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想好想当红小兵
说起1971年间，我这个“大妹儿”刚上小学，轻轻松松地学着汉语拼音和一加一等于二，快快乐乐地背诵毛主席语录，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久我就参加了学校体操队，整天练习挝腰、劈叉、倒立、翻跟头。当了班长后，比不久前在幼儿园当“孩子王”要正式许多，有许多每天必需的工作了，比如上课喊起立；课间带队喊操；打扫卫生时给同学们分工；看见同学打架骂人，先是提出警告，不听就把他的名字写在黑板的角上，让老师知道惩罚他。一句话，管人。
可是我很快就发现，当班长虽然威风，小学里人人争取的却是另一个响亮的头衔：红小兵。本来以为我会理所当然地在第一批被发展对象之中，可是老师在班上宣布第一批红小兵名单的时候，我却没有听到自己的名字。开始的感觉是懵懵懂懂地不可置信。后来整个一年级师生集合在一起，亲眼看着新发展的红小兵们上台宣誓，下台时，每人的袖子上已经给别上了一块红色的菱形塑料臂章，上面印着鲜黄明亮的“红小兵”三个字。我羡慕地看着那些昂首挺胸的红小兵们，眼睛里打了半天转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下来了。
放学后，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告诉我说，这次不能发展我做红小兵，是因为我在上课时“小动作”太多。老师给我指方向说：“改正错误，再接再厉”。
在我刚上小学的年代，学生们上课的时候，手是要背在后面的，只有老师说拿书或写字的时候才允许放到前面来。这实在是很难的，手背到后面，不一会儿就忘了，无意中手会跑到前面来，这儿摸摸，那儿碰碰，抠抠这儿，捏捏那儿，我看大部分孩子都有这毛病。而这就给了老师一条对你永远适用、百发百中的批评。
我拼命地努力“改正错误，再接再厉”，因为我真的很想很想当一名红小兵！可一次又一次，就是不被发展。而老师给的理由却一直在翻新，倒也不是光揪着“小动作”这一条不放。记得有一次，我上课一直背着手坐得笔直，下课抢着扫地擦黑板，自己觉得下批红小兵一定有希望了。可就在宣布名单之前的两天，我在学校操场上玩的时候，折了一根柳树的嫩枝，用削笔刀在树皮上深深划一圈，再把树皮往外一拔，一节绿色的树皮就脱离了滑滑的嫩树枝，做成了北京话叫做“别儿”的东西，放在嘴里能吹出声来。我正吹得开心，又被老师叫到办公室去批评了一顿，也不知是那个暗探告的密。那次给戴的是“破坏公物”的帽子，当红小兵的愿望又泡汤了。
下一次，又没当上，原因好像是练体操时跟同学抢平衡木。
再下一次，还是没当成，原因是什么来着？我也不记得了。反正屡试不成。
一直到三年级转学到北师大附小，我才终于光荣地成为了一名“毛主席的红小兵”。打那之后，妈妈才顺便跟我提了一下：之前入不了红小兵是因为爷爷奶奶的成份不好。真相原来如此？可我怎么还是一头露水？不过，我也顾不上深究，光顾着为自己骄傲了。特别是那时候红小兵已经不挂塑料臂章了，改系红领巾了，像五十年代的少先队员那样，特别精神，特别朝气蓬勃，让孩子特别觉得自己既属于一个特殊的小团体，而且和共产主义这个全人类的大目标结合在一起了。从此我怀着一种升华到接近宗教的情绪和心情，每天早上不戴上红领巾不出门。
我爷爷奶奶是什么成份，我怎么知道？时值“文化大革命”中期，“资本家”、“右派”、兼“牛鬼蛇神”又不是什么光彩的事，让他们怎么跟我这个7岁的孩子解释呢？不解释，我自然不懂。对不懂的事，即便是道听途说了，也不会有什么印象。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我完全不记得家里有过关于“政治运动”和“被挨整”方面的讨论。现在回想起来，我二姑妈说得没错，我们家的大人，只要聚在一起，必定讨论时局，而我们家又有每逢周末都相聚的习惯，连表亲一起，在爷爷奶奶家里济济一堂。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我奶奶去世。但是大人坐在一起谈天的时候，我们小孩子一般不在场，大人们嫌我们吵闹，我们嫌他们无趣。人多的时候，连吃饭时大人跟孩子都分开在两个房间里吃。当然，我最终还是认识到了我家大人们的真实“成份”，那时“文革”早已结束了。太晚啦！我们家上一代和上上一代的那个通病——那个对时事高度关注的习惯，到我这儿算是彻底给断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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