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类 》 春秋大義   》 第二章 一經三傳：哲學、歷史、還是政治？（一）“三傳”小史      熊逸 Xiong Yi

　　——小學《論語》與大學《春秋》——“春秋三傳”和“春秋四傳”——公羊學和榖梁學在皇傢擂臺上的正式比武——作為實用政治學的儒學
　　我們已經大略看過了儒學於漢、唐兩代在政治運作中的實用意義，看來儒傢典籍既可以在審案的時候被援引為法律判例，更可以在國傢大政上發揮綱領性的指導作用。嗯，儒學並不像現在很多人以為的那樣是什麽講做人、講倫理的哎——不是的，儒學的核心是在政治，而且，儒傢的政治思想核心並不是像很多現代人認為的那樣主要體現在《論語》當中，而是體現在《春秋》裏的。
　　錢穆曾經很清晰地梳理過這個脈絡：“隋唐以前人尊孔子，《春秋》尤重於《論語》。兩漢《春秋》列博士，而《春秋》又幾乎是五經之冠冕。《論語》則與《爾雅》、《孝經》並列，不專設博士。以近代語說之，《論語》在當時，僅是一種中小學教科書，而《春秋》則是大學特定的講座……此下魏晉南北朝以迄於隋唐，《春秋》列於經，仍非《論語》所能比。” （註釋1） 後來直到宋朝，《論語》纔和《春秋》平起平坐了，二程和朱熹則擡高《論語》超過了《春秋》，到清代乾嘉以後，《春秋》又超過了《論語》，“衹有最近幾十年，一般人意見，似乎較接近兩宋之程、朱，因此研究孔子，都重《論語》，而忽略了《春秋》。”（註釋2）
　　要說這“最近幾十年”，《春秋》也發出過不小的聲音——晚清時代公羊學獨勝，維新派拿它講變法，革命傢拿它講“華夷之辨”和“易姓革命”，即如一嚮給人以埋頭訓詁之印象的楊樹達前輩也在1943年出版的《春秋大義述》的自序當中倡明“意欲令諸生嚴夷夏之防，切復仇之志，明義利之辨，知治己之方”。他所指明的這幾條“春秋大義”在當時是實有所指的。而如果以我們現在為坐標，這“最近幾十年”的特色則更是明顯——要知道，“《春秋》學”比“《論語》學”可復雜和深奧多了，所以，偌大文化斷層邊緣上的人們藉助於《論語》來給斷層搭橋顯然要比藉助於《春秋》容易得多。不過悲觀地說，現在再怎麽熟讀《論語》和《春秋》，乃至其他種種儒傢經典，都不會恢復當年的風光了——看看人傢漢朝，儒者之學居然切切實實地施展在現實的政治生活當中，影響着內政與外交，掌握着生殺大權，真是威風八面啊。
　　漢代的儒傢政治傳統是從漢武帝時代開始的。
　　漢武帝時期“罷黜百傢，獨尊儒術”，首倡之人是董仲舒。董仲舒治學非常刻苦，“目不窺園”這個成語就是從他這兒來的。董仲舒是當時治公羊學首屈一指的專傢——所謂“治公羊學的專傢”，也就是研究《公羊傳》的專傢。在當時，因為《春秋經》號稱是孔子所修，所以地位崇高，據說孔子他老人傢還曾親口說過：“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註釋3），更顯得《春秋經》意義之無比重大。而如果說《春秋經》是一部權威教材，那麽，為《春秋經》編寫教輔的人也不在少數。在這裏，《春秋》作為教材被稱為“經”，那些教輔則被稱為“傳”。這個“傳”，一說是“轉”的意思，當“轉授”解；一說原本是取“傳授”的意思，表示的是後學“傳授”聖人整理出來的“經”——按照後一種意思，“傳”本來很可能是讀作“chuan-2”的， （註釋4）名人的“傳記”也本該讀作“chuan-2記”的，可你要真這麽讀，別人就該笑話了，正如佛教的《大藏經》的“藏”原本該讀作“cang-2”，唐三藏的“藏”也該讀“cang-2”一樣，本來取的都是“收藏”的意思。
　　還是從俗好了。我們一直都說“《春秋》三傳”，就是《春秋經》加上《左傳》、《公羊傳》、《榖梁傳》，是謂“一經三傳”。《春秋經》據說是孔子根據魯國國史親手編訂的，其意義正如孟子所謂“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可孔子一直都是“述而不作”的，衹搞古籍整理，卻從來不去原創，所以，《春秋經》作為他老人傢惟一的一部“作品”，地位自然無比尊崇——比如清代桐城派名人方苞在《春秋直解》的自序中說：“夫他書猶孔子所刪述，而是經則手定也”，這是兩千年來很主流的一種觀點。但此事是否可靠，後人聚訟紛紜，我這裏就不細表了。
