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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思考 》 宋代文化與文學研究 》
宋代文人的謫居心態
張海鷗 Zhang Haiou
宋代文人居士中，因貶謫閑居而稱居士者最多。這類居士的心態也最為復雜，以下從避禍與待出、山水適性與詩酒風流、援道釋入儒進行精神自救等方面試作探討。
1、避禍與待出
避禍保身是被貶者的求生心態。宋代朝廷黨爭激烈。北宋自慶歷新政起，圍繞着革新與守舊問題，黨爭不斷。南宋朝廷則始終存在主戰與主和的鬥爭。趙官傢為了確保政權集中於皇帝之手，采取了執政分權、職務流動、臺諫言事、厲行貶謫等措施，使為官者總處在如履薄冰、浮沉不定的狀態中，升、降、出、入非常頻繁。官員穩步升遷、長居要職者較少。官員們因種種原因被貶謫，謫居之際，難免心有餘悸，一面慶幸罪未及死，一面擔心會有更大的禍患。其於此際自號居士，往往有遠離是非、祈求安全之意。
蘇軾因烏臺詩案被貶黃州和因元祐黨禍遠謫嶺海，其政敵實有置其於死地的意圖。謫居生活在物質上極其貧乏：
初到黃，廩入既絶。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1]。
（儋州）新居在軍城南，極度湫隘，粗有竹樹，煙雨蒙晦，真蜒塢獠洞也。
此間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鼕無炭，夏無寒泉，然亦未易悉數，大率皆無耳[2]。
精神上的孤獨、苦悶更令他難堪：
我謫黃岡四五年，孤舟出沒煙波裏。故人不復通問訊，疾病饑寒疑死矣[3]。
在這種情況下，生存成了人生的最主要問題。蘇軾對仕途幾乎不敢存任何樂觀和幻想，他衹是力求以自己的曠達和睿智去消解精神壓力、調解生活、自我保護，堅強而且樂觀地生活下去，而且還須時時小心謹慎地提防政敵再尋事端。他曾描述過貶謫期間如驚弓之鳥般的心境：
黃當江路，過往不絶，語言之間，人情難測，不若稱病不見為良計。[4]
得罪以來，不復作文字，自持頗嚴。若復一作，則决壞藩墻，今後仍復袞袞多言矣。[5]
62歲到儋州，他自料已難生還，在《到昌化軍謝表》中說：
並鬼門而東騖，浮瘴海以南遷，生無還期，死有餘責……而臣孤老無托，瘴癧交攻。子孫痛哭於江邊，已為死別；魑魅逢迎於海上，寧許生還。[6]
而當他憑着超人的智慧和曠達在海南度過三年艱苦歲月，九死一生地獲得北歸的機會時，他自己都覺得實在是萬幸：
鶴骨霜鬢心已灰，青鬆合抱手親栽。問君大庾嶺頭住，曾見南遷幾個回？[7]
當這位文化老人對歷史發出如此深沉的叩問時，他雖然不知道後來者還有誰，但他必定已經預見到了“九死南荒的生命悲劇還會不斷重演。果然，他離開此地還不到半個世紀，李綱、趙鼎、李光、鬍銓等忠義之士便相繼被流放到了這個天涯荒島。
同被列為元祐黨人的張舜民，因性情剛直敢言而數遭貶謫。據《宋史》347本傳載，他於元豐中，隨高遵裕徵西夏無功而返。在靈武作詩有“白骨似沙沙似雪”句，又有言及官軍斫受降城柳為薪之句，遂被論罪，謫邕州監????米倉、又追赴鄜延詔獄，改監郴州酒稅。元祐初曾任監察御史，後貶官輾轉外任，官至知州。元符中曾被列為元祐黨人而罷職。徽宗朝任右諫議大夫，任職方七日，言事已達60章。出知定州、同州，又謫商州，後復官。
他之自號浮休居士，必然是出於命運坎坷的不安全感，所以藉佛教故事以自慰和祈福。《雜阿含經》十六：
大海中有一盲龜，壽無量劫，百年一遇出頭。復有浮木，正有一孔，漂流海浪，隨風東西。盲龜百年一出，得遇此孔。[8]
這個故事比喻幸運對於生命很難得。張舜民自知性剛易折，因而可能是藉此故事以祈求平安幸運。他又自號碇齋，碇即停船時用來沉入水中之石，類錨之用。浮休而不穩，以碇救之。應是在貶謫漂泊之際，求穩如碇，求福如盲龜得遇浮木之意。
