社會政治思想是主張賢君要與民衆並耕而食，一天朝夕兩餐，要身體力行，為民辦事。像滕君那樣“倉稟府庫”，“厲民而自養”，靠殘酷剝削的手段壓榨人民，養肥自己，這樣的國君就算不上“賢君”，是人民所反對的。這是一種樸素的原始農業思想，保存了遠古神農氏學說的精神，故許行號稱為“有為神農之言者”。
許行從代表貧苦農民的利益和要求的立場出發，在社會分工的基礎上，提出以農産品與手工業産品交換、實行“市賈不二”的原則。《孟子·滕文公上》記陳相語：“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二，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顯然，這是原始農業時期實行以物易物的交換，要求絶對的合理，杜絶偽劣與欺詐。
時至戰國，作為楚國的思想傢許行，仍倡導神農之說，並非偶然，而是有其歷史淵源和深刻的社會背景的。首先，炎、黃融合，神農之說早在江漢流域流傳。“君民並耕”、“市賈不二”，歷來成為傳統德政和理想社會的準則而被廣泛地傳播和美化。特別是楚國先祖“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的奮鬥歷程，當給許行以深刻的印象，故其承繼神農氏學說與傳統社會理想，就是很自然的事了，農傢學派産生在楚國，當然就非偶然。其次，楚國地大物博，資源豐富，“不待賈而足”(《史記·貨殖列傳》)，這又直接導致原始農業思想的發展和理論化。同時，隨着兼併戰爭和階級分化的日趨激化，人們要求社會“均平”合理，反對剝削和壓迫，這又使許行農傢學說得以深入人心，為各地人民所嚮往。
許行農傢思想是當時一種平均思想，他的主張也衹是一種幻想，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但他要求君民並耕、人人自食其力，與同時代儒傢孟子所鼓吹的“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的思想是針鋒相對的，在中國思想史上，自有其重要的價值。許行的“市賈不二”雖也屬於不切實際的價格論，但卻是當時農民對不法商人欺詐行為和苛刻盤剝的抗議，今天看來仍有它的積極性和合理性的一面。
五、吳起、荀子思想
吳起是戰國初期政治傢、軍事傢和法治代表人物。他逃奔到楚國後，受到楚悼王的重用，在楚國主持變法。公元前381年，因楚悼王病逝，吳起變法夭折，自己亦慘遭殺害。吳起在楚國時間雖然不長，卻對楚國情況了如指掌，故其變法措施是針對楚國國情的。他提出的“明法審令”、改革世襲製、分封製、打擊舊貴族，就是為了強化以國君為首的封建統治權威，其結果也就加速了封建化的進程。他深入指出楚國人少地多，命令權貴率族到邊境到廣大荒涼地區開荒生産，就是為了“以所不足，益所有餘”，以發展社會生産，增強國傢經濟和軍事實力。他倡導“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顧毀譽”、“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就是在思想領域中嚮舊意識形態、舊習俗開火，以確立新興封建地主階級的思想統治地位。作為法傢吳起，他的光輝的法傢思想，最終在楚國政治變革實踐中得以完善，不能不刻上楚國思想的深刻烙櫻
荀子(約前313-238年)，名況，字卿，趙國人。他是我國古代著名的思想傢和教育傢。楚上蔡人李斯是他的學生。據《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載，荀子年五十始遊學於齊，時約公元前263年左右。《史記·春申君列傳》載，公元前255年(楚考烈王八年)，春申君黃歇以荀子為蘭陵令，自此則居楚國，直至病逝。因此，荀子在齊約八年，在楚則約近二十年，故其著述，主要是在楚國蘭陵完成的。
荀子歷遊居趙、燕、秦、齊、楚諸國，故其閱歷廣泛，對南北各傢思想均有批判吸收，開始了先秦思想的大融合，正如《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所指出的那樣：“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礻幾]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猾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這種思想上的大吸收大融合，正是政治上由大國紛爭逐漸走嚮大一統的反映，表現出了一位大思想傢政治敏銳性與思想成熟性的特質。荀子思想豐富，涉及到哲學、政治、經濟等各個領域，成《荀子》一書，計33篇。在哲學上，他繼承和發展了我國古代樸素的唯物主義，批判了天命和鬼神述信學說，提出了著名的“明於天人之分”和“製天命而用之”的論斷，認為自然運行規律是客觀存在的，“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荀子·天命》。）