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选集发表后的15年中,富兰克没有闲着。1995年,一本庆祝他七十岁生日的文集出版了,这次不是他自己而是他的朋友们写的,题目是《杨振宁——20世纪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隐藏在书中的专业文章里,有一些个人的颂赞和回忆,它们描述了富兰克如何积极帮助科学在三个中国社会——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成长和繁荣。富兰克很高兴能够偿还他欠故土和文化的债。
上述两本书都没有收入的,是富兰克两年前写的题为《父亲和我》(《二十一世纪》1997年12月号,总第44期)的文章。这是献给他的父亲,一位于1973年去世的数学教授的文章。它极精彩而微妙地描述了他和父亲的关系,以及分离给二人带来的痛苦。他的父亲在艰难的岁月里留在中国,而富兰克就在这段时间在美国成为名家。他们都知道还是这样好:没有美国,富兰克不会成为一位世界级的科学家;不住在祖国,他的父亲将成为无根之木。然而,分离也深深地伤害了两人。对富兰克来说,他和父亲的分离同美国和中国在政治上的隔绝,是一场悲剧的两面。很幸运,尼克松总统适时地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富兰克能够在他父亲去世以前重临中国,能够在他父亲病危时坐在他的床边。在选集的评注中,富兰克描述了他在1964年如何困难地作出成为美国公民的决定。这决定正式承认了他脱离中国、脱离他的父亲,他写道:“我父亲……1928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游历甚广。但我知道,直到临终前,对于我的放弃故国,他在心底里的一角始终没有宽恕过我。”
《父亲和我》有一个快乐的结尾、一个光辉的重圆。富兰克描述1997年7月1日清晨零时,他站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凝视着英国国旗缓缓下降,中国国旗缓缓上升,乐队奏着“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他写道:父亲如果能目睹这历史性的,象征中华民族复兴的仪式,一定比我还要激动。……他们那一辈的中国知识分子,目睹洋人在租界中的专横……说不完的外人欺凌……他们是多么盼望有一天能看到站了起来的富强的祖国,能看到大英帝国落旗退兵,能看到中国国旗骄傲地向世界宣称:这是中国的土地。这一天,1997年7月1日,正是他们一生梦寐以求的一天。富兰克那夜站在那里,他(也是他父亲)对重圆的深层感触使我们动心。而他表达的骄傲和满足的心情,特别引起我的共鸣。因为,我也属于一个伟大而古老的文明。我在英国的故乡,也是Alfred这位学者国王的故乡。一千一百年前,当唐朝建立了在中国持续千年之久的科举制度时,国王将拉丁文典籍译成英文,这和唐朝诗人杜甫差不多同时代。富兰克在他的选集前面引用了杜甫的诗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和富兰克一样,我也离开了故土,成为美国公民。我仍记得我在Trenton受到的羞辱。那一天我宣誓忠于美国,主持仪式的那位无知的先生祝贺我逃出了奴隶之乡来到了自由之邦,我好不容易才忍住没有大叫。我的祖辈们解放我们的奴隶,比他的祖辈们解放他们的奴隶要早得多。我和富兰克对美国有着同样的矛盾感情。这个国家对我们两人是如此慷慨,可是对我们的古老文明的了解又是如此之少。我同样感受了他亲睹英国国旗和平地降下,中国国旗冉冉升起时的骄傲。那时他身处的香港,正是我们这两个古老的文明短暂地走在一起、催生出崭新事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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