南宋文人的謫居處境比北宋謫人兇險。名將韓世忠因嶽飛被害而驚心，秦檜當權，他被奪兵權，又上表自請罷樞密使，自此杜門謝客，“絶口不言兵，自號清涼居士，時乘小騾放浪西湖泉石間”，以書法、詩、詞、飲酒自娛[9]。
南宋官員被貶謫多與主戰與主和之爭有關。比如趙鼎是被秦檜忌恨的主戰派人物。“太師秦檜嘗於一德格天閣下書趙鼎、李光、鬍銓三人姓名”[10]，必欲除之。趙鼎被貶之背景既如此兇險，因而貶謫後自號得全居士，慶幸大禍不死，並希望遠禍以得保全性命。其貶謫期間所作，頻頻表露此意。《辨誣筆錄·序》雲：
度其勢力將置之必死。則今日流離之極而尚延殘喘者，皆君父委麯庇護之賜也，有此僥幸，尚復何言。[11]
《謝知紹興到任》雲：
臣進退可見保全，臣敢不仰戴深仁。
又《泉州謝落節表》、《謝到潮州安置表》亦有感謝皇帝“不殺之仁”，得“全體貌”之語。然而《謝到吉陽軍安置表》，則於心知必死、恭謝亦無濟於事之際，語亦無避：
一謫五年，咎將誰執？再投萬裏……罪大莫名。
激憤之情溢於筆端。
雖說宋王室輕易不殺士大夫及讀書人，但官場上的忠姦正邪、是非麯直之爭從來就不可避免，而且往往導致你死我活的政治傾軋。為官者被貶謫，未必都有性命之憂，但生活的安全感的確是很難保證的。罹難而居，居危而思安，這是人類的生存本能。
避禍保身畢竟衹是權宜之計。多數文人在謫居歲月裏都期待着復出的機會。說到底，貶謫衹是王朝控製官吏、維護中央集權、製衡朝政、激發行政活力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宋代君主吸取了歷代王朝的統治經驗，已經能夠非常熟練地運用這一手段了。宋朝士大夫在仕途上的進出升降特別頻繁。越接近政治中樞，官位越高，風險就越大。終宋一朝，執掌過相權的高官很少有沒經歷過出入升降之變動者。以晏殊之謹慎、韓琦、文彥博之持重、蔡京之姦險、韓侂胄之專橫，皆難穩居官位、一帆風順。更無論范仲淹、歐陽修、蘇軾、鬍銓那樣以忠直諍亮之節操自勵之士。這樣的流動性用人政策，使在位者如履薄冰，朝不保夕；也使謫人遷客有望東山再起，甚至可能有較大的升遷。因而被貶謫的官員一般都抱有復出的期望。下面僅就本文所列被貶謫而稱居士者來看一看他們等待復出的心態。
蘇軾之曠達超逸是人所難及的。他對於出處進退、榮辱窮達的確有一番隨緣自適、隨寓而安的超脫態度。但隨緣就是既不追求也不拒絶，其中當然含有可仕之意。他在《秦少遊真贊》中那番“將仕將隱，不求不藏”的話，在《靈壁張氏園亭記》中那番“不必仕不必不仕”[12]的話，都可說明他在謫居歲月裏，也仍然隱然心存一份東山之望。在黃州他曾有“誰道人生無再少，門前流水尚能西”[13]的樂觀和自信，並且時不時地對朝政和民生予以關心，還寫信嚮執政的章惇、文彥博提建議[14]。甚至想請纓從戎去抗擊遼和西夏：“臂弓腰箭何時去，直上陰山取可汗”[15]。就在他晚年遠謫嶺南、對仕途心灰意冷之際，他也還說過“許國心猶在，康時術已虛”[16]這樣感慨萬千的話。總之，東坡居士雖然精通佛、老哲學，但他畢竟首先是位儒士，不論王朝如何傷他的經世之心，他也無法徹底泯滅那份感人至深的淑世情懷。
稼軒居士是以英雄人格自期自命的豪士，是一位百折不撓、不倦地追求政治理想的強者。他在謫居期間一直含有待時而沽的東山之志。王水照《蘇、辛退居時期的心態平議》[17]一文曾有論述，此不復贅。
考兩宋貶謫居士，大部分都有復出為官的經歷。這也可證貶謫居士的待仕之心。
2、山水適性與詩酒風流
謫居生活一方面物質貧乏、政治情懷壓抑；另一方面也比較悠閑，可以遊山玩水、會朋友、飲酒閑談、舞文弄墨。在這樣的生活中，他們獲得自由生命的閑適和愉悅、緊張精神的緩解、苦悶心靈的慰藉、發揮文化藝術才能而實現的價值補嘗。這固然是人類所共同需要的，但對謫居的文人的確是尤其重要。
