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 日知錄   》 捲十六      顧炎武 Gu Yanwu

　　○明經今人但以貢生為明經，非也，唐製有六科：一曰秀纔，二曰明經，三日進士，四曰明法，五曰書，六曰算。當時以詩賦取者謂之進士，以經義取者謂之明經。今罷詩賦而用經義，則今之進士乃唐之明經也。
　　唐時人仕之數，明經最多。考試之法，令其全寫註疏，謂之帖括。議者病其不能通經，權文公謂：“註疏猶可以質驗，不者，倘有司率情，上下其手，既失其末，又不得其本，則蕩然矣。”今之學者並註疏而不觀，殆於本末俱喪，然則今之進士又不如唐之明經也乎？
　　○秀纔《舊唐書·社正倫傳》“正倫，隋仁壽中與兄正玄、正藏俱以秀纔擢第。”唐代舉秀纔止十餘人，正倫一傢有三秀纔，甚為當時稱美。《唐登科記》：武德至永徽，每年進士或至二十餘人，而秀纔止一人二人。社氏《通典》雲：“初秀纔科第最高，試方略策五條，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貞觀中，有舉而不第者，坐其州長。由是廢絶。”古人所趨嚮，惟明經、進士二科而已。顯慶初，黃門侍郎劉祥道奏言：“國傢富有四海，於今已四十年，百姓官僚未有秀纔之舉，未必今人之不如昔，將薦賢之道未至，豈使方稱多士，遂缺斯人。請六品以下爰及山𠔌，特降綸言，更審搜訪。”唐人之於秀纔，其重如此。玄宗禦撰《六典》言：“凡貢舉人有博識高才強學待問無失俊選者，為秀纔；通二經已上者，為明經；明閑時務，精熟一經者，為進士。”《張昌齡傳》：“本州欲以秀纔舉之，昌齡以時廢此科已久，固辭，乃充進士貢舉及第。”是則秀纔之名乃舉進士者之所不攻當也。又《文苑英華·判目》有雲：“鄉舉進士，至省求試秀纔，考功不聽，求訴不已。趙判曰：‘文藝小善，迸士之能；訪對不休，秀纔之目。”是又進士求試秀纔，而不可得也。今以生員而冒呼此名何也？
　　明初嘗舉秀纔。如《太祖實錄》：洪武四年四月辛醜，以秀纔丁士梅為蘇州府知府，童權為楊州府知府，俱賜冠帶。十年二月丙辰，以秀纔徐尊生為翰林應奉。十五年八月丁酉，以秀纔曾泰為戶部尚書是也。亦嘗舉孝廉。洪武二十年二月己醜，以孝廉李德為應天府尹是也。此辟舉之名，非所施於科目之士。今俗謂生員為秀纔，舉人為孝廉，非也。
　　○舉人舉人者，舉到之人。《北齊書·鮮於世榮傳》“以本官判尚書省右僕射事，與吏部尚書袁聿修在尚書省，簡試舉人。”《舊唐書·高宗紀》“顯慶四年二月乙亥，上親策試舉人凡九百人。調露元年十二月甲寅，臨軒試應嶽牧舉人”是也，登科則除官，不復謂之舉人。而不第則須再舉，不若今人以舉人為一定之名也。進士乃諸科目中之一科，而傳中有言舉進士者，有言舉進士不第者。但雲舉進士，則第不第未可知之辭，不若今人已登科而後謂之進士也。自本人言之，謂之舉進士；自朝廷言之，謂之舉人。進士即是舉人，不若今人以鄉試榜渭之舉人，會試榜謂之進士也。
　　永樂六年六月，翰林院庶吉士瀋升上言：“近年各布政司、按察司不體朝廷求賢之盛心，苟圖虛舉，有稍能行文、大義未通者，皆領鄉薦，冒名貢士。及至會試下第，其中文字稍優者，得除教官；其下者亦得升之國監。以致天下士子競懷僥幸，不務實學。”洪熙元年十一月，四川雙流縣知縣孔友諒上言：“乞將前此下第舉人通計其數，設法清理。”是明初纔開舉人之途，而其弊即已如此。然下第舉人猶令人監讀書三年，許以省親，未有使之遊蕩於人間者。正統十四年，存省京儲始放回原籍，其放肆無恥者遊說幹渴，靡所不為已。見於成化十四年禮部之奏。至於末年，則挾製官府，武斷鄉麯。於是崇禎中命巡按御史者察所屬舉人，間有黜革，而風俗之壞已不可復返矣。
　　○進士進士即舉人中之一科，其試於禮部者，人人皆可謂之進士。唐人未第稱進士，已及第則稱前進士。《雍錄》引唐人詩云：“曾題名處添‘前’字。”《通鑒》：“建州進士進京，嘗預宣武軍宴，識監軍之面。既而及第，在長安與同年出遊，遏之於途，馬上相揖，因之謗議喧然，遂瀋廢終身。”是未及第而稱進士也。試畢放榜，其合格者日賜進士及第，徑又廣之日賜進士出身，賜同進士出身，然後謂之登科。所以異於同試之人者，在乎賜及第、賜出身，而不在乎進士也。宋政和三年五月乙酉，臣僚言：“陛下罷進士，立三捨之法，今賜承議郎徐進士出身，於名實未正，乞改賜同上捨出身。”從之。