在認識論上，強調“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荀子·解蔽》)，認為客觀世界是可以認識的。在認識過程中，既強調感覺經驗的重要性，又強調思維的重要作用，“形思而神往”(同上)，人能通過感官(“天官”)和大腦(心，亦即所謂“天君”)而認識世界。這樣，荀子既糾正了墨子片面強調感覺經驗的作用，又批判了孟子強調“天君”認識事物的唯心主義認識論。在觀察人的自然性方面，荀子反對孟子的“性善論”，而提出了“性惡論”，即所謂“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荀子·性惡》。)]。為了去惡從善，必須“師法之化，禮義之道”，論證了“師法”與“禮義”的重要性。荀子的人性論，強調了善惡之分、性偽之分，忽視了人的社會屬性，從這點看，則是唯心的。在政治上，荀子主張禮法兼冶、王霸並用，提出了“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荀子·強國》。)]的觀點。在接受前人經驗方面，荀子與正統儒傢、道傢不同，明確提出“法後王”思想。當然，這種“法後王”仍然含有“復古”思想，但卻是實實在在的效法周文、武王與周公之道，與儒傢的“言必稱堯舜”、道傢的“小國寡民”乃至“渾沌”世界是不同的，是歷史進化論的思想，對後期法傢韓非、李斯等有深刻的影響。荀子的政治思想，表現了新興地主階級生機勃勃、力求建立全國封建統治的強烈願望。
在經濟上，荀子繼承和發展了儒傢的“富民”與“仁政”思想，要求封建統治者實行“平政愛民”政策，以發展社會生産力，鞏固封建統治。他認為“王者富民，霸者富士”，“聚[僉欠]者，召寇、肥敵、亡國、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荀子·王製》。)，反對對農民進行殘酷的剝削。他從“王者之法，等賦，政事，財萬物，所以養萬民也”出發，主張“田野什一，關市幾而不徵，山林澤流，以時禁發而不稅”、“通流財物粟米，無有滯留”(同上。)，利農寬商，加強經濟聯繫與物資交流。他還奉勸“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荀子·王製》。)，即在任何時候都要實行“開源節流”政策，以保證封建國傢的穩定和發展。
六、科學技術
戰國時期，楚國科學技術得到廣泛的發展和應用。
楚人天文知法歷來淵博，戰國時期，則更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古人為了對日、月和五大行星(水金火木土)的運行及其位置作係統的觀測，將其附近恆星分為二十八片(區)，稱之為二十八宿(星)。二十八宿體係的建立，是中國和其他世界文明古國天文學的重大發展(二十八宿體係，古印度、埃及和兩河流域國傢亦有。其中以中國和印度出現較早。)。
二十八宿名稱，最早見於成書於戰國末的《品氏春秋·圜道》：“日夜一周，圜道也。月躔二十八宿，軫與角屬，圜道也。”《呂氏春秋·有始》敘述了自角至軫的二十八宿名稱：角、亢、氐、房、心、尾、箕、鬥、牽牛、婺女、虛、危、營室、東壁、奎、婁、胃、昴、畢、觜、參、東井、輿鬼、柳、七星、張、翼、軫。據《史記·天官書》和《漢書·天文志》載，創立二十八宿體係的，是戰國中期的甘公和石申(《史記·天官書》將甘公、石申夫與楚唐昧並列為“昔之傳天數者”，故可知為戰國中期人。）石申，魏人；甘公，楚人，或在楚國從事天文學研究的天文學家(《史記·天官書》、《後漢書·天文志》說甘公是齊人；《史記·正義》引梁阮孝緒《七錄》和《漢書·藝文志》說甘公是楚人；《史記·集解》引徐廣說甘公“本是魯人”。故可能原籍在魯，後遊歷齊、楚，從事天文學研究。）1978年，湖北隨州曾侯乙墓(戰國早期)出土了一件漆箱，箱蓋上繪有二十八宿名稱和青竜、白虎圖案，可見楚國早在戰國初就創立了二十八宿體係，充分證明楚人從事天文學研究長盛不衰。漆箱二十八宿名稱與石申星名基本相同，與甘氏星名出入較多，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夏楚文化的異同及其融匯的趨勢。
據《周禮·考工記》和《史記·天官書》載，可知我國古代把二十八宿平均分為東西南北四組，分別用青竜、白虎、朱雀、玄武(龜蛇)來表示，稱為“四象”。漆箱蓋東西兩側分別繪有青竜、白虎，這是四象中的東西二象，南北二象可能由於畫面的局限性，故未繪出。由此可知，二十八宿與四象的劃分是緊密相聯的，早在戰國初，楚國就廣泛流傳了。
漆箱二十八宿中央，寫有一個巨大的“鬥”字，可見楚人重視對北斗星的觀測，以“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史記·天官書》。）戰國末楚國道傢[曷鳥]冠子指出：“鬥柄東指，天下皆春；鬥柄南指，天下皆夏；鬥柄西指，天下皆秋；鬥柄北指，天下皆鼕。”(《曷鳥冠子·環流》。)反映了楚人在天文學領域中的傳統成就。