　　《公羊傳》和《榖梁傳》據說原本都是孔子的學生子夏得自孔子《春秋》親傳，又傳授給公羊高和榖梁赤，而後分別一代代口傳心授，到漢初纔形成文字，就是《公羊傳》和《榖梁傳》——這裏邊有沒有貓膩，專傢們也是一大堆意見，但我們先不去理會，就當這說法是真的好了。不過，即便承認此說為真，可這麽長篇大論的東西被幾代人口頭傳承下來是否已經多多少少走了樣，這我們就不得而知了。至於《左傳》，號稱左丘明所著，而這位左丘明據說還和孔子同時，甚至兩人還有過交往，所以他對孔子時的史料知之甚詳，對孔子作《春秋》的意圖也領會得最深。至於這些說法是否屬實，古往今來的專傢們作過數不清的考證——這在任何一本思想史著作或者“一經三傳”註釋本的前言裏都能瞭解到，況且這也不是本文所關註的重點，所以在這裏就不多說了。
　　這“一經三傳”，其實原本該說“《春秋》五傳”的，那另外兩傳是《鄒氏傳》和《夾氏傳》（註釋5） ，可惜都失傳了。不過，韓愈有詩“《春秋》五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很讓後人納悶了一番：難道他那時候還能湊齊“《春秋》五傳”嗎？（註釋6）
　　後來，繼續為《春秋經》作傳的大有其人 （註釋7），但名聲能和“《春秋》三傳”媲美的卻衹有一部，這就是南宋大儒鬍安國寫的《春秋傳》（也可以稱之為《鬍氏傳》或《康侯傳》，鬍安國字康侯），這部《春秋鬍氏傳》在元、明兩代影響很大，甚至和那“三傳”一同被列為“《春秋》四傳”。 （註釋8）更有甚者，鬍安國這部書還曾被官方獨尊，儼然踞於“三傳”之上，甚或高踞於《春秋經》之上。 （註釋9）當然，學術的榮辱升廢無不是和政治有關的，鬍安國這部書重點就在“尊王攘夷”和“復仇大義”上邊，正是南宋偏安背景之下的應時激憤之語，乃至清人尤侗批評說：鬍安國一門心思撲在復仇上，麯解經文來附會己意，他這部《春秋鬍氏傳》完全可以說是一本新書，和原本的《春秋經》沒有一點兒關係。（註釋10）
　　明代薑寶為徐浦《春秋四傳私考》作序，把這“四傳”的關係作過一個有趣的比喻：《春秋》就像老天，《左傳》負責“照臨、沾濡、焦殺、摧擊之用”，《公羊傳》和《榖梁傳》就是日月、雨露、霜雪、雷霆，《鬍氏傳》則把大傢夥兒的工作給統一調理起來，以成就一個大豐收的年景。（註釋11）
　　及至清初，有儒臣奏請廢除科舉考試中的脫經題，據毛奇齡說：“於是三百年來專取《鬍傳》閱捲之陋習為之稍輕”， （註釋12）這也可見鬍安國的《春秋傳》曾經專擅科場三百年之久！不過，鬍安國的這部《春秋傳》現在知道的人恐怕不多了，不論它再怎麽出色，也確實沒能一勞永逸地附列於“三傳”之下，就好像趙雲的加入始終沒成為“桃園四結義”一樣。
　　清朝貶斥《春秋鬍氏傳》也是順理成章的，那個恐怖的年頭哪裏還能再談什麽“尊王攘夷”呢，這正是統治者最大的忌諱呀。於是，“四傳”又變回了“三傳”。（註釋13）
　　在這“三傳”當中，現在大傢都比較清楚《左傳》是怎麽回事，不大熟悉《公羊傳》和《榖梁傳》，其實在最初的漢朝時候情況恰恰相反，大傢不大重視《左傳》，覺得《左傳》雖然內容非常豐富，文學性也很強，但說到底無非就是一本史書，僅僅記載歷史而已，而《公羊傳》和《榖梁傳》可大為不同，這兩部書是着重闡發孔聖人《春秋經》裏邊的“微言大義”的，所以應該歸入意識形態領域，歸入政治哲學類。——如果你是位現代社會的圖書館管理員，會把“《春秋》三傳”分到一類，比如，既可以分在“中國古典哲學”類，也可以分在“中國歷史”類，但你如果是位漢朝的圖書館管理員，就應該把這四部書分開來放：《春秋經》和《公羊傳》、《榖梁傳》要歸入“馬恩列斯毛”，《左傳》要單獨歸入“歷史”類。當然，我說的這衹是總體情況，在細節上還是有一些變化的。
