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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思考 》 宋代文化与文学研究 》
宋代文人的谪居心态
张海鸥 Zhang Haiou
宋代文人居士中，因贬谪闲居而称居士者最多。这类居士的心态也最为复杂，以下从避祸与待出、山水适性与诗酒风流、援道释入儒进行精神自救等方面试作探讨。
1、避祸与待出
避祸保身是被贬者的求生心态。宋代朝廷党争激烈。北宋自庆历新政起，围绕着革新与守旧问题，党争不断。南宋朝廷则始终存在主战与主和的斗争。赵官家为了确保政权集中于皇帝之手，采取了执政分权、职务流动、台谏言事、厉行贬谪等措施，使为官者总处在如履薄冰、浮沉不定的状态中，升、降、出、入非常频繁。官员稳步升迁、长居要职者较少。官员们因种种原因被贬谪，谪居之际，难免心有余悸，一面庆幸罪未及死，一面担心会有更大的祸患。其于此际自号居士，往往有远离是非、祈求安全之意。
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和因元祐党祸远谪岭海，其政敌实有置其于死地的意图。谪居生活在物质上极其贫乏：
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1]。
（儋州）新居在军城南，极度湫隘，粗有竹树，烟雨蒙晦，真蜒坞獠洞也。
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2]。
精神上的孤独、苦闷更令他难堪：
我谪黄冈四五年，孤舟出没烟波里。故人不复通问讯，疾病饥寒疑死矣[3]。
在这种情况下，生存成了人生的最主要问题。苏轼对仕途几乎不敢存任何乐观和幻想，他只是力求以自己的旷达和睿智去消解精神压力、调解生活、自我保护，坚强而且乐观地生活下去，而且还须时时小心谨慎地提防政敌再寻事端。他曾描述过贬谪期间如惊弓之鸟般的心境：
黄当江路，过往不绝，语言之间，人情难测，不若称病不见为良计。[4]
得罪以来，不复作文字，自持颇严。若复一作，则决坏藩墙，今后仍复衮衮多言矣。[5]
62岁到儋州，他自料已难生还，在《到昌化军谢表》中说：
并鬼门而东骛，浮瘴海以南迁，生无还期，死有余责……而臣孤老无托，瘴疬交攻。子孙痛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上，宁许生还。[6]
而当他凭着超人的智慧和旷达在海南度过三年艰苦岁月，九死一生地获得北归的机会时，他自己都觉得实在是万幸：
鹤骨霜鬓心已灰，青松合抱手亲栽。问君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7]
当这位文化老人对历史发出如此深沉的叩问时，他虽然不知道后来者还有谁，但他必定已经预见到了“九死南荒的生命悲剧还会不断重演。果然，他离开此地还不到半个世纪，李纲、赵鼎、李光、胡铨等忠义之士便相继被流放到了这个天涯荒岛。
同被列为元祐党人的张舜民，因性情刚直敢言而数遭贬谪。据《宋史》卷347本传载，他于元丰中，随高遵裕征西夏无功而返。在灵武作诗有“白骨似沙沙似雪”句，又有言及官军斫受降城柳为薪之句，遂被论罪，谪邕州监盐米仓、又追赴鄜延诏狱，改监郴州酒税。元祐初曾任监察御史，后贬官辗转外任，官至知州。元符中曾被列为元祐党人而罢职。徽宗朝任右谏议大夫，任职方七日，言事已达60章。出知定州、同州，又谪商州，后复官。
他之自号浮休居士，必然是出于命运坎坷的不安全感，所以借佛教故事以自慰和祈福。《杂阿含经》十六：
大海中有一盲龟，寿无量劫，百年一遇出头。复有浮木，正有一孔，漂流海浪，随风东西。盲龟百年一出，得遇此孔。[8]
这个故事比喻幸运对于生命很难得。张舜民自知性刚易折，因而可能是借此故事以祈求平安幸运。他又自号碇斋，碇即停船时用来沉入水中之石，类锚之用。浮休而不稳，以碇救之。应是在贬谪漂泊之际，求稳如碇，求福如盲龟得遇浮木之意。
南宋文人的谪居处境比北宋谪人凶险。名将韩世忠因岳飞被害而惊心，秦桧当权，他被夺兵权，又上表自请罢枢密使，自此杜门谢客，“绝口不言兵，自号清凉居士，时乘小骡放浪西湖泉石间”，以书法、诗、词、饮酒自娱[9]。
南宋官员被贬谪多与主战与主和之争有关。比如赵鼎是被秦桧忌恨的主战派人物。“太师秦桧尝于一德格天阁下书赵鼎、李光、胡铨三人姓名”[10]，必欲除之。赵鼎被贬之背景既如此凶险，因而贬谪后自号得全居士，庆幸大祸不死，并希望远祸以得保全性命。其贬谪期间所作，频频表露此意。《辨诬笔录·序》云：
度其势力将置之必死。则今日流离之极而尚延残喘者，皆君父委曲庇护之赐也，有此侥幸，尚复何言。[11]
《谢知绍兴到任》云：
臣进退可见保全，臣敢不仰戴深仁。
又《泉州谢落节表》、《谢到潮州安置表》亦有感谢皇帝“不杀之仁”，得“全体貌”之语。然而《谢到吉阳军安置表》，则于心知必死、恭谢亦无济于事之