中國古典哲學十分推重天人合一的生命精神。這是一種超越個體生存的一切煩惱而實現精神自由和人格獨立的審美精神。天其實就是自然，自然與人事相對。人生的一切苦樂悲歡、榮辱憂懼皆緣於人事，即老、莊所說的“為”。人衹有放棄人事而至於“無為”，纔不會有煩心之事。而衹有全身心地融入自然之中，纔有可能做到“無為”，從而達到物我兩忘、獨立自足、自由自在的審美生存境界。因此，自古以來，自然山水就是文人們心靈的港灣。在這裏，疲倦者可以休憩，失意者可以得到充實，憂傷者可以得到撫慰，避難者可以求安寧，思想者可以悟道，藝術傢可以獲得靈感……而這一切，都是遷客謫人最需要的。他們帶着仕途的失意、緊張、疲倦、感傷和驚恐而暫時離開政權中心，亟需從接近自然、自由的生活中得到他們所需要的種種安慰和補償。
比如稼軒居士，這位文武全纔、剛腸似火的英雄豪傑被罷官投閑，因而心中塞滿了悲憤不平之氣。但當他來到帶湖新居，面對千丈翠奩、鷗鳴鷺叫、鶴翔魚躍的自然美景時，就把一切煩惱都暫時忘卻了[18]。面對大自然他有許多心得：
他感到安寧、自由，他獲得愉悅和陶醉：
來往莫相猜。P115
得似浮雲也自由。P339
一鬆一竹真朋友，山鳥山花好弟兄。P172
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P515
有時他甚至覺得大自然就是自己胸懷的寫照：
我覺其間，雄深雅健、如對文章太史公。P376
他甚至在這裏能夠體會到人格之獨立：
孤竹君窮猶抱節。P412
一丘壑，老子風流占卻。P356
寧作我，豈其卿。P172
面對自然之獨立和永恆，比照人生之浮沉與短暫，他領悟到許多人生至理，並用以調節自己的處世之道：
味無味處求吾樂，材不材間過此生。P172
自然是無言的，但對於那些多思善感的謫居士人卻從不吝嗇，總是慷慨地給他們以豐厚的精神饋贈，幫助他們進行精神自救。
此外，朋友、酒、詩也是謫居之士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內容。人在落難時比平時更需要關懷。他們需要和朋友談心、交流，讓別人瞭解自己的心事和才能，也要藉此來瞭解世事，瞭解自己在別人心目中的價值，以及自己的處境和機會等等。比如稼軒居士，他既要與客“慨然談功名”，追念“壯歲旌旗擁萬夫”的“少年時事”（P483），以及“汗血????車無人顧”（P238）的英雄失意之悲，又要和朋友談天說地，談詩論文，談歷史和人生、自然和社會，談人生的富貴貧賤、榮辱窮達、出處行藏、苦樂悲歡，談一切一切。從稼軒居士閑居時期的作品即可看出他的交往之多：有讀書的秀纔、致仕的老人、地方人物、江湖遊士、地方長官、朝廷欽差等等。居士的社會交往比隱士寬泛得多。蘇軾曾自言其不擇人而交：“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兒”[19]。在謫居歲月裏，他周圍的人都是他的朋友。
酒對一般人來說，可以滿足口腹之欲。但對謫人騷客來說，它更是精神的朋友，不僅可以銷愁解憂，而且能夠刺激創作靈感。古代文人講究詩酒風流，稼軒居士就自稱“酒聖詩豪”。酒充實了他的生活和詞章。他是文武兼備的英雄，但卻無法在仕途幹英雄事業，於是便常常在酒場上體會一些拼死拼活、豪飲狂歌的英雄主義快感。他喜歡豪飲、痛飲、狂飲，無論銷愁、行樂、會友、聊天、吟詩作詞、遊山玩水，都要以酒助興。在酒意中，他可以放浪形骸，縱情任性，尚氣尚勇，和朋友推心置腹、肝膽相照，盡享生命自由的快感，再加上酒助詩情，陶醉於文學活動中從而獲得美感和成就感。這就是他所說的“濁醪妙理”之一。今存稼軒詞六百餘首，至少有一半以上與酒有關。酒激發了他的創作激情和靈感，從而成就了他生命的文學和文化價值。
