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動來得既迅速又密集。3月5日星期天，羅斯福讓國會召集了一次特別會議。第二天，他禁止了黃金出口和所有外匯交易，並宣佈全國銀行放假，以便在它們逐步重開之前對個別銀行的穩固性進行檢查。在格拉斯拒絶出任財政部長之後，這頂烏紗帽就落到了威廉?H. 伍丁的頭上，他從前的聯邦派同盟的共和主義傳統跟他的新角色似乎不大協調，就像他作為鐵路設備製造商的成功事業跟他的外表對不上號一樣。但他坐在那裏，頭戴灰白色的假發，深藍色的眼睛，頑皮的微笑，一邊駕馭着全國18,000傢銀行駛過險灘暗礁，一邊派發着他的雙關語和奇思妙想，與此同時，在羅斯福的要求下，鬍佛所任命的一些官員留了下來，給他提供了超越黨派利益的幫助。
3月9日，“百日國會”開會，以壓倒性多數通過决議，認可了總統所做的一切，要求RFC籌集新的資本重組銀行，並授權發行更多的貨幣。銀行的解凍已經開始了，為的是發放像購藥款、救濟金和工資這樣一些必不可少的款項。面對新的處罰措施，那些藏錢的人開始拿出他們的黃金，來到存款的窗口，把黃金兌換成金券。路易斯安那州那位狂妄自大的參議員休伊?朗提出了一項修正案，把美國所有的銀行都置於聯邦儲備係統的鬥篷之下，而左翼人士則為羅斯福放過了國有化信用體係的天賜良機而扼腕嘆息。
羅斯福骨子裏是個溫和派，他不慌不忙地走着自己的路。在3月12日星期天，廣播裏播出了他的講話，這是新聞界後來所說的“爐邊談話”的首次播出，他以簡單樸實的言辭解釋正在做的事情，並邀請大傢通力合作：“讓我們聯合起來，把恐懼趕走。”普通市民對這一訴求很是熱心，新政最成功的宣傳媒體就這樣被發現了，其背後是一位廣播明星的聲音。與此同時，這場危機最糟糕的時刻已經挺過去了。第二天，已經解凍的銀行開始在全國各地重新開張。
更持久的銀行業改革開始於1933年6月16日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該法案把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分離開了，規定了存款保險，授權聯邦儲備委員會阻止為投機而貸款。參議院銀行委員會在1933年鼕春之間對華爾街的調查，以及檢察官費迪南?皮科拉所搞的嚴厲訊問，為顛覆市場的偶像出了大力。J. P. 摩根遭受了一次不大不小的侮辱：把一個侏儒放在他的膝蓋上——是一位馬戲團的推廣代理給他放上去的——但花旗銀行的魔術師查爾斯?E. 米切爾卻在道德上受到了嚴重質疑，以至於他也加入了塞繆爾?英薩爾——最近被廢黜的公用事業巨頭——的行列，成了無賴中的一員。這位金融傢為了減少所得稅而虧本賣股票給自己傢裏的某些成員（僅僅一年之後便購回）的高招，就是皮科拉委員會所揭露出來的、讓普通納稅人銘記在心的醜聞之一。緞面禮帽曾經象徵着成功的頂點，如今成了戲謔嘲弄的符號。
這之前就出現了像《華盛頓走馬燈》（Washington Merry-Go-Round，1931）這樣充斥着諷刺挖苦的政治流言的書，以及像《為君而歌》（Of Thee I Sing，1931）這類放肆無禮的音樂劇，如今又添加了一些商業巨人的暴露性傳記，像喬納森?N. 倫納德的《亨利?福特的悲劇》（The Tragedy of Henry Ford，1932），約翰?T. 弗林的《上帝的金子：洛剋菲勒及其時代的故事》（God's Gold: the Story of Rockefeller and His Times，1932），哈維?奧康納的《梅隆的幾百萬》（Mellon's Millions，1933），馬修?約瑟夫森的《強盜大亨》（The Robber Barons，1934），以及稍後出版的費迪南?倫德伯格的《美國的60個傢族》（Americans Sixty Families，1937）。很多美國人不再迷惑於那些曾在紐約和華盛頓一手遮天的財富和權力的超人，3月危機之後的幾個月裏，全國的大銀行傢似乎都被折磨得焉頭耷腦，再也發不出維護自己的聲音。
他們還知道，羅斯福是不可抗拒的——至少暫時是。當《銀行業緊急情況法案》提交討論的時候，共和黨在國會裏的組織秘書伯特蘭?斯內爾聲稱：“房子正在被燒為平地，而美國總統說，這就是滅火的辦法。”威爾?羅傑斯在寫到總統的時候，用的是同樣的比喻：“全體國民都站在他一邊。即便他做的事情是錯的，他們也站在他一邊。而他正在做的事情，確實是錯的。如果他把國會大廈燒為平地，我們也會歡呼喝彩，並說：‘燒得好，無論如何，我們至少總算點起了一把大火。’” 國會先後通過了幾項立法，顯示了國傢的新趨勢，它們分別是：1933年3月下旬證券法，1934年的證券交易法和1935年的公共事業控股公司法。這一立法網絡，限製了用於投機目的的銀行貸款，設置了防止股票操縱的保險裝置，規定了嚮證券購買者提供充分的信息，設立了證券交易委員會作為監管者，通過了在1937年末之後所有公用事業控股公司的“死刑判决”——那些“在地理上和經濟上構成了一個完整體係的”除外。所有這些措施，儘管在工商界遭到了激烈的反對，但為存款人和中小投資者提供了更大的安全保證，因此贏得了廣泛的贊成。1940年，作為輔助性的安全措施，出臺了投資公司法和投資顧問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