1973年，長沙馬王堆3號漢墓出土了一部《天文星象雜占》帛書，據研究，此帛書係戰國時楚人所著(張正明主編《楚文化志》。）帛書畫有二十九幅名稱、形狀不同的彗星，是迄今已知世界上最早的關於詳細描繪彗星不同形狀的圖，無疑是一份極其珍貴的天文學研究資料。
《楚辭》的某些篇章，也留下了楚人有關天文學研究成就的記載。如屈原《天問》：“明明暗暗，惟時何為?陰陽三合，何本何化?圓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維焉係?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說宇宙陰陰暗暗，渾沌一片，陰陽二氣，化生而成。天如圓蓋，由八根柱子支撐着。宋玉《大言賦》：“方地為車，圓天為蓋。”可見楚人的宇宙論，是我國古代最早的“蓋天說”。又如《天問》：“羿焉[弓畢]日?烏焉解羽?”這裏說的太陽有烏鴉，就是太陽出現的黑子現象。楚人積纍起來的天文學知識是極其豐富的，詩人不過衹是以藝術的手法反映出來罷了。
楚人數學在原有基礎上，戰國時又取得了突出的成就。1983年底1984年初，湖北江陵張傢山漢初古墓出土了大批竹簡，其中重要內容為《算數書》。此外，還出土了算籌等重要文物(《江陵張傢山三座漢墓出土大批竹簡》(《文物》1985年第1期)。據後德俊研究，墓主係楚人，漢初降漢，後“病免”在傢，其《算數書》可能為楚人所撰，代表了楚國的數學水平(後德慷楚國科學技術史稿》。）《算數書》是一部數學問題集，內容包括《分乘》、《增減》、《相乘》、《合分》等。其中《少廣》一節，與成書於兩漢間的《九章算術》(《九章算術》是西漢後數學研究的結晶，因它正式成書約於公元一世紀，故有的學者把它列為東漢初的數學著作。)的《少廣》標題相同，內容亦大體相似。故《算數書》部分內容為《九章算術》所收進，是早於《九章算術》的一部數學著作(《江陵張傢山漢墓概述》(《文物》1985年第1期)。
我國古代醫藥學的發展是很早的。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一些醫方，均大體流行於戰國時期。其中出土的辛夷、花椒、杜衡、佩蘭等中草藥，在《楚辭》中亦有記載。出土的古屍(女)，手裏緊握着兩個絹包，內裝有多種藥物，大多味辛溫。經對古屍的病理檢查，死者生前患有冠心並膽石病等疾病，故常服用此類藥物。該墓時間約在公元前160年前後，離楚亡時間不久，故其時醫藥學當是承襲楚人的。1975年，江陵紀南城內鳳凰山168號墓出土了一具西漢男屍，葬於公元前167年，比馬王堆女屍略早。同時出土的有竹葉椒、薑等藥物。經解剖，死者生前患有膽結石、血吸蟲病等疾病，出土的中草藥，可能是生前服用過的此一類藥物。男屍出土時，皮膚肌肉等軟組織尚有彈性，牙齒齊全而牢固，屍體歷久不腐。其重要原因是內棺有約10萬毫升含流化汞等成分的棺液，出土時呈絳紅色。足見楚人既熟諳中草藥知識，又掌握了一定程度的化學藥物性能。此外，楚地由於氣候溫暖潮濕，楚人還喜愛佩帶裝有佩蘭、香草等藥物的香囊，枕睡裝有辛夷、茅香的枕頭，在室內用熏爐焚燒花椒等含有揮發油的香料，進行空氣消毒。這是楚地的傳統習俗，屈原在《楚辭·離騷》中就吟道：“扈江離與闢芷兮，紉秋蘭以為佩。”長沙楊傢灣楚墓出土的陶熏爐、江陵雨臺山楚墓出土的青銅熏杯，就是用作熏香消毒的。至今在兩湖農村和城鎮，每逢端午節，傢傢戶戶都要挂上菖蒲和艾葉，做成小香囊佩帶在孩子身上，以為避邪去穢、殺菌抗玻
七、文學藝術
戰國時期，楚國文學成就輝煌，主要表現在散文與詩歌。由於散文以《莊子》為代表，詩歌以屈原《離騷》及其他作品為代表，故兩傢合謂，人稱“莊騷”(韓愈《昌黎集·進學解》：“下逮‘莊騷’，太史所錄。”陸遊亦有“閉門猶得讀《莊》《騷》”詩句。）莊子作為一位博學的哲學家，不僅哲學、政治思想豐富多彩，而且文學藝術思想也很突出，甚至涉及到關於文學藝術的創作規律。他崇尚自然，對“竊國者為諸侯”(《莊子·月去篋》。)不滿，主張“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莊子·天下》。)，以達到“無為而無不為”的境界，即能順乎“道”，消除人間一切的罪惡現象。他強調“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莊子·庚桑楚》。，摒棄“人為”，贊美天然。他大聲疾呼：“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莊子·秋水》。)他藉“庖丁解牛”、“津人操舟”等故事，闡發了由“技”進入“道”、文學藝術創作進入“物化”境界，為後來文學藝術崇尚天然之美、創作應重意境等創作原則，奠定了思想基矗
