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初，在预旺堡地区，斯诺用了近一周的时间随彭德怀和其他首长到前线各地采访，访问了许多战士、农民和回民。
一天晚上，我被安排同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同志挤住在一个炕上休息。左权参谋长是红一方面军的非常优秀的指挥员。他的枕旁总是放着一部电话，随时同彭德怀司令员或陈赓师长联系，报告敌情和下达命令。一说完话，放下听筒又能马上入睡。这种随时能醒来又能入睡的本领必然是身经百战才能锻炼出来的。
我从心眼里佩服徐海东同志那样的革命者。他出生在赤贫农民家庭，长期当烧窑工人，参加红军后表现突出，他忠诚、勇猛和超人的机敏。他参加过上百次战斗，负伤九次，有一次是子弹从脸的一边进入从另一边出来。他和程子华政委带领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皖苏区长征到陕北同刘志丹会合，是北上长征的红军最早到达陕北苏区的队伍。在改编为一方面军第十五军团后，他任军团长，配合中央红军彻底粉碎了敌人对苏区的第三次围剿。1935年秋，在得知一方面军几千战士长征到达陕北而冬衣无着时，他慷慨地拿出了二十五军绝大部分现洋，为他们购置冬衣。
我也很敬重阅历十分丰富的红一师师长、红军的猛将陈赓。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参加过讨伐陈炯明的东征和南昌起义。1932年10月，他任四方面军的十二师师长，在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中腿部受伤，带伤穿越白区的军警特务网到达上海，进入宋庆龄的亲戚牛惠霖先生开设的骨科医院治疗。伤愈后拜见了鲁迅先生，向鲁迅先生生动地讲述了红军苏区的情况。他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后，宋庆龄亲自到南京监狱探望他，并极力营救，他终于被释放出狱，回到中央苏区。长征时他在红一方面军，多次担任最艰苦最危险的战斗任务，在陕北直罗镇和山城堡战役，以后在百团大战、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广州解放战役、抗美援朝战争中，也功勋卓著。他身先士卒，爱兵如子，受人爱戴；性格活泼开朗，谈笑风生。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国防部副部长，被授予大将军衔。
1936年9月初，前敌指挥部根据中央军委关于我军行动方针的通报，指示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和第十五军团开赴甘肃南部，打下一两个城镇，以便迎接朱德总司令带领的四方面军和贺龙、任弼时带领的二方面军。此时又得知蒋军嫡系胡宗南部队已经从河南郑州向西安、兰州开拔，企图同国民党其他部队共三十万之众从南、西、北方面出击，剿灭即将会师和立足未稳的红军。斯诺必须及时离开前线和陕北苏区，不然通往西安的公路可能被切断，那么他就不能回到北平，也不能用他独家采访得来的极宝贵资料写他的《红星照耀中国》了。
得知二、四方面军即将到达甘南同一方面军会合，我和马海德当然很想跟随部队去亲眼观看红军三个方面军胜利会师的伟大场面。9月7日，在预旺堡，斯诺要动身回保安了。他同前敌委的同志们一一道谢握别。现在一起度过十分不寻常的马背生活的三个"赤匪"--斯诺、马海德和我就要分手了。马已备好，随行人员都在等候着。我们三个人相互热烈拥抱，六只手紧紧地叠在一起，像庄严地宣誓：为了新的中国，我们将坚定地奋斗不懈！
要离别了，我对斯诺说，我非常感激他使我有别人无法得到的机会，参与了这次对红军和苏区的采访。我亲自听到中共许多革命领导人、红军干部和战士讲述他们在长征中的英雄事迹，体会他们那种同甘共苦，殊死搏斗的伟大精神。这一切使我看到中华民族的精髓，受到巨大的震动，得到最深刻的教育。斯诺说他很幸运应邀采访红军，他的许多问题得到了解释和答复，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他感谢我给他的帮助，希望我在红军中快速成长，不要太久再见面。这时，我们都十分激动，眼眶都湿了。终于，斯诺骑上了马。马队出发了，不久就消失在飞扬的尘土中。
斯诺回到北平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发报道给英美各大报刊，宣传红军的事迹和主张，让全世界知道中国有这样一支思想先进、作风优良、朝气蓬勃、坚决主张反对法西斯和抗日救国的力量。这些报道是当时最轰动的新闻。接着他全身心地投入写书，废寝忘食，对照着笔记、照片和电影片，把在苏区的新鲜见闻整理、构思并打字成书。他感到遗憾的是没能见到还在长征路上率领四方面军北上的红军总司令朱德。这个任务交给了他的妻子海伦·斯诺--这位才华出众的同情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作家--在1937年春到延安采访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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