　　○科目唐製，取士之科有秀纔，有明經，有進士，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曰製舉。如姚崇下筆成章、張九齡道佯伊呂之類，見於史者凡五十餘科，故胃之科目，今代止進士一科，則有科而無目矣。猶沿其名，謂之科目，非也。王維楨欲於科舉之外仿漢唐舊製，更設數科，以收天下之奇士。不知進士偏重之弊，積二三百年，非大破成格，雖有他材，亦無由進用矣。
　　○製科唐製，天子自詔日製舉，所以待非常之才。《唐志》曰：“所謂製舉者。其來遠矣。自漢以來，天子常稱製詔，道其所欲問而親策之。唐興，世崇儒學。雖其時君賢愚好惡不同，而樂善求賢之意未始少怠。故自京師外至州縣有司，常選之士以時而舉，而天子又自詔四方德行才能文學之士，或高蹈幽隱與其不能自達者，下至軍謀將略，翹關拔山，絶藝奇伎，莫不兼取。其為名目，隨其人主臨時所欲。而列為定科者，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率，詳明政術，可以理人之類，其名最著。而天子巡狩行幸，封禪太山、梁父，往往會見行在，其所以待之之禮甚優。而宏材偉論，非常之人亦時出於其問，不為無得也。
　　宋初，承周顯德之製，設三科，不限前資，見任職宮、黃衣草澤並許應詔。景德增為六科。熙寧以後，屢罷屢復。宋人謂之大科。
　　宋徐度《卻掃編》曰：“國朝製科初因唐製，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為師法，詳明吏理、達於教化，凡三科。應內外職官、前資見任、黃衣草澤人，並許諸州及本司解送，上吏部，對禦試策一道，限三千字以上。鹹平中，又詔文臣於內外幕職州縣官及草澤中，舉賢良方正各一人，景德中，又詔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才識兼茂、明於體用，武足安邊、洞明韜略、運籌决勝，軍謀宏遠、材任邊寄，詳明吏理、達於從政等六科。天聖七年復詔，應內外京朝官，不帶臺省館閣職事，不曾犯贓罪及私罪情理輕者，井許少卿監以上奏舉，或自進狀乞應前六科。仍先進所業策論十捲，捲五道。候到下兩省看詳。如詞理優長，堪應製科，具名聞奏。差官考試論六首，合格即禦試策一道。又置高蹈丘園、沉淪草澤、茂纔異等三科。應草澤及貢舉人非工商雜類者，並許本處轉運司逐州長吏奏舉，或於本貫投狀乞應，州縣體量有行止別無玷犯者，即納所業策論十捲，捲五道，看詳詞理稍優，即上轉運司審察鄉裏名譽，於部內選有文學官再看詳實，有文行可稱者，即以文捲送禮部，委主判官看詳，選詞理優長者具名聞奏。餘如賢良方正等六科，熙寧中，悉罷之。而令進士廷試，罷三題而試策一道。建炎間，詔復賢良方正一科，然未有應詔者。
　　高宗立博學宏辭科，凡十二題：製、浩、詔、表、露布、檄、箴、銘、記、贊、頌、序，內雜出六題，分為三場，每場體製一古一今。南渡以後，得人為盛，多至卿相翰苑者。今之第二場詔、誥、表三題，內科一道，亦是略仿此意。而苟簡濫劣，至於全無典故，不知平仄者，亦皆中式，則專重初場之過也。
　　○甲科社氏《通典》“按令文科第，秀纔與明經同為四等，進士與明法同為二等，然秀纔之科久廢，而明經雖有甲乙丙丁四科，進士有甲乙兩科。自武德以來，明經惟有丙丁第，進士惟乙科而已。”們日唐書。玄宗紀》“開元九年四月甲戌，上親策試應製舉人於含元殿，敕曰：‘近無甲科，朕將存其上第。’”《楊綰傳》：“天寶十三載，玄宗禦勤政樓，試舉人登甲科者三人，綰為之首，超授右拾遺，其登乙科者三十餘人。”杜甫《哀蘇源明詩》曰：“製可題未乾，乙科已大闡。”然則今之進士而概稱甲科，非也。
