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推断丰王为伯服的另一个理由乃是先秦石刻石鼓文。
在我国遗存至今的石刻文字当中,石鼓文属时间最早且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此石文作鼓形，共十鼓，分别刻有四言诗一首，直径三尺余。因被弃于陈仓云野，也称"陈仓十碣"。所刻为秦始皇统一文字前的大篆，即籀文。石原在天兴(今陕西宝鸡)三畤原，唐初被发现。自唐代杜甫、韦应物、韩愈作歌诗以后，始显于世。内容记述秦国君游猎，故又称"猎碣"。原以为是周成王或宣王时所刻，后经专家考证，断定其为秦人所刻。但其作成的具体时间至今仍有争议，有秦襄公、文公、德公、穆公、献公等多种说法。有相当一部分学者从多个角度考察认为，石鼓文为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后凯旋时的纪功之作。然而石鼓文不记杀伐献俘之事，所述皆升平景象，凯旋纪功之作一说似有不妥。有学者认为此文所记乃秦文公大狩习兵之事，但其所记之事单以"大狩习兵"概括也远远不足。还有人认为石鼓文为秦德公修建鄜畤时所作，但也与石鼓文的大部分内容不合。
晁先生先生认为，石鼓文当为秦襄公嫁缪嬴于丰王时的叙事志庆之作。从石鼓文总共十首诗词所言之事来看，晁先生的说法较为恰当。最关键的是，其中《而师》一诗有"天子□来，嗣王[始]□"之句。"天子"与"嗣王"并见，这一情况极为罕见。过去学者大多认为此二者为一人，即某位周王。但这种说法是很难说通的。嗣为继承之义，"嗣王"即继承之王。对于周王的称谓，从来只有"王"、"天子"，周平王称"天王"，故东周之后文献又有"天王"一称，从无一例"天子"与"嗣王"并称者。若说嗣王乃太子，也不合情理。太子是明天之君，今日依然为臣，故历代之称已确定的王位继承人为"储君"、"太子"、"嗣君"，从未有以"王"相称的情况出现。有论者发觉"天子"与"嗣王"并为一人之说的破绽，猜测嗣王乃秦王。这种说法也很难另人信服。从全文内容看，作者对周天子十分恭谨的，并无不臣之意，在"天子"面前僭号为王，实在难以致信。所以，由石鼓文《而师》来看，当时的情况是周天子尚在，同时又有"嗣王"，有利支持了晁先生有关周幽王生前便立伯服为王的观点。"丰王"极有可能就是此"嗣王"，即伯服。
这就是说，尚未即位还在做太子时的周幽王已娶褒姒并生于伯服。据周平王发动郦山之后在东周初年在位51年一事来看，周幽王在位时周平王应当少弱。以周幽王其父宣王、其祖厉王的在位时间来看，周平王很难是周幽王的长子。褒姒之子"伯服"以"伯"相称，伯、仲、叔、季的命名方式在周人的命名习惯中是非常严格的，几乎没有次子或幼子被命名为"伯"的例外出现。伯服应为长子。
秦襄公元年，即公元前777年，也就是周幽王五年，秦襄公把妹妹嫁给了丰王。秦作为周室之下一附庸小邦，连诸侯国的资格都没有，能嫁女为周室之王，这当然是自诩为荣之事，所以作大型石刻文字《石鼓文》以为纪念，这是合乎情理的。由支持幽王和伯服转为支持平王，秦襄公是很有政治眼光。
秦襄公助平王东迁之后，周平王除了封他为诸侯以外，还对襄公有这样的命辞："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岐、丰之地为周王室的祖业、根基，他之所以拱手赏赐于秦，是因为岐、丰之地这时并不在平王手里。他让秦去攻取，颇有些宁予家奴、勿厚敌邦之意。周平王乐得做顺水人情，以空头支票笼络正在崛起的秦国。秦襄公乐得受到正式册封，可以名正言顺地在八百里秦川开拓疆土。周秦双方各得其所，可谓皆大欢喜。
到春秋之世，秦终于成为十二诸侯国之一。秦献公十二年便迁都栎阳，就是现在的陕西临潼，到秦孝公时又迁都咸阳。一个后起之秀，终于在战国时期，成为"七雄"之首，令东方诸侯人人畏惧，并于公元前221年最终统一六国，建立起一个大帝国。
可以说，逃避不是办法，真正的英雄，是敢于直面困难与敌人的。周衰秦兴，两相对照，不难发现，正是平王东迁，为自己培养了一个掘墓人。
周郑交质
平王东迁，另一个受益者是郑武公。
郑武公是郑桓公之子，桓公名友，姬姓，是周厉王之子，周宣王之同母弟，宣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郑，伯爵。
郑国也是一个建国较晚的诸侯国，然而，在春秋史上，却也是一个早期实力较大的小霸主。这除了得益于郑桓公的"英明决断"，于幽王之世迁国于虢、郐之间，因而保存了百姓之故，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桓公和武公先后在周王室中充当了卿士，并借平王东迁之机，逐步壮大了自己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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