　　“公羊學”是最早成為官學的，興於董仲舒，立於漢武帝。漢武帝的時代，正是漢代官學“破舊立新”的時代，哪傢學術如果被立為官學，日後就有享不盡的榮華富貴，於是，正如權力是專製政治這個“市場”上的稀缺資源一樣，學術地位也變成了官學“市場”上的稀缺資源，以後會發生什麽也就可想而知了。
　　學術地位是稀缺的，是稀缺就要有競爭，漢武帝還算公平，給大傢設了一個擂臺，讓各大學派的掌門人公開過招，漢武帝親自來當裁判。——這個裁判意義重大，開了風氣之先，要知道，後世著名的石渠閣擂臺和白虎觀擂臺也都是由皇帝來為學術爭議作最高裁判的。但很多人都會馬上想到一個問題：難道皇帝的學術水平還能高過在擂臺上過招的那些學術專傢嗎，這些人可都是全國範圍內最頂尖的高手哎！
　　但這時候高手不高手的看來並不重要，權力永遠要凌駕於學術之上：一方面來說，皇帝的身份不僅僅是一個國傢最偉大的統治者，同時還是最偉大的導師和最高大祭司；另一方面，衹有符合權力要求的學術才能在擂臺獲勝——反過來說，學術為了獲勝，除了碰巧之外，就必須改造自己以迎合權力的需要。
　　一旦某種學術被立了官學、設了博士，榮華富貴也就隨之而來了。當然了，專傢學者們都是些飽讀詩書的高尚人士，想來在打擂的時候是不會有這種庸俗念頭的。現在，《易》學、《尚書》學等等我們暫且不談，就單說這個“公羊學”。——事情是這樣的：《春秋》學要立博士，《公羊傳》和《榖梁傳》都是解釋《春秋經》的，見解有同有異，那時候人們的腦瓜還不夠開通，覺得這兩者衹能立一傢，於是，公羊派第一高手董仲舒和榖梁派第一高手瑕丘江公登上擂臺，比武過招。
　　這位榖梁派的瑕丘江公，單聽名字就知道是個高手，但可惜的是，他老人傢肚子裏存貨雖多，卻笨嘴拙舌，辯不過董仲舒。這就好比請陳寅恪上“百傢講壇”和易中天“爭鳴”，陳老前輩恐怕輸面居多。再加上當時的丞相公孫弘本身就是位公羊學專傢，哪能讓榖梁派討了好去。結果瑕丘江公敗北而歸，漢武帝尊崇公羊學，安排太子學習《公羊傳》，公羊學從此大興。（註釋14）
　　公羊學之興，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公孫弘，他這位公羊專傢以草民百姓的身份卻不但當了丞相，還封了侯，這對天下讀書人的刺激實在太大了，於是“天下學士靡然鄉風矣”。（註釋15）
　　但是，鬥爭並沒有就此結束，太子雖然聽了皇帝爸爸的話，開始學習公羊學，可學完之後卻悄悄喜歡起《榖梁傳》來了，於是找了位老師來輔導學業，而這位老師正是當年擂臺敗北的那位瑕丘江公。
　　事情發展到這一步，人們很容易推測出來：漢武帝早晚是要駕崩的，等太子即位之後，公羊學必定失寵，榖梁學則要捲土重來。
　　這確實是一個合理的推測，但是，中途卻出事了——出的是件大事，這就是武帝朝極為著名的那場“巫蠱之禍”，太子被迫逃亡，而太子的親娘、老婆、兒女，在這場動亂中全部死光。（註釋16）
　　太子的親娘就是著名衛子夫，所以，這位不幸的太子通常被人稱為衛太子，前文提到雋不疑本着“春秋大義”毅然抓獲一個在宮門外自稱衛太子的人，起因就在這裏。
　　衛太子事件是一起轟動朝野的冤案，而衛太子不幸中的大幸是，他有一個襁褓之中的孫子被人偷偷救了下來，撫養在民間，後來又陰差陽錯地做了皇帝，是為漢宣帝。漢宣帝自幼在民間就聽說祖父當年愛讀《榖梁傳》，於是自己也勤於誦習，待到即位之後，便以皇帝之尊公開貶斥公羊學、尊崇榖梁學，這其中所藴涵的恐怕並非什麽政治考慮，而是對祖父的懷念和對曾祖父的報復吧？這段史事，是《漢書》當中極為感人的一幕。
　　自此之後，《公羊傳》和《榖梁傳》各有浮沉命運，暫不細表，而“三傳”中的《左傳》卻終西漢之世始終未被列入官學，後來在新莽之際受到官方大學者劉歆的推崇，其後又在劉秀時代曇花一現，及至魏晉以後纔漸重於世，至於真正升格為“經”而與《公羊傳》、《榖梁傳》並列（甚至超過公、榖）則要晚到唐代。這段歷史，伴隨着長達兩千年的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之爭，脈絡過於復雜，還是留到以後再說吧。