　　《隋書·李德林傳》“楊遵彥銓衡深慎，選舉秀纔，摧第罕有甲科。德林射策五條，考皆為上。”是則北齊之世，即已多無甲科者矣。
　　甲乙丙科始見《漢書·儒林傳》“平帝時，歲課博士弟子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捨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蕭望之傳》“以射策甲科為郎，”《匡衡傳》“數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
　　○十八房今製，會試用考試官二員，總裁同考試官十八員，分閱《五經八謂之十八房。嘉靖未年，《詩》五房，《易》、《書》各四房，《春秋》、《禮記》各二房，止十七房。萬歷庚辰、癸未二科，以《易》捲多添一房，減《書》一房，仍止十七房。至丙戌，《書》、《易》捲並多，仍復《書》為四房，始為十八房。至丙辰，又添《易》、《詩》各一房，為二十房。天啓乙醜，《易》、《詩》仍各五房，《書》三房，《春秋》、《禮記》各一房，為十五房。崇幀戊辰，復為二十房。辛未《易》、《詩》仍各五房，為十八房。癸未，復為二十房。今人概稱為十八房雲。
　　《戒庵漫筆》曰：“餘少時學舉子業，並無刻本窗稿。有書賈在利考朋友傢往來，抄得燈窗下課數十篇，每篇謄寫二三十紙。到余家塾，揀其幾篇，每篇酬錢或二文，或三文，憶荊川，中會元，其稿亦是無錫門人蔡瀛與○經義論策今之經義論策，其名雖正，而最便於空疏不學之人。唐宋用詩賦，雖曰雕蟲小技，而非通知古今之人不能作。今之經義始於宋熙寧中，王安石所立之法，命呂惠卿、王旁等為之。《宋史》：“神宗熙寧四年二月丁已朔，罷詩賦及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進士。命中書撰大義式頒行。
　　元八年三月庚子。中書省言：“進士禦試答策，多係在外準備之文，工拙不甚相遠，難於考較，祖宗舊製，禦試進士賦詩論三題，施行已遠，前後得人不少。況今朝廷見行文字多係聲律對偶，非學問該洽，不能成章。請行祖宗三題舊法，詔來年禦試，將詩賦舉人復試三題經義。舉人且令試策，此後全試三題。”是當時即以經義為在外準備之文矣。陳後山《談叢》言：“荊公經義行，舉子專誦王氏章句，而不解義。荊公悔之，曰：‘本欲變學究為秀纔，不謂變秀纔為學究也。’”豈知數百年之後，並學究而非其本質乎？此法不變，則人才日至於消耗，學術日至於荒陋，而五帝三王以來之天下，將不知其所終矣。趙鼎言：“安石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才。”陳公輔亦謂：“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不讀《史》、《漢》，而習其所為《三經新義》，皆穿鑿破碎無用之空言也。”若今之所謂時文，既非經傳，復非子史，展轉相承，皆杜撰無根之語。以是科名所得十人之中，其八九皆為白徒。而一舉於鄉，即以營求關說為治生之計。於是在州裏則無人非勢豪，適四方則無地非遊客，而欲求天下之安寧，斯民之淳厚，豈非卻行而求及前人者哉？
　　《大祖實錄》：“洪武三年八月，京師及各行省開鄉試。初場《四書》疑問，本經義及《四書》義各一道。第二場論一道。第三場策一道。中式者，後十日，復以五事試之，曰騎、射、書、算、律，騎觀其馳驅便捷，射觀其中之多寡，書通於六義，算通於九法，律觀其决斷。詔文有曰：‘朕特設科舉，以起懷才抱德之士，務在經明行修，博通古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於廷，觀其學識，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伏讀此製，真所謂求實用之上者矣。至十六年，命禮部頒行科舉成式：第一場《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未能者許各減一道；第二場論一道，詔浩表內科一道，判語五條；第三場經史策五道，文辭增而實事廢，蓋與初詔求賢之法稍有不同，而行之二百餘年，非所以善述祖宗之意也。
