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六六年四月，《怨女》在《皇冠》连载而后出版单行本，我们与张爱玲，展开了长达三十多年的合作情谊，及至一九九四年六月《对照记》问世，共出版了十六部著作。 另一则“传奇” 六十年前中日战争后期，我在上海读高中，正进入所谓的“吞咽期”，疯狂地吞咽着大量的文学书籍。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从《万象》和《西风》等杂志上读到了许多张爱玲的作品。 《万象》杂志的发行人是我的堂伯平襟亚先生。据堂伯的女儿初霞告诉我，当年张爱玲是她家的常客。当她父亲因得罪日本人而入狱后，就更常见到张爱玲到访，为愁云惨雾的家庭带来许多温暖的友谊。在初霞的印象里，张爱玲一直是个又漂亮又可亲的大姊姊。 那时候的张爱玲年纪很轻，不过二十多岁，可是在文学界已经锋芒毕露。当时中国的大部份地方还是相当保守，上海却是一个开放的城市，而张爱玲在一般上海人的心目中，更是一位思想行事都很前进的现代女性，成为许多年轻人仰慕的作家。她二十四岁那年出版短篇小说集《传奇》，风靡一时，并且历久不衰。抗战胜利，我进了大学，一方面阅读的范围骤然开阔许多，另一方面，张爱玲发表的作品也少了，所以在印象中不曾再读到她的小说。 时光荏苒，辗转流离，我到了台湾，也办了杂志社和出版社。一九六五年在香港，我遇到了宋淇先生，他是一位温文尔雅的读书人，我们一见如故，他很热心地推荐了好几位香港的作家给我，尤其是张爱玲。那时，张爱玲已旅居美国。 听到张爱玲的名字，我觉得又亲切，又高兴，出版她的作品，绝对是一个很大的荣幸。 《怨女》在一九六六年四月出版，彼此合作愉快，从此张爱玲的全部作品，都由“皇冠”独家出版。年轻时期的张爱玲和平襟亚先生的《万象》杂志结下深厚的文学之缘，而后又和“皇冠”愉快地长期合作，前后五十年，与两个平氏家族的出版事业紧密携手，这样横跨两代的渊源，也许正如她第一本书的书名一样，可说是另一则“传奇”吧。 淡漠红尘，关注著作 虽然有这么长期的合作关系，但我与张爱玲却从未见过面，都是以电话和书信往来，而且一向为公事联络，绝少触及私事。一九七○年左右，我曾计划借着赴美旅游之便，顺道前去拜访，但她在电话里告诉我当时正在做一份研究报告，时间上非常紧迫，希望我半个月以后再去看她。然而半个月后，我已从纽约转往欧洲，只好放弃对她的探访。没想到，错过了这次见面的机会，却是永远错过了。 张爱玲的生活简朴，写来的信也是简单之至，为了不增加她的困扰，我写过去的信也都三言两语，电报一般，连客套的问候都没有，真正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为了“快一点联络上她”，平日去信都是透过她住所附近一家杂货店的传真机转达，但每次都是她去店里购物时才能收到传真，即使收到了传真，她也不见得立刻回信，中间可能相隔二、三十天。我想她一定很习惯这种平淡却直接的交往方式，所以彼此才能维持三十年的友谊而不变。 张爱玲平常与“皇冠”同仁的通讯，内容简单但语气谦和，当我们告知与她相关的评论和消息时，她似乎并不在意。根据她小说改编的电影，我都会寄去录像带，但她都“不予置评”，我甚至觉得她看一看的兴趣也没有。但有一件事，她曾主动寻求我们的协助，我觉得她当时真的动了气。 曾经有一位作家搜集了几篇她早期的旧作，未经她同意即径自出版，为此她十分不悦，因而写信给我，希望我能代她出面争回公道，必要时，她甚至愿意诉诸法律。幸而经过交涉之后，那家出版社愿意回收那两本书，免除了一场诉讼。 虽然淡漠红尘，不问是非，但对自己的作品，张爱玲始终严肃以待。 从“全集”到《对照记》 由于旧的版本字体老旧，版面不清，决定重新编辑“张爱玲全集”，从一九九一年七月动手，历时一年始告完成。每一部作品都经过张爱玲的亲自校对，稿件在台北与洛杉矶之间两地往返，费时费力，可谓工程浩大，但至今想来倍觉珍贵，非常值得。留下一套完整的“张爱玲全集”，也堪可告慰所有喜爱她的张迷了。 张爱玲的最后一部作品《对照记》原稿于一九九二年秋天寄达“皇冠”，这是她以旧照片配上文字。每幅图文都是对往事的回顾，带有浓厚的自传色彩。 图片及文字，从一九九三年十一月的《皇冠》开始刊登，在连载期间，张爱玲又一再修正。最后，我们在确认一切无误的情况下，邮寄请她过目，她又校对了一个多月，方告完成。终于在一九九四年六月出版。 《对照记》中收集了张爱玲的童年、亲人、好友许多旧照，她还亲自加了副题“看老照相簿”。每一张照片，每一段文字，都耐人寻味。 张爱玲写作多年的〈小团圆〉，终究未能出版，则是一件令人遗憾且痛惜的事。 本来，她已应允，〈小团圆〉可能于一九九四年二月“皇冠四十周年庆”时刊出，也可与〈对照记〉合集出书。但是她写作此书的进度非常缓慢，主要的原因是她的健康状况时好时坏，让我们深感忧心，因此不忍催促。她先后来信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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