　　《公羊傳》和《榖梁傳》早為官學，地位崇高。既然是官學，就有相應的官辦研究院，院裏也有專業的研究員，但我們千萬不能把它們和現代的大學作類比——如果要作個類比的話，大體可以說：漢朝的官辦研究院相當於現代的黨校，院裏的博士相當於現代的黨校老師。——即便不談籠統的儒學，單就《春秋》學而言，通經致用之風歷數朝而不衰，比如牟潤孫講宋代經學，說：“宋人之治經學，談義理者則言《易》；談政治者則說春秋大義。” （註釋17）所以說，當年的儒學（或僅僅是春秋學）絶對不是像後來那樣僅僅成為象牙塔裏的皓首窮經，搞得個“人誰載酒問奇字，我欲攜經坐古龕”那般的冷板凳，相反倒是熱火得很，經義學問被廣泛應用在現實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
　　尤其是公羊學，更要坐到實用政治學的第一把交椅。但這實在是件太有趣的事情，傅斯年所謂：“就釋經而論，乃是望文生義，無孔不鑿；就作用而論，乃是一部甚超越的政治哲學，支配漢世儒傢思想無過此學者。” （註釋18）——如果說得難聽一些，傅斯年的意思可以被這樣理解：一部鬍說八道的經典和一門穿鑿附會的學問竟然天長地久地被尊奉為官方政治學的圭臬，並且當真在指導着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但無論如何，這一“通經致用”的確就是中國歷史上主流的學術風氣，好聽點兒說，為學是要“有補於世”，當然，文字獄的時代又另當別論。這個“致用”，或者“有補於世”，大多和數理化沒有關係，着眼點主要全在政治上面。當年傅斯年議論這個問題，說了另一段很不中聽的話：“中國學人，好談致用，其結果乃至一無所用。學術之用，非必施於有政，然後謂之用……” （註釋19）這話如果倒推，正說明了前人學術之用，是“必施於有政”的。
　　（註釋1）有趣的是，朱熹以一代儒宗之尊，卻沒有寫下什麽關於《春秋》的著作。清代汪紱《春秋集傳》自序裏說：“《春秋》為朱子所難言，予小子何堪僭妄。”這樣講來，《春秋》就連朱熹都覺得很難，汪紱自知比不了朱熹，所以雖然寫了《春秋集傳》，卻趕緊得謙虛一下“予小子何堪僭妄”，我呢，水平又遠低於汪紱，可謙虛的話卻都被汪紱說到傢了，難啊！^_^
　　（註釋2）錢穆：《孔子與春秋》，收錄於《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1版，第264－265頁）。
　　（註釋3）見於《藝文類聚》引緯書《孝經鈎命决》：“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春秋》屬商，以《孝經》屬參。’”這話的真實性大可懷疑。後兩句當中，“商”指子夏，“參”指曾參，說這兩人分別是《春秋》和《孝經》的嫡係傳人。——我們雖然不必當真，古人卻有不少當真的，比如漢代公羊學大師何休就說：“昔者孔子有雲：‘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學者，聖人之極緻，治世之要務也。’”（何休註《公羊傳》序）
　　（註釋4）[唐]劉知幾《史通·六傢》：“《左傳》傢者，其先出於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經作傳。蓋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後人。或曰傳者，傳也，所以傳示來世。案孔安國註《尚書》，亦謂之傳，斯則傳者，亦訓釋之義乎。觀《左傳》之釋經也，言見經文而事詳傳內，或傳無而經有，或經闕而傳存。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信聖人之才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