　　《四書》疑猶唐人之判語，設為疑事間之，以觀其學識也。《四書》義猶今人之判語，不過得之記誦而已。苟學識之可取，則劉賞之對止於一篇已足。蓋一代之人才徒以記誦之多，書寫之速，而取其長，則七篇不足為難，而有並作《五經》二十三篇，如崇幀七年之顔茂猷者，亦何稗於經術，何施於國用哉。《實錄》言：“洪武十四年六月丙辰，詔於國子諸生中，選才學優等聰明俊偉之士，得三十七人。命之博極群書，講明道德經濟之學，以期大用，稱之曰老秀纔。纍賜羅綺襲衣中靴，禮遇甚厚。”是則聖祖所望於諸生者，固不僅以帖括之文。而惜乎大臣無通經之士，使一代籲俊之典但止於斯，可嘆也！
　　永樂二十二年十月丁卯，仁廟諭大學士楊士奇等曰：“朝廷所重安百姓，而百姓不得蒙福者由牧守匪人，牧守匪人由學校失教，故歲貢中愚不肖十率七八。古事不通，道理不明，此豈可任安民之寄？”當日貢舉之行，不過四十年，而其弊已如此，乃護局之臣猶托之祖製，而相持不變乎？
　　○三場明初三場之製，雖有先後，而無重輕。乃士子之精力多專於一經，略於考古。主司閱捲，復護初場所中之捲，而不深求其二三場。夫昔之所謂三場，非下帷十年，讀書千捲，不能有此三場也。今則務於捷得，不過於《四書》、一經之中擬題一二百道，竊取他人之文記之，入場之日，抄謄一過，便可僥幸中式，而本經之全文有不讀者矣。率天下而為欲速成之童子，學問由此而衰，心術由此而壞。宋嘉中，知諫院歐陽修上言：“今之舉人以二千人為率，請寬其日限，而先試以策而考之。擇其文辭鄙惡者，文意顛倒重雜者，不識題者，不知故實略而不對所問者，誤引事跡者，雖能成文而理識乖誕者，雜犯舊格不考式者，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計二千人可去五六百。以其留者次試以論，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百。其留而試詩賦者，不過千人矣。於千人而選五百，少而易考，不至勞昏，考而精當，則盡善矣。縱使考之不精，亦當不至大濫，蓋其節抄剽盜之人皆以先策論去之矣。比及詩賦，皆是已經策論，粗有學問理識，不至乖誕之人，縱使詩賦不工，亦可以中選矣。如此可使童年新學全不曉事之人無由而進。”今之有天下者，不能復兩漢舉士之法，不得已而以言取人，則文忠之論亦似可取。蓋救今日之弊，莫急乎去節抄剽盜之人，而七等在所先去，則暗劣之徒無所僥幸，而至者漸少，科場亦自此而清也。
　　○擬題今日科場之病，莫甚乎擬題。且以經文言之，初場試所習本經義四道，而本經之中，場屋可出之題不過數十。富傢巨族延請名士館於傢塾，將此數十題各撰一篇，計篇酬價，令其子弟及僮奴之俊慧者記誦熟習。入場命題，十符八九，即以所記之文抄謄上捲，較之風檐結構，難易遇殊，《四書》亦然。發榜之後，此曹便為貴人，年少貌美者多得館選，天下之士靡然從風，而本經亦可以不讀矣，予聞昔年《五經》之中，惟《春秋》止記題目，然亦須兼讀四傳。又聞嘉靖以前，學臣命《禮記》題，有出《喪服》以試士子之能記否者，百年以來，《喪服》等篇皆刪去不讀，今則並《檀弓》不讀矣。《書》則刪去《五子之歌》、《湯誓》、《盤庚》、《西伯勘黎》、《微子》、《金胺》、《顧命》、《康王之浩》、《文侯之命》等篇不讀，《詩》則刪去淫風變雅不讀，《易》則刪去《訟》、《否》、《剝》、《豚》、《明夷》、《睽》、《蹇》、《睏》、《旅》等卦不讀，止記其可以出題之篇，及此數十題之文而已。讀論惟取一篇，披莊不過盈尺。因陋就寡，赴速邀時。成者，以一年畢之。昔人所待一年而習者，以一月畢之。成於剿襲，得於假倩，卒而間其所未讀之經，有茫然不知為何書者，故愚以為八股之害等於焚書，而敗壞人材有甚於鹹陽之郊所坑者，們四百六十餘人也，請更其法，凡《四書》、《五經》之文皆問疑義，使之以一經而通之於《五經》、又一經之中亦各有疑義，如《易》之鄭、王，《詩》之毛、鄭，《春秋》之三傳，以及唐宋諸儒不同之說。