酒的確是人類不可或缺的夥伴。因此像蘇軾那樣“酒不如人”者，也對杯中之物情有獨鐘。他很喜歡在“微醺”的狀態下閑談、創作、欣賞、甚至鼾然入夢。他雖然酒量很小，但卻最懂得“飲中真味”[20]。酒在他的謫居生活裏是那麽重要：“醉眠芳草”[21]的閑適，“夜飲東坡”[22]的曠放，“舉酒屬客”，“扣舷而歌”[23]的超脫，“一樽還酹江月”[24]的歷史沉思……很難想象居士生活如果沒有這種種醉意，他們將怎樣去撫慰和充實自己失意的心靈。
放情於山水林泉之間，以詩、酒交友並自慰，這是自魏晉竹林名士以來文人墨客謫居隱處之際的主要生存方式，並形成了一種林下風流的文化傳統。宋代文人謫居之際，對這種名士風流最是情有獨鐘。籍此以銷愁解悶、自由自適，又可以相互體認各自的文化價值。
文化價值理應是文人生命中第一的、根本的追求。在謫居歲月裏，著書立說和文學藝術創作真正成了文人們最重要的事業、最實際的生命寄托、最主要的價值體現。文人們的謫居歲月往往是其生命歷程中學術和藝術創造最旺盛的時期。相對於難以把握的功名富貴和變化無常的世事，學術和藝術創造的成果的確更具有長久的生命力。他們在感慨“人生如夢”的同時，總可以為自己的文化擁有而“覺此生不虛過”[25]。
儒傢文化用立德、立功、立言來概括人生的價值追求。謫居的文人被朝廷剝奪了立功的機會，立言和立德便成為他們生命中最重要的價值補償。他們也往往因此而在文化史上獲得了永恆的意義。
3、援道、釋入儒進行精神自救
不論因為什麽原因而被貶謫，苦悶都在所難免。而人又不能總是生活在壓抑中，因而超越苦悶，尋求精神自救就成了貶謫居士精神生活中最迫切的需求。這是人類精神生活中最深層次的需求，是山水、詩、酒、朋友都無法完全予以滿足的。徹底的精神自救衹有靠哲學來實現。而中國哲學中最為發達的部分恰恰是自救哲學，或者叫做內在超越哲學。這種哲學本來就是思想者們在理想與現實的衝突中，為了安頓玄思的心靈而建立、實踐和不斷完善起來的。它始出於儒、道兩傢，後來又融合了釋傢。
人類的智慧（或稱知識、文化）階層是人類生存理想的創造者，是精神傢園的呵護者，因而必然是理想與現實的差距中最苦悶而且最需要精神救助者。誰來救助呢？還是人類自己的智慧。富有智慧的中國哲人沒有先繞個彎子創造出個上帝，再把苦悶的心靈交給上帝去拯救，而是直截了當地運用生命哲學進行自我救治。具體地說，就是用理念解釋的方式來清除精神苦悶，實現心境的愉悅平和。解釋不是在一切之間尋求合理性，而是尋求一切的本然性。知其本然乃可明“道”，明道方能超越。要超越的不僅是現實，也不僅是現實與理想的差距，甚至不是理想本身，而是這一切，是這一切的意義和價值。人站在這意義和價值之上，獲得本體自足自適、本真無偽的內在和諧。
儒傢入世，最須面對苦悶和解除苦悶。孔子便首先確立了“學者為己”[26]這個智慧人生的邏輯起點。“己”指每一個生命本體。“為己”而學是通過智慧行為實現本體的自覺、自足、自立。再通過“知天命”[27]來理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28]的規律，確定與規律同一即“天人合一”的思維原則，從而超越生死和富貴這兩個引發人類精神苦悶的根本問題。他標舉出顔淵之“樂”[29]做為超越的楷模，以供“學者”效法。
理解規律是實現心靈超越的根本途徑。孟子發揮這一思想，進一步提出“盡心”──“知性”──“知天”的理解模式和“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30]的本體修養目標。這種註重個體內心道德提升以實現超越的哲學，在《禮記》中進一步被闡發為“誠身”、“明善”之學，又在宋儒手裏係統化為聖賢之學。
道傢遁世，以“無”為精神自由的起點。老子所謂“無”就是“道”，“道法自然”[31]。道傢哲人認為儒傢所要超越的東西都是人們自己“為”出來的，是不自然的，本來無須有，也就無所謂超越。心出於“無”則可得自由，法於“道”即歸於自然。“道常無為而無不為”[32]，人生自然無為，精神就能永遠超然自適。