　　（註釋5）[清]朱彝尊：《經義考》捲一百七十搜集這兩傳的相關記載。關於《鄒氏傳》：“《漢書》：‘王吉兼通五經，能為《鄒氏春秋》。’班固曰：‘鄒氏無師。’阮孝緒曰：‘建武中，鄒、夾氏皆絶。’《隋書·經籍志》：‘漢初，公羊、榖梁、鄒氏、夾氏四傢並行，王莽之亂，鄒氏無師夾氏亡。’楊士勳曰：‘五傢之傳，鄒氏、夾氏口說無文，師既不傳，道亦尋廢。’”——從這些話，尤其是最後楊士勳的話來看，鄒氏和夾氏原本都和公羊、榖梁一樣，衹是師生之間的口頭傳授，後來公、榖兩傳“著於竹帛”，形成文字了，這就便於流傳，而鄒、夾兩傢始終沒能形成文字，結果一遇到社會的風吹草動，失傳也是很正常的。
　　關於《夾氏傳》：“班固曰：‘夾氏未有書。’按：《夾氏傳》《漢志》註云有錄無書，而《宋史·藝文志》載有《春秋夾氏》三十捲，不知為何人擬作，其書今亦無存。”
　　（註釋6）[清]陳其元《庸閑齋筆記》“春秋五傳”條：韓昌黎詩云：“《春秋》五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今本刻作“三傳”，非也。《前漢藝文志序》雲：“《春秋》分為五。註云：左氏、公羊氏、榖梁氏、鄒氏、夾氏。”不知漢後此二氏何時亡佚，倘至今尚存，則古事可與三傳互證，豈不快哉！
　　（註釋7）有人還專門統計過。清嘉慶六年，張燾為牛運震寫的《春秋傳》（應該叫《春秋牛氏傳》）作序，提到“夫前世傳《春秋》者多矣，左、公、榖而外，宋有鬍氏安國傳，劉氏敞傳，程氏頤傳，劉氏絢傳，陸氏佃後傳，葉氏夢得傳，鄭氏樵傳，陳氏傅良後傳，凡十有一傢。先生後出，豈欲以掩十一傢之長哉？”——張燾一一數過，在牛運震之前的《春秋傳》除去“三傳”之外共有十一傢，加上牛傳就十二傢了。後來再加上《春秋熊氏傳》，就十三傢了。^_^
　　（註釋8）比如明代薑寶為徐浦的《春秋四傳私考》作序，說：“鬍氏傳最晚出，而最為學者所宗。”徐浦這部書把“《春秋》四傳”並列就更說明問題了。再比如明代賀粲然為黃正憲《春秋翼附》作序，提到：“國朝說《春秋》者無慮千百傢，而“四傳”為最著。”及“國朝絀‘三傳’獨尊康侯。”——當初“最著”的東西如今卻沒多少人知道了，一本書的成名需要多少的因緣巧合啊。
　　清代陸奎勲《春秋義存錄》自序說自己“少閱鬍氏春秋，喜其文筆之清剛而寓……”（熊逸按：別怪我衹引半句話，實在是我這本《春秋義存錄》在“喜其文筆之清剛而寓”這裏蓋着兩個大印，後邊的字被印章壓住了。^_^）
　　（註釋9）[明]黃正憲《春秋翼附》賀粲然序：“鬍氏傳立於學宮，士人類墨守其說，顧安國去古益遠，臆斷於千百年之後，若射覆然，能一一懸中乎哉？”
　　[清]顧炎武《日知錄》：“取《鬍氏傳》一句兩句為旨，而以《經》事之相類者合以為題，《傳》為主、《經》為客，有以彼經證此經之題，有用彼經而隱此經之題：於是此一《經》者為射覆之書，而《春秋》亡矣。”
　　（註釋10）[清]朱彝尊《經義考》捲一百八十五：“鬍傳專以復仇為義，割經義以從己說，此宋之《春秋》，非魯之《春秋》也。”
　　（註釋11）[明]徐浦《春秋四傳私考》薑寶序：“蓋嘗譬之《春秋》猶天然，其照臨、沾濡、焦殺、摧擊之用盡備左氏，公、榖則為之日月、為之雨露、為之霜雪、雷霆，鬍氏則又總其用以成歲功者也。”
　　（註釋12）[清]毛奇齡《春秋條貫》捲一：“康熙二十四年奉命考進士，閱春秋房捲主考主考者授題法一本，曰如是則中，不如是則不中。按舊法，《春秋》四題：一單題，二雙題，一脫經題。單題者，單傳也；雙題者，合兩經為一題，而兩傳之語適相對也；脫經題者，題在此經，而是題之義則在他經之傳中，即他經與此經俱無關也。國初儒臣謂脫經題不可訓，其遵鬍氏傳則得矣，將置孔氏經文於何所？請去脫經題，但取兩單兩雙而為四，而於是三百年來專取鬍傳閱捲之陋習為之稍輕。”——這裏提到了科舉考試中的《春秋》題目的格式，有單題、雙題、脫經題之分，而毛奇齡與某考官的辯論一節更為可看。
　　毛奇齡還曾寫過一部《春秋毛氏傳》，清人著作中提到《毛氏傳》的就是指這部書。不過這書非但沒能和“三傳”並列，連《鬍氏傳》的地位也沒有過。