《四書》、《五經》皆依此發問，其對者必如朱子所云：“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其所出之題不限盛衰治亂，使人不得意擬，而其文必出於場中之所作，則士之通經與否可得而知，其能文與否亦可得而驗矣。又不然，則姑用唐宋賦韻之法，猶可以杜節抄剽盜之弊。蓋題可擬而韻不可必，文之工拙猶其所自作，必不至以他人之文抄謄一過而中式者矣。其表題專出唐宋策題，兼問古今，人自不得不讀《通鑒》矣。夫舉業之文，昔人所鄙斥，而以為無益於經學者也，今猶不出於本人之手焉，何其愈下也哉！
　　讀書不通《五經》者，必不能通一經，不當分經試士。且如唐宋之世，尚有以《老》、《莊》諸書命題，如《卮言日出賦》，至相率扣殿檻乞示者。今不過《五經》、益以《三禮》、《三傳》，亦不過九經而已。此而不習，何名為上？《宋史》、“馮元，授江陰尉，時詔流內銓以明經者補學官，元自薦通《五經》、謝泌笑曰：‘古人治一經而至皓首，於尚少，能盡通邪？’對曰：‘達者一以貫之。’更問疑義，辨析無滯。”
　　《石林燕語》“熙寧以前，以詩賦取士，學者無不先遍讀《五經》。餘見前輩雖無科名，人亦多能雜舉《五經》蓋自幼學時習之，故終老不忘，自改經術，人之教子者往往便以一經授之，他經縱讀亦不能精，其教之者亦未必皆通《五經》，故雖經書正文亦多遺誤。若今人問答之間，稱其人所習為‘貴經’，自稱為‘敝經’，尤可笑也。”
　　科場之法，欲其難不欲其易，使更其法而予之以難，則覬幸之人少。少一覬幸之人則少一營求患得之人，而士類可漸以清。抑士子之知其難也，而攻苦之日多，多一攻苦之人則少一群居終日言不及義之人，而士習可漸以正矣。
　　墨子言：“今若有一諸侯於此，為政其國傢也，曰：‘凡我國能射禦之士，我將賞貴之；不能射禦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為必能射禦之士喜，不能射禦之士懼。曰：“凡我國之忠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忠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為忠信之士喜，不忠信之士懼。”今若責士子以兼通《九經》，記《通鑒》歷代之史，而曰：“若此者中，不若此者黜。”我以為必好學能文之士喜，而不學無文之士懼也。然則為不可之說以撓吾法者，皆不學無文之人也，人主可以無聽也。
　　今日欲革科舉之弊，必先示以讀書學問之法，暫停考試數年而後行之，然後可以得人。晉元帝從孔但之議，聽孝廉申至七年乃試，古之人有行之者。○題切時事考試題目多有規切時事，亦虞帝“予違汝弼”之遺意也。《宋史·張洞傳》“試開封進士，賦題曰《孝慈則忠》。時方議濮安懿王稱皇事，英宗曰：‘張洞意諷朕。’宰相韓琦進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上意解。”古之人君近則盡官師之規，遠則通鄉校之論，此義立而爭諫之途廣也矣。
　　天啓四年，應天鄉試題《今夫奕之為數》一節，以魏忠賢始用事也，浙江鄉試題《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以杖殺工部郎萬憬也。七年江西鄉試題《皓皓乎不可尚已》，其年監生陸萬齡請以忠賢建祠國學也。崇幀三年，應天鄉試題《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以媚奄諸臣初定逆案也。此皆可以開帝聰而持國是者。當時季集，而污水鶴鳴之義猶存於士大夫，可以想見先朝之遺化。若崇禎九年應天鄉試《春秋》題《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以公孫繮比陳啓新，是以曹伯陽比皇上，非所宜言，大不敬。天啓七年，順天鄉試《書經》題《我二人共貞》，以周公比魏忠賢，則又無將之漸，亦見之彈文者也。