戰國時代諸子散文文辭生動，寫作技巧成熟，各具特色，而其中尤以《莊子》最為突出。《莊子》一書，千奇百怪，“寓言十九”，變幻瑰瑋，敘事以明理。如為了說明凡事順其自然，追求“素樸而民性得”的“至德之世”，在《馬蹄》篇中以馬為例，說馬以蹄踐霜踏雪，舉足能奔跑跳躍，這是馬的本性。伯樂則力加馴化，削蹄燒烙，使馬慘遭禍患，死亡大半，這樣“殘生損性”，就是破壞了事物的本性，也就不是“至德之世”。又如《徐無鬼》篇中，敘一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斫之，郢人鼻端之堊盡去而鼻不傷，宋元君聞之，要匠石也為自己試試，匠石說：“臣則嘗能斫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莊子以此說明自己失去了惠施，與匠石失去那位“郢人”一樣，知遇已不存在，就沒有交談的對象了，衹能作抱憾終生、知音難遇之感。像這樣以寓言喻理的故事，比比皆是，無不逸趣橫生，耐人尋味不已。寓言既為喻理，所以它與譬喻手法是緊密相聯的。《莊子》一書，處處設譬，與寓言相映成趣，構成全書一大特色。如在《應帝王》中以“渾沌”喻純真的萬民，以“鑿竅”喻擾民的政舉。在《駢拇》中以鴨、鶴之腿長短不一，若接長或鋸短，均會令其痛苦，比喻凡事應順乎自然，切不可“殘生損性”。其他如《則陽》中以蝸角觸蠻喻諸侯爭戰、《養生主》中以庖丁解牛喻養生之道、《天道》中以輪扁斫輪喻讀書之法等等，都貼切生動，意趣無窮。
《莊子》在語言藝術上也有它的獨特風格，如卮言、重言、寓言(《莊子·寓言》。張正明主編《楚文化志》說：“寓言是藉敘外物以論本意，托他事以寓己言；重言是藉古人之語以證本意，引長者之語以明己言；卮言是隨文生發以見本意，自然天成以衍己言。”並用，“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其言[氵光]洋自恣以適己”(《史記·老子莊子列傳》)，想像怪異奇特，描繪細緻入微，虛虛實實，千變萬化，層出不窮。在筆法上和《老子》一樣多用韻，使文章聲調鏗鏘，音韻和諧，充滿了詩歌味和節秦感。如《[月去]篋》：“故絶聖棄知，大盜乃止；(擲)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樸鄙；掊鬥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又如《天道》：“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鼕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其他如《逍遙遊》、《德充符》等篇，無不全篇押韻，錯落有緻，一氣呵成，流暢生動。
《莊子》不僅是一部哲學著作，也同時是一部有鮮明特色的散文著作。它思想奔放，文筆變化多端，具有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對後世文學影響很大。魯迅說：“其文則汪洋闢闔，儀態萬方，晚周諸子之作，莫能先也。”(《魯迅全集》第8捲，第270頁。)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
楚國的詩歌源遠流長，至戰國中後期，大詩人屈原在楚國詩歌的基礎上，與哲學思想一樣，融南北夷夏之交，創造出一種新的騷體詩歌----楚辭。“楚辭”一名，秦漢間已出現，至劉嚮收屈原及其後學宋玉等人的作品，編輯成集，從此，《楚辭》就成為楚國詩歌總集的名稱。東漢王逸為此作註，是迄今所見最早的楚辭註本----《楚辭章句》。由於《楚辭》具有濃厚的地方色彩，故宋人黃伯思說：“蓋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辭。”《離騷》是屈原的代表作品，全詩2400多字，是我國古典文學中最長的抒情詩。司馬遷說：“離騷者，猶離憂也。”(《史記·屈原列傳》。)班固解為遭憂，王逸解為別愁，說法雖不同，意思卻相通。“屈原放逐，乃賦離騷”(《漢書·司馬遷傳》）。可見《離騷》大約是作者在楚懷王時期受讒被貶離郢都時所作。由於其時君昏臣姦，政治腐敗，國勢日頽，故詩人思前顧後，感慨萬分，一方面尖銳地抨擊了權貴的腐朽沒落和苟且偷安行為；另一方面又闡明自己的政治理想與抱負，表達了對祖國和人民的無限忠貞。全詩洋溢着詩人為崇高理想而奮鬥的奉獻精神、真摯執着的念祖愛國忠君戀鄉的愛國主義感情，也表現了不畏邪惡勢力、剛正不阿的高尚品格。《離騷》在藝術上也具有獨特的風格，主要表現在采用誇張手法與比興手法，是積極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高度結合的傑作。由於它開創了楚辭創作的新途徑，奠定了楚辭的歷史地位，故後人稱楚辭為“騷”，稱屈原詩歌為“屈騷”。從此，“風騷”(屈原的《離騷》和《詩經》中的《國風》，係我國古代的重要作品，故“風騷”並稱，代表《詩經》和《楚辭》。並行，對後代文學影響深遠。
