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你为什么一定要用蒋介石代表新中国的高层机构，并且引用到大陆方面去?答：因为事实如此，自黄埔建军、北伐抗战，包括上次说及的中原大战，他一步一步地将中国统一，得到外国的承认与协助。西安事变时周恩来也在支持他，认为他是唯一的领导人物。抗战期间以及内战期间，中共尚且不搞自己的高层机构，大部队只用无线电联络，整个城市文化全部不要。所以我说创造新中国的高层机构不能摈斥蒋介石。即使你对他个人不满，也不能否定他所代表的群众运动。
1987年北京出了一本《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内中提到抗战时中国共死伤2100万人，其中中共的军队死伤60万，他们控制的地区又死伤人民600万。不管这数字确实可靠与否，则国民党军队及其控制的地区死伤军民逾1400万了。我所说的高层机构不能摈斥这大规模牺牲之领导力量，我无法在写中国近代史时抛弃这一部分。
问：你的大历史观以五百年为单位，那么台湾四百年的历史就不用提及了?答：没有提及并不是否认它的存在。我是湖南人，我写大历史时也没有提及湖南的地方史。
问：那湖南怎么能和台湾比?答：如果要强调内部的差异，湖南也有它的特色。即如最近湖南的劳工，周期地辗转到广东去做工，语言不同，生活习惯也有差异，也被歧视。不过我们共通的地方多过于不同的地方，即如烧冥钱，台湾的风俗也和大陆内地的风俗一样。我的目的是着重相同之处，检讨共通的历史。例如对日抗战就是我们共通的历史，我有一个同事非常坚持于台湾独立运动，但是他告诉我，抗战胜利之后，他首先到码头上去迎接国民党军队。直到"二?二八"事变之后，他才彻底改变态度。我想他的态度也代表很多台湾朋友的态度。这是对一种政治变故的反应，不能算是对历史的反应。
至于"二?二八"事变我已说过，从大陆来的军民200万，代表政府军队和教育机关，全属一个社会高层机构，突然移植于一个生疏的地方，时间又短，彼此都缺乏认识，甚难不生冲突。即是当日接收人员到大陆沿海各城市的情形亦复如此，可是我们不能用这类事情去遮蔽中国长期革命的积极性格。并且说得不好听，不要忘记我在国民党军队当下级军官的情形，即半似乞丐，半似土匪。
问：那你一定要把历史的500年讲成一个单元?稍短一点如何?是否50年也可以?答：那当然可以。我把这几百年的历史勾画着一个大轮廓，主要的在使读者看清自1920年间到1990年间只70年内，中国人集体地把国家与社会向前推进了300年，这是一种伟大的事迹。这大历史有如宏观经济(macroeconomics)。
宏观经济不能统计失业就业的人数，不能分析物价，不能讲解物价指数。较详细的分析仍待微观的工作。不仅50年，即5年、10年及更短时间的研究、更局部的检讨当然都不可少。我只希望治史者不要忘记后面一个大前提，不要忽略我们所处的一个非常时代罢了。问：是否所有的国家都要经过一段空前的动乱才能完成你所说社会之改造?答：也有少数的例外。如瑞典原来是一个穷国家，曾向外大批移民，又遇到科技的进步，北部的木材与铁砂，过去不能采用，突然可以开采，就乘着工资上升、资源到手的机会改组。挪威也有类似之情景，本世纪初期水电展开，这个国家独得其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挪威人向交战国两方做生意。他们本来人口就少，又大量向美国移民，这些条件促成其改革。不过你若检讨其上层机构、下层机构及当中法制性的联系，则可以看出，虽然没有经过大规模的变乱，这些因素都已改变。至今斯堪的纳维亚的国家都是社会民主党(SocialDemocrats)执政的国家，此非经过一段社会体制的改革，绝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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