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聪汗即位后的当务之急是处理内务，巩固汗位，伺机剥夺其他三位和硕贝勒的实权。因此对镇守宁远的明军采取守势。而宁远守将袁崇焕，也希望与后金讲和，赢得喘息之机。当然，双方都提出了对方无法接受的议和条款，议和成了真正意义的缓兵之计。其间，天聪汗多次发兵攻打宁远，希望以此为突破口，长驱直入，直捣北京，结果袁崇焕的防御天衣无缝，后金军占不到任何便宜。
天聪三年（1629年），天聪汗在后院粗安后，便出动大军讨伐明朝，我也随军出征。鉴于前面几次进攻都受阻于宁远，我建议天聪汗绕开宁远，奔袭千里，由喀喇沁部蒙古人作向导，从喜峰口越过长城，径入明朝内地。天聪汗对我的建议深以为然，立即对我这个没有任何官职，只能以“书房官”“文臣”称之的书生刮目相看。天聪汗也看中了我所具有的虎将外表，于是，我受命率偏师沿潘家口、马兰峪、三屯营、马栏关、大安口一线进发。结果，我智勇兼施，力克五城。并用火攻之计，击退了明军的反击和包围，有力地配合了天聪汗主力部队的行动。其后，天聪汗率主力西进永平，而把留守战略要地遵化的重任委托给了我。又是在明军乘虚进攻空城之际，我多方设计，奋力抵抗，以少胜多，确保了后金军大本营的安全。这一连串成功，让我在后金阵营里声名远扬，因此也受封世职游击。
后金军攻占遵化后，便长驱直入，直逼北京。据说远在宁远的袁崇焕曾建议朝廷加强蓟门兵力，严防后金绕道而入，可惜未被接受，故而使我军进展神速。后金军屯兵北京城东南郊的南海子一带，明廷震惊。总兵满桂等率明军在德胜门、安定门外阻击后金军，不料却被城上助阵的明军炮火误伤。
袁崇焕得知皇太极绕道入关，即挥宁、锦将士回师勤王，他率兵马日夜兼程，跟踪追击。在广渠门外与我军遭遇。双方经过激战，未分胜负，但我军全力攻城的计划却不得不因此而推迟。天聪汗和我亲往阵前，观察袁崇焕的营寨形势，发现其布阵结营很有章法，难以拿下。正在天聪汗犯愁的时候，我给他讲起了《三国演义》里蒋干盗书的一出。我的提示让天聪汗茅塞顿开，立即下令全军撤退。
后金军这次军事行动，曾俘获两名太监，撤退途中，便暗中命令部将高鸿中、鲍承先等人，于靠近这俩太监之处，故作耳语道：“今天退兵，其实是天聪汗设下的圈套。前不久，天聪汗与袁巡抚派的人密谈了好长时间。袁巡抚跟咱有密约，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了。”然后，又故意给其中姓杨的太监一个逃脱的机会，杨太监逃回京城，便把他听的“重大机密”一五一十地禀报给了崇祯皇帝。当时，朝中一些大臣早已诽谤袁崇焕引狼入室，是要胁迫朝廷答应他提出的与后金议和的主张，好与后金订立城下之盟。崇祯帝一贯刚愎自用，独断多疑，他对袁崇焕“五年复辽”的大话早就有所怀疑，现在更觉得袁崇焕有谋反迹象，便不分青红皂白，将袁崇焕诓骗进城，而后打入死牢。次年，袁崇焕竟被凌迟处死。我的反间计让明朝自毁长城。从此，明朝再无高手可以为我军劲敌了。但是，看着自己的故国执政者如此昏庸，我真觉得寒心，也觉得死心塌地投靠后金，确实是安身立命，成就事业的最佳选择。
天聪汗除掉了心腹大患袁崇焕，本有希望乘虚攻打北京，也许是他忌惮袁崇焕带来的援兵，也许是觉得现在即便拿下北京，也未必守得住，不如借此机会大掠关内，削弱明朝的有生力量。后金军很快就击溃了明朝的各路援军，满载战利品胜利而归。
天聪五年（1631年）八月，后金军攻占了明军正在修筑的关外重镇大凌河城。在这次战役中，一支准备降金的蒙古军，因部分士兵不肯投降，竟暗杀其将领，而后纷纷逃亡。天聪汗得信后大怒，要把剩余的蒙古兵全部斩尽杀绝。关键时刻我的进言挽救了这五百生灵。我认为，未及逃走的士兵，说明他们有忠顺之心，一怒之下将他们杀了，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可能影响大局。当时，还有一支明军扼守西山一堡垒，后金军屡战不克，天聪汗甚是着急。此时，我自告奋勇，决计单人独骑，前往劝降。凭我的三寸之舌，竟然感化了明军守将，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天聪汗大喜，这批降兵便拨入我的统辖之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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