《九章》包括屈原的九篇詩歌，即《惜誦》、《涉江》、《哀郢》、《抽思》、《懷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頌》、《悲回風》。其內容主要反映了作者兩次被放逐的經歷、處境和苦悶悲憤的心情，表現了對祖國的無限熱愛和對腐朽沒落政治的極度痛恨。但題名非作者自定，而是後人輯錄在一起的。《九章》的思想內容與《離騷》相近，但其文筆則比較樸素，多運用白描手法，感情熾烈，多直抒胸臆，具有強烈的感染力。此外，《遠遊》、《卜居》、《漁父》亦表現了對祖國的無限眷戀之情和堅持真理、忠貞不屈之志。故其思想內容與《離騷》、《九章》是基本一致的，但是否為屈原作品，歷來多有疑問，一般以為是熟知屈原身世的楚人所作。
《天問》是屈原又一首長詩，計370多句、1500多字。這裏的“天”，不單指自然界，也包括人類社會。故其所問，涉及自然現象、神話傳說、歷史與現實諸多方面，充分體現了楚文化的兼收並蓄和博大精深的特點。通篇詰問，但問而不答，基本上為四言詩，但間或有五、六、七字一句，參差錯落，跌宕有緻。
《九歌》本是古代的樂麯，在楚國早已流傳。屈原所作的這組詩歌是藉用這一麯名。王逸認為，《九歌》作於沆、湘之間，這一帶民俗信鬼神，喜祭祀，祭祀時必奏樂歌舞以娛樂鬼神，屈原放逐江南時仿這種祭歌形式創作而成(近來多有學者認為屈原作於放逐之前，以供祭祀之用。）《九歌》包括《東皇太一》、《雲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東君》、《河伯》、《山鬼》、《國殤》、《禮魂》等十一篇。除末篇《禮魂》是送神麯外，其餘每篇祭一神(聞一多、鄭振鐸等認為，首篇《東皇太一》為迎神麯。見黃壽棋、梅相生《楚辭全譯》註(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年第1版)。
所祭鬼神，包括天神、地祗和人鬼三類。《漢書·地理志》說：“楚人信巫鬼，重淫祀。”故屈原筆下的《九歌》，是楚人崇尚巫術之風的直接反映，表現了楚國原始的巫術宗教活動長盛不衰。《九歌》想像豐富，語言精美，充滿浪漫氣息，具有極強的藝術魅力。
另外，《招魂》、《大招》兩篇作者是誰，說法不一。前者，司馬遷歸為屈原作品，王逸則認為宋玉所作。所招之魂，說法亦不一，除說宋玉招屈原魂外，還有屈原招楚懷王魂和屈原招自己生魂兩說。後者，有說作者是屈原，亦有說作者是景差。
招魂是楚國巫術宗教活動的一種形式。《招魂》想像奇特，鋪張豐富，內容和形式結合得極其完美，是一篇富有浪漫主義色彩的作品。《大招》也是招魂詞，所招之魂，有說是屈原招自己生魂，有說是景差招屈原之魂。其結構、寫法亦與《招魂》相似。
屈原是我國古代偉大的愛國詩人。他的詩篇光彩照人，開闢了詩人從集體歌唱到個人創作的新時代。他獨闢蹊徑，兼收並蓄，吸收民間詩歌形式，創造了句法參差靈活的新體裁。他廣泛地吸收了民間豐富的神話傳說，發展了積極的浪漫主義的創作方法。他承繼和發展了《詩經》的比興手法，“寄情於物”、“托物以諷”，富有藝術感染力，所比之物也更具有美學價值。屈原無論從思想品格到創作方法，都對後世産生了深遠的影響。司馬遷說：
餘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瀋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史記·屈原列傳》。)
李白在《江中吟》吟道：屈平辭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山丘。
魯迅在論及《詩經》與《楚辭》時，稱後者：
較之於《詩》，則其言甚長，其思甚幻，其文甚麗，其旨甚明，憑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儒文服膺詩教者，或訾而絀之，然其影響於後來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漢文學史綱要》，見《魯迅全集》第9册。)
司馬遷說：“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史記·屈原列傳》。)
宋玉，鄢(今湖北宜城)人，生卒年不詳，王逸說他是屈原的弟子。他深受屈原影響，是著名的楚辭作傢，後人常以“屈宋”並稱。其作可信的是《九辯》(《漢書·藝文志》記載宋玉之賦十六篇，不可考。《古文苑》載有宋玉賦六篇，係偽作。《文遜載有宋玉作品五篇，亦有學者認為是後人假托之詞。現在流傳下來的《九辯》，則公認為宋玉所作。
《九辯》模仿《離騷》而作，是一首自敘性的長篇抒情詩。該詩情景交融，意境深化，情感凄涼。句法靈活自由，字數增加，加強了詩歌的節奏感。《九辯》的這一模仿《離騷》寫作，而又富有藝術創作特色，對後世文學亦産生了一定影響。
唐勒、景差當也是屈原之後的楚辭作者。但他們生平不詳，作品也早已失傳了。前述《大招》一篇，是屈原作，抑或是景差作，王逸也說“疑不能明也”，作者是誰，難以確定。