莊子哲學以適性逍遙為旨歸，逍遙即本於“無”[33]。他的哲學皆本於自然而總歸於自由，正是係統化的超越哲學。“齊物”以“喪我”[34]，喪我方能“坐忘”，坐忘才能“離形去知”[35]、“棄聖絶知”[36]，進入“心齋”，入心齋纔是“唯道集虛”[37]的超然之境。
釋傢悲生而求出世，以出世為解脫。其以人生四諦“苦、集、滅、道”為兩重因果：“集”“二十五有”之欲求而導致現世生存無邊之“苦”；要超越“苦”，必須持“修戒定慧”的涅槃之“道”，方可“滅”一切“集”，從而解脫一切“苦”[38]。這在中國禪學裏被簡化為“悟”，其實就是由無求而悟道。“釋迦拈花”以觀察誰能知此一悟；“迦葉微笑”實乃會心悟道從而“見性成佛”。“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傳人”[39]，故於一切“持着”之人衹能當頭棒喝，使其心無求於外。倘其幸有一念之慧，瞬間即得永恆之悟，自然也就能超越一切因欲求而生的“苦”。
宋代文人是中國歷史上文化修養最深厚的一代文化人。他們對前代文化遺産具有非常優良的接受和選擇能力。當仕途坎坷失意之時，儒、道、釋融通而成的內在超越哲學就成了他們精神自救的良藥。他們對於儒傢的道德提升和文化自足、道傢的相對思維和精神淨化、禪宗的輕外物、重自我、泯滅欲求和瞬間頓悟，采取兼容並用的開放態度，從而形成了以隨緣自足為核心的適應哲學。
最能代表貶謫居士自救精神的當然是蘇軾。說到蘇軾，人們總會首先想到他的曠達。曠達這個概念是相對於苦悶（或曰煩惱）而成立的。沒有苦悶也就無所謂曠達。蘇軾的確可以說是古今第一曠達。然而我總覺得支撐他曠達個性的哲學基礎就是隨緣。把一切都想透的人才能曠達，想透的就是“緣”。“緣”在儒傢就是“天”，在道傢是“道”，在佛教是“因”。總之是自然和人類存在和運作的規律。隨緣就是順應規律，也就是順其自然。蘇軾隨便說句話就是哲學：“萬事如花不可期”[40]，這花就是自然。自然可遇而不可求。自然之心屬道傢，可遇之心屬儒傢，不求之心為釋傢。蘇軾的人生哲學始終是融通各傢之理的哲學。“雪泥鴻爪”[41]的象喻是他尚未貶謫時（26歲）創造的，其根本意思就是隨緣，自足自適。“遊於物之外”，“無所往而不樂”[42]的快樂原則是他不惑之年的自述，其時他還未遭貶謫。這說明他隨緣自適的生存哲學早已形成，衹不過在“任職時期，以儒傢思想為主；貶居時期，以佛老思想為主”[43]。元豐二年（1079）他剛剛出獄，就有“此災何必深追咎，竊祿從來豈有因”[44]的達觀之語。《初到黃州》詩：“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45]。人與自然和諧之氣撲面而來，純然一派“已外浮名更外身”[46]的超然氣象。當然，他並未“心如死灰”。“人間如夢”[47]、“何時忘卻營營”[48]的睏惑是伴隨了他一生的。“衹有名花苦幽獨”[49]，謫居的苦悶如影隨形，實實在在，曠達如蘇子，也須用心對付方能超越之。《赤壁賦》就凝聚了他及其所代表的宋代謫居文人超越苦悶的心智結晶：一是回歸自然以求自由：
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禦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
二是因“水與月”之理以明永恆與短暫之道。三是因清風明月之“無盡藏”以知心物之“緣”。四是“飲酒樂甚，扣弦而歌”，“不知東方之既白”之樂以忘憂。
超越苦悶是宋代謫居文人生命的主題歌，是中國文人生命的交響樂，是一個說不盡、說不完的永恆話題。
（刊於《求索》199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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