　　景泰初，也先奉上皇至邊，邊臣不納，雖有社稷為重之說，然當時朝論即有以奉迎之緩為譏者。順天鄉試題《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一節，蓋有諷意。○試文格式經義之文，流俗謂之八股，蓋始於成化以後，股者，對偶之名也。天順以前，經義之文不過敷演傳註，或對或散，初無定式，其單句題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會試《樂天者保天下》文，起講先提三句，即講樂天，四股；中間過接四句，復講保天下，四股；復收四句，再作大結。弘治九年，會試《責難於君謂之恭》文，起講先提三句，即講責難於君，四股；中間過接二句，復講謂之恭，四股；復收二句，再作大結。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虛一實，一淺一深，其兩扇立格，則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文法亦復如之。故今人相傳謂之八股。若長題則不拘此。嘉靖以後，文體日變，而問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謂矣。《孟子》曰：“大匠誨人必以規矩。”今之為時文者，豈必裂規亻面矩矣乎？
　　發端二句，或三四句，謂之破題。大抵對句為多，此宋人相傳之格。下申其意，作四五句，謂之承題。然後提出夫子為何而發此言，謂之原起。至萬歷中，破止二句，承止三句，不用原起。篇末敷演聖人言畢，自擄所見，或數十字，或百餘字，謂之大結。明初之製，可及本朝時事。以後功令益密，恐有藉以自炫者，但許言前代，不及本朝。至萬歷中，大結止三四句。於是國傢之事罔始罔終，在位之臣畏首畏尾，其象已見於應舉之文矣。
　　試錄文字之體，首行曰“第一場”，頂格寫。次行日“《四書》”，下一格。次行題目，又下一格。《五經》及二、三場皆然，至試文則不能再下，仍提起頂格。此題目所以下二格也。若歲考之捲，則首行日“《四書》”，頂格寫，次行題目，止下一格，經論亦然，後來學政苟且成風，士子試卷省卻“《四書》”、“《五經》”字，竟從題目寫起，依大場之式概下二格。聖經反下，自作反高，於理為不通。然日用而不知，亦已久矣。又其異者，沿此之例不論古今，詩文概以下二格為題。萬歷以後，坊刻盛行，每題之文必註其人之名於下，而刻古書者亦化而同之。如題日《周鄭交質》，下二格，其行未書“左丘明”。題曰《伯夷列傳》，下二格，其行未書“司馬遷”。變歷代相傳之古書，以肖時文之面貌，使古人見之，當為絶倒。
　　○程文自宋以來，以取中士子所作之文，謂之程文。《金史》：“承安五年，詔考試詞賦官各作程文一道，示為舉人之式，試後赴省藏之。”至本朝，先亦用士子程文刻錄。後多主司所作，遂又分士子所作之文別胃之墨捲。《神宗實錄》：“萬歷十四年正月，禮部議：‘試錄程文宜照鄉試例刪，原捲不宜盡掩初意。’從之。”十五年八月，命禮部會同翰林院，取定開國至嘉靖初年中式文字一百十餘篇，刊布學宮，以為準則。”時札部尚書為瀋鯉，兼官翰林學士。
　　文章無定格，立一格而後為文，其文不足言矣。唐之取士以賦，而賦之未流最為冗濫。宋之取士以論策，而論策之弊亦復如之。明之取士以經義，而經義之不成文又有甚於前代者。皆以程文格式為之，故日趨而下。晁董公孫之對，所以獨出千古者，以其無程文格式也。欲振今日之文，在毋拘之以格式，而俊異之才出矣。