荀子不僅是一位大思想傢，而且也是一位文學家。《荀子》一書論理透徹，層次清晰，行文精煉，辭采繽紛，論點明確，每篇都是深刻有力的論說文。但作為一位文學家，其真正具有文學性質的作品則是《成相篇》和《賦篇》。《成相篇》是運用通俗文學形式來表達作者的政治見解的作品，表明作者已註重汲取民間文學的營養，藉助民間喜聞樂見的麯調來傳播政治主張，在文學創作上作出了有益的嘗試。《賦篇》則是我國文學史上第一篇以“賦”名篇的作品，成為後世賦體的直接源頭。荀子在楚國從事寫作，無疑廣泛地吸收楚國民歌的養料，這是荀子文學創作的一大特色。篇末附《[亻危]詩》二首，頗似屈原辭賦中的格調，具有較高的藝術造詣，故荀子與屈原被譽為辭賦之祖。
戰國時期，楚國藝術取得了光輝的成就，主要表現在音樂、舞蹈、繪畫與雕刻等方面。
據屈原《九歌》與《大招》等所載，楚國樂器種類齊全，有鐘、磬、鼓、瑟、竽、筆[竹/虎]]、排簫等。這些樂器在湖北、湖南、河南各地戰國楚墓出土的樂器實物得到了印證。
(編鐘)，出土完整的有三套，即湖北隨州擂鼓墩1號墓出土一套計65件(戰國早期)、擂鼓墩2號墓出土一套計36件(戰國中期)和河南信陽長臺關出土一套計13件(戰國中期)。其中最具有典型代表意義的，是中外聞名的擂鼓墩1號墓所出土的一套，即曾侯乙編鐘。
曾侯乙編鐘65件，除去楚王[今/酉]章B05A外，其餘均可供演奏。這64件，包括鈕鐘19件，甬鐘45件。鐘的截面為合瓦形，如同諸夏，但與古代歐洲、印度的鐘截面作正圓形不同。合瓦形鐘，銑邊有棱，對聲振動起着製約作用，聲音衰減較快，所以能編列成組，作為旋律樂器使用。歐洲和印度的鐘，聲音衰減較慢，僅能作節奏樂器使用。這是中國古代(包括楚國)的鐘的特點，至今仍為人們所欣賞。
鐘與鐘鈞附件及鐘架上，均有銘文，共2800多字。銘文記錄了曾、楚和華夏各國律名、階名、變化音名的相互對應關係。每件鐘都標有音階名，衹要準確敲擊，便能發出與銘文相符的樂音。它以姑洗律為基調(相當現代國際上通用的C大調)，音域寬達五個半八度，中間三個半八度，十二個半音齊備，可以旋宮轉調，演秦多種樂麯，音色優美和諧，是目前世界上已知的最早具有十二個半音的樂器(《曾侯乙編鐘的復製研究》(湖北省博物館編，1984.9)。
磬(編磬)通常與編鐘並出，在曾、楚墓中均有出土，其中亦以擂鼓墩1號墓所出的一套為最好。原有32件，至今完好的衹9件。編磬亦有銘文，現殘存的有600餘字。鐘銘與磬銘內容相通，為研究先秦樂律提供了極其珍貴的資料(張正明《楚文化史》。）鼓，是楚國民間祀神所用的主要樂器。如屈原《九歌》所載，巫合着鼓點，邊歌邊舞，以娛樂鬼神。荀子《成相篇》包括三首歌，每首開場的第一句“請成相”，就是請準備打鼓而歌唱的意思。故“相”即鼓，“相如鼓，可以手拍之”(朱師轍《答杜國庠論〈成相篇〉很象鳳陽花鼓詞書》(見《杜國庠先秦諸子的若幹研究》，三聯書店，1955年版)。
實際上，在王室和貴族傢室中，鼓也是重要的樂器。現見於考古發掘資料，戰國時期各地楚墓出土的鼓很多，是繼鐘、磬之後最有特色的楚國樂器之一。鼓可分四類：懸鼓、手鼓、建鼓與鹿鼓(張正明《楚文化史》。）懸鼓中以虎座鳥(鳳)架最多，多見於江陵戰國楚墓中出土。它不僅是樂器，也同時是珍貴的藝術品。虎座立鳳，鼓懸兩鳳之間，鳳翹首昂望，虎匍伏在地，傾力負重，三者構成和諧的立體形象美。
瑟，春秋中晚期，湖北當陽、長沙等地楚墓中就有出土，戰國時期，江陵雨臺山、拍馬山和當陽、鄂城、長沙、擂鼓墩1號墓都有出土。有23弦、24弦、25弦的不一。
竽，長沙瀏城橋、江陵天星觀和擂鼓墩1號墓等均有出土。分別為10管、12管、14管、18管不等。
[竹/虎]，僅見於擂鼓墩1號墓出土的2件，形狀似笛。
排簫(《九歌》中稱參差)，早在春秋初，河南光山黃君墓就出土了排簫，現見於戰國時排簫，是擂鼓墩1號墓出土的2件，各有13管。
琴，楚人善操琴，《左傳》等有關古文獻均有記栽。見於戰國時考古發掘資料，有長沙五·郵3號墓出土的10弦琴1件，擂鼓墩1號墓出土了5弦琴和10弦琴各1件。
另據《呂氏春秋·慎大覽·貴因》載：“墨子見荊王，錦衣吹一笙，因也。”墨子本來尚儉非樂，為投楚人所好，亦吹笙。《七國考·楚音樂》引《闞子》說：“楚笙冠中國。”楚國當有笙這種樂器。
從上述可見，戰國時期，楚國既有打擊樂器(鐘、磬、鼓)，亦有吹奏樂器(竽、笙、[竹/虎]、排簫)和彈拔樂器(瑟、琴)等，可謂樂器齊全，洋洋大觀。今天湖北荊州博物館演出的“楚樂”，就是根據這些樂器，生動地顯示了古代楚國演奏的情況的。
楚國是南方的民族融合中心，所以在古代視樂為“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風移俗易”(《史記·樂書)。的氣氛中，楚國音樂亦表現出了民族性和融合性的特點。《文絢宋玉對楚王問》載：“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裏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麯彌高，其和彌寡。”《下裏巴人》當為楚人、巴人雜居地區所流行的通俗歌麯，人們演唱起來，簡直是載歌載舞，場面十分熱鬧。其餘歌麯，由於難度較大，人們能演唱的也逐漸減少。這一記載，非常真實地反映了楚國這一音樂之邦，在音樂發展中，允許夷夏並存，雅俗共賞，從一個側面，展現了楚人的開闊胸懷和融夷夏為一體的開放精神。