　　（註釋13）其間經過大略，可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捲二十七·經部二十七·鬍安國《春秋傳》條目：“……顧其書作於南渡之後，故感激時事，往往藉《春秋》以寓意，不必一一悉合於經旨。《朱子語錄》曰：‘鬍氏《春秋傳》有牽強處，然議論有開合精神，亦千古之定評也。’明初定科舉之製，大略承元舊式，宗法程、朱，而程子《春秋傳》僅成二捲，闕略太甚，朱子亦無成書，以安國之學出程氏，張洽之學出朱氏，故《春秋》定用二傢。蓋重其淵源，不必定以其書也。後洽《傳》漸不行用，遂獨用安國書，漸乃棄經不讀，惟以安國之《傳》為主。當時所謂經義者，實安國之《傳》義而已。故有明一代，《春秋》之學為最弊。馮夢竜《春秋大全·凡例》有曰：‘諸儒議論，盡有勝鬍氏者，然業已尊鬍，自難並收以亂耳目。’則風尚可知矣。爰逮本朝，敦崇經術，欽定《春秋傳說匯纂》於安國舊說始多所駁正，棄瑕取瑜……“
　　（註釋14）《漢書·儒林傳》：“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吶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是上因尊《公羊》傢，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
　　公羊學之勝，另參清嘉慶三年阮元為孔廣森《公羊春秋經傳通義》所撰序言：“昔孔子成《春秋》，授於子夏，所謂‘以《春秋》屬商’是也。子夏口說以授公羊高，高五傳至漢景帝時乃與齊人鬍毋生始著於竹帛。其後有顔彭祖、顔安樂兩傢之學，宣帝為之立博士，故公羊之學兩漢最勝。雖劉歆、鄭衆、賈逵謂公羊可奪、左氏可興，而終不能廢也。……六朝時何休之學盛行於河北，厥後左氏大行，公羊幾成絶學矣。”
　　（註釋15）《漢書·儒林傳》
　　（註釋16）《漢書·武五子傳》：初，太子有三男一女，女者平輿侯嗣子尚焉。及太子敗，皆同時遇害。衛後、史良悌葬長安城南。史皇孫、皇孫妃王夫人及皇女孫葬廣明。皇孫二人隨太子者，與太子並葬湖。
　　（註釋17）牟潤孫：《註史齋叢稿》（中華書局1987年第1版，第140頁）
　　（註釋18）傅斯年：《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儒林》（收錄於《傅斯年全集》第2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版，引文見第114頁。）
　　（註釋19）傅斯年：《中國學術思想界之基本謬誤》（收錄於《傅斯年全集》第1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版，引文見第24頁。）“施於有政”出自《論語·為政》：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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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記自序
引子之一：新問題常是老問題（一）“詆嶽飛而推崇秦檜也”
（二）五十年前哈耶剋（三）我們今日還不配讀經
（四）祭孔.文天祥（五）義和團.誰還記得陳天華
（六）馬剋思論太平天國（七）恩格斯論“911”
引子之二：事實問題還是邏輯問題引子之三：在詩歌的標簽之外
第一章 殺人無罪，報仇有理 （一）徐元慶謀殺案（二）梁悅謀殺案：韓愈的法律難題
（三）以德報怨，以直報怨，以過分報怨（四）“漢時以經義斷事”
第二章 一經三傳：哲學、歷史、還是政治？（一）“三傳”小史（二）作為官方政治學的“春秋大義”
（三）原心定罪：同罪不同罰（四）官員私鬥
（五）查案不難，判案纔難（六）趙傢村的愛國主義
（七）江山可以送人嗎？（八）三綱實係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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