　　○判舉子第二場作判五條，猶用唐時銓試之遺意。至於近年，士不讀律，止鈔錄舊本。入場時每人止記一律，或吏或戶。記得五條，場中即可互換。中式之捲大半雷同，最為可笑。“《通典·選人條例》：“其情人暗判，人間謂之判羅，此最無恥，請榜示以懲之。”後唐明宗天成三年，中書奏：“吏部南曹關，今年及第進士內《三禮》劉瑩等五人，所試判語皆同。勘狀稱：‘晚逼試期，偶拾得判草寫淨，實不知判語不合一般者。’”敕：“貢院擢科，考詳所業，南曹試判，激勸為官。劉瑩等既不攻文，衹合直書其事，豈得相傳稿草，侮瀆公場。宜令所司落下放罪。”夫以五代偏安喪亂之餘，尚令科罪。今以堂堂一統作人之盛，而士子公然互換，至一二百年，目為通弊，不行覺察。傳之後代，其不為笑談乎！試判起於唐高宗時。初吏部選纔，將親其人，覆其吏事。始取州縣案犢疑議，試其斷割，而觀其能否。後日月浸久，選人猥多，案牘淺近，不足為難。乃采經籍古義，假設甲乙，令其判斷。既而來者益衆，而通經正籍又不足以為問，乃徵僻書麯學隱伏之義問之，惟懼人之能知也。佳者登於科第，謂之人等；其甚拙者謂之藍縷，各有升降。選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亦日超絶。詞美者得不拘限而授職。今國朝之製，以吏部選人之法而施之貢舉，欲使一經之士皆通吏事，其意甚美，又不用假設甲乙，止據律文，尤為正大得體。但以五尺之童能強記者，旬日之力便可盡答而無難，亦何以定人才之高下哉。蓋此法止可施於選人引試俄頃之間，而不可行之通場廣衆竟日之久。宜乎各記一曹，互相倒換。朝廷之製，有名行而實廢者，此類是矣。必不得已而用此製，其如《通典》所云，“問以時事疑獄，令約律文斷决，不乖經義”者乎？○回經文字體生員冒濫之弊，至今日而極。求其省記《四書》本經全文，百中無一。更求通曉六書，字合正體者，千中無一也。簡汰之法，是亦非難，但分為二場：第一場令暗寫《四書》一千字，經一千字，脫誤本文及字不遵式者貼出除名；第二場乃考其文義，則矍相之射，僅有存者矣。或曰：此未節也，豈足為纔士纍？夫周官教國子以六藝，射禦之後，繼以六書。而漢世試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以周官童子之課，而責之成人；漢世椽史之長，而求之秀士。猶且不能，則退之隴畝，其何辭之有，北齊策孝、秀於朝堂，對字有脫誤者呼起立席後，書跡濫劣者飲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奪席脫容刀，潛霸之君尚立此製，以全盛之朝，求纔之王，而不思除弊之方，課實之效，與天下因循幹溷濁之中，以是為順人情而已。權文公有言：“常情為習所勝。避患安時，俾躬處休，以至老死，自為得計，豈復有揣摩古今風俗，整齊教化根不·原始要終，長轡遠馭者邪？”古今一揆，可勝慨思。
　　○史學唐穆宗長慶三年二月，諫議大夫殷侑言：“司馬遷、班固、范晔《三史》為書，勸善懲惡，亞於《六經》。比來史學廢絶，至有身處班列，而朝廷舊章莫能知者。”於是立《三史》科及《三傳》科。《通典·舉人條例》：“其史書，《史記》為一史，《漢書》為一史，《後漢書》並劉昭所註《志》為一史，《三國志》為一史，《晉書》為一史，李延壽《南史》為一史，《北史》為一史。習《南史》者兼通宋、齊《志》，習《北史》者通後魏、隋書《志》自宋以往，史書煩碎冗長，請但問政理成敗所因，及其人物損益關於當代者，其徐一切不問，國朝自高祖以下及睿宗《實錄》並《貞觀政要》共為一史。”今史學廢絶又甚唐時，若能依此法舉之，十年之間，可得通達政體之士，未必無益於國傢也。宋孝宗淳熙十一年十月，大常博士倪思言：‘舉人輕視史學。今之論史者獨取漢、唐混一之事，三國六朝五代以為非盛世而恥談之。然其迸取之得失，守禦之當否，籌策之疏密，區處兵民之方，形勢成敗之跡，憚加討究，有補國傢。請諭春宮，凡課試命題，雜出諸史，無所拘忌，考核之際，稍以論策為重，毋止以初場定去留，”從之。
　　史言薛昂為大司成，寡學術，士子有用《史記》西漢語，輒黜之。在哲宗時，嘗請罷史學，哲宗斥為俗佞。籲，何近世俗佞之多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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