楚國舞蹈源遠流長，見於《楚辭》等有關篇章和考古發掘資料，戰國時期，楚國舞蹈的發展情況更加明晰可見。首先，由於楚人信巫鬼，重淫祀，在民間早已流行的巫舞，隨着社會的發展和精神生活的豐富，更具藝術特色。屈原筆下的《九歌》等篇，就生動地反映了巫舞的各個方面。如在樂器伴秦上，前已指出，就有鐘、磬、鼓、竽、瑟、參差(排簫)、[竹/虎]]等多種，其中尤以鼓為主。如《九歌·禮魂》：“成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說祭祀大典臨終時，鼓兒齊敲，頻頻舞蹈，情猶未了。鼓雖很突出，但在舞蹈中，鼓與其他樂器是同時敲擊與彈秦的，如《九歌·東君》：“[糹互]瑟兮交鼓，蕭鐘兮瑤。鳴[竹/虎]兮吹竽，思靈保兮賢[女誇]。飛兮翠曾，展詩兮會舞。”撥瑟擊鼓，鳴[竹/虎]吹竽，鐘聲不斷，“靈”(裝扮神靈的巫)就在衆多樂器伴奏下，翩翩起舞。又如《九歌·東皇太一》：“揚[木包]兮[扌附]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鼓聲響，竽瑟齊鳴，各種音調交匯。這裏說的“五音”，即周製舊傳的我國古代五聲音階中的五個音級。可見民間巫舞是很講究樂器伴奏的，舞蹈的氣氛熱烈和諧，場面十分熱鬧。此外，巫舞除了講究音樂美外，還註重舞蹈者本身的裝扮。如《九歌》中有關篇章都記載了男覡女巫們整臉修容，身着華麗服裝，手執鮮花，全身散發出經沐浴後的芳香，場面既熱鬧又高雅的情況。在舞姿上，講究麯綫律動之美，如《東皇太一》的“靈偃蹇兮姣服”、《雲中君》的“靈連[足捲]兮既留”、《大司命》的“靈衣兮被被”等都反映了這種優美舞姿的特點。“偃蹇”，翩躚起舞，輕盈而自若；“連[足捲]”，麯折波動，若雲行回環狀；“衣兮被被”，舞者的衣服如被風吹的那樣，徐徐飄動，可見巫舞在人神交接的氛圍中，若神若人，飄忽不定，顯現了舞姿的典雅與優美。其次，民間巫舞既是楚國舞蹈的源頭，所以楚國宮廷樂舞也充滿了民間舞蹈的氣息。在奴隸主專製下，樂舞作為一種程式化了的藝術，它同禮一樣，是受到嚴格限製的。春秋戰國間，隨着禮壞樂崩局面的出現，宮廷樂舞一方面嚮下擴展，另一方面又吸收民間樂舞，這樣，楚國樂舞就很難劃清民間樂舞和宮廷樂舞的區別了。現在見到能反映楚國宮廷樂舞的，一般認為是《楚辭》中《招魂》與《大招》兩篇。從這兩篇看，楚國宮廷樂舞不同於民間樂舞的主要表現在場面要大得多，當然也就要豪華得多。如《招魂》所寫：“餚羞未通，女樂羅些。陳鐘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發揚荷些。”“被衣服纖，麗而不奇些。長發曼[髟/前]，豔陸離些。”“竽瑟狂會，[扌真]鳴鼓些。宮廷震驚，發激楚些。”《大招》所寫：“二八接舞，投詩舞衹。叩鐘調磬，娛人亂衹。”另外，由於隨着各國各地文化交流的密切，楚國宮廷樂舞中也廣泛地吸收或引進了各國各地的樂舞，成為楚國樂舞的一大特點。如《招魂》所寫：“二八齊容，趙鄭舞些。”“吳[俞欠]蔡謳，奏大品些。”“鄭衛妖玩，來雜陳些。”《大招》所寫：“代奏鄭衛，鳴竽張衹。”各國各地樂舞同時表演，竟到了“四上競飛，極聲變衹”(《大招》)的地步。儘管宮廷樂舞的規模超過民間巫舞，但它所具有巫舞的內容與舞蹈形式則是基本相同的。再次，無論是民間的巫舞或宮廷樂舞，它都特別講究舞蹈者綫條美、律動美。如《招魂》、《大招》多處說到“[女誇]容修態”、“長發曼[髟/前]”、“豐肉嫩骨”、“容則秀雅”、“小腰秀頸，若鮮卑衹”、“長袖拂面”、“豐肉微骨，體便娟衹”，可見楚人是追求修長細腰之美的，否則舞蹈起來，是不可能達到“偃蹇”、“連[足捲]”的效果的。關於這一點，從所見楚墓出土的文物亦可得到證實。如江陵望山2號墓出土的女俑，發髻垂肩，面容秀麗，腰細而係帶(湖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湖北江陵三座楚墓出土大批重要文物》(《文物》1966年第5期)。江陵武昌義地6號墓出土的男俑，身材修長，眉清目秀江陵文物局《湖北江陵武昌義地楚墓》(《文物》，1989年第3期)。故從體形看，男女並無區別，都講究人的體形美。另從著名的《人物竜鳳帛畫》、《人物禦竜帛畫》這兩幅帛畫，前者1949年2月出土於長沙陳傢大山楚墓，後者1973年5月出土於長沙子彈庫1號楚墓。兩墓均為戰國中期。)看，也是如此。前者所繪一貴婦人寬袖細腰，長裙曳地；後者所繪一男子身材修長，博袍佩劍。1941年在長沙黃土嶺戰國楚墓出土的一件彩繪人物漆奩，共繪有11個舞女，其中二人長袖細腰，翩翩起舞，其餘8人或靜坐小憩，或一旁觀賞，1人輓袖揮鞭，似在指揮，也全都長衣曳地，面清目秀，體態輕盈。這件漆奩生動地展現了楚國集體舞蹈的場面，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
入戰國後，楚國的繪畫有很大的發展，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主要有帛畫、壁畫與漆畫等。
前面提及的《人物竜鳳帛畫》和《人物禦竜帛畫》，是迄今所見我國古代最早的兩幅帛畫，是“早期國畫的雙璧”(張正明《楚文化史》。)《人物竜鳳帛畫》，長31釐米，寬22.5釐米。畫中一婦人側立，高髻細腰，寬袖長裙，雍容富貴，合掌作祈禱狀。婦人頭上，左前畫有一鳳，作飛翔狀；鳳對面畫有一竜，作騰升狀。對此畫，研究者甚多，故其立意，說法不一(郭沫若主婦人祈禱和平說，見《文史論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熊傳新認為是有關宓妃神話傳說的寫照，見《江漢論壇》(1981年第1期)；張正明認為竜鳳呈爭鬥之狀，似有祈求善而美的鳳戰勝惡而醜的竜，保護墓主在冥府平安生活之意，見《楚文化史》。此外，還有其他說法。）《人物禦竜帛畫》，長37.5釐米，寬28釐米。正中畫一男子，側立面左，高冠博袍，腰佩長劍，立於巨竜之背。竜昂首捲尾，宛如竜舟。竜左腹下畫有一條鯉魚，竜尾畫有一立鳥(似鶴)。男人頭上方還畫有華蓋一重。人、竜、魚均嚮左，以示前進方向，連華蓋上的纓絡也迎鳳飄動。整個畫面呈行進狀，充滿了動感。其立意，有的以為表示主人公在冥府仍可象在人世一樣逸樂(張正明主編《楚文化志》)，有的則考證為主人公因水而死，其身份為巫劉信芳《關於子彈庫楚帛畫的幾個問題》(《楚文藝論集》，湖北美術出版社出版，1991年12月版)。此外，還有其他不同的解釋。
這兩幅帛畫，基本上運用白描手法，但也有地方使用平塗，人物則略施彩色。畫面佈局精當，比例準確。綫條流暢，想像豐富，表現了楚藝術譎怪莫測的獨特風格。
另外，江陵馬山1號墓亦出過一幅帛畫，因內容無法辨認，故很少為人提及(湖北荊州博物館《江陵馬山1號楚墓》(文物出版社出版，1958年)。
楚國的壁畫，歷來以王逸《楚辭章句·天問》為據。王逸認為，屈原放逐，“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奇瑋譎詭，及古聖賢怪物行事”，故屈原《天問》中所問之事，當見於壁畫。江陵天星觀1號墓槨室的橫隔板上，繪有畫。另11幅彩繪壁畫，所繪為菱形、田字和雲紋等幾何形紋樣，墓主為邸陽君(湖北荊州博物館《江陵天星觀1號楚墓》(《考古學報》1982年第1期)。由此可見，王逸說的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有壁畫，當是可信的。
楚國漆器業發達，所以楚人也善於在漆器上繪畫，成為我國古代獨特的藝術珍品棗漆畫。見於考古發掘資料，各地楚墓出土的漆畫很多，如1941年長沙黃土嶺出土了彩繪車馬人物花紋漆奩、1952年長沙顔傢嶺出土了繪有圖案的漆奩、1957年信陽長臺關出土了繪有狩獵場面的漆瑟、1978年隨州擂鼓墩1號墓出土了繪有二十八宿圖案的漆箱和繪有人、物的鴛鴦形盒等。特別令人註目的是，1987年荊門包山2號墓出土的繪有衆多的人、物的漆奩，堪稱楚漆畫中的奇葩，在我國古代繪畫藝術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這幅漆畫，長87.4釐米、高5.2釐米，繪有26個人、4輛馬車、10匹馬、2頭豬、1條狗、7衹雁和5棵柳樹。以黑漆為底色，兼采紅、黃、褐、緑諸色，運用綫勾平塗等手法，使衆多的人、物組成一幅色彩富麗、和諧別緻、生動活潑的富有立體感和動感的組合性畫面。其內容，衆說紛紜，莫衷一是。如有“金秋郊遊圖”、“春遊圖”或“王孫親迎圖”、“出行·迎賓圖”等各種說法(參見郭德維《楚藝術人物形象特點試探》(《楚文藝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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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弁言 | 敘言 | | 第一章 楚人的早期歷史與文化 | 第二章 商周時期楚國的建立與發展 | | 第三章 春秋時期楚國的崛起 | 第四章 楚成、穆王爭霸中原 | | 第五章 楚莊王立威定霸 | 第六章 晉、楚並霸與弭兵 | | 第七章 吳破郢與春秋末楚國的復興 | 第八章 春秋時期楚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封建生産關係的産生 | | 第九章 春秋時期楚國文化的發展 | 第十章 戰國初楚國的內外形勢與吳起變法 | | 第十一章 楚宣、威王統治時期楚國的鼎盛 | 第十二章 戰國中後期楚國的逐步衰落 | | 第十三章 楚國的敗亡 | 第十四章 戰國時期楚國經濟的迅速發展 | | 第十五章 戰國時期楚國文化的重大成就 | 第十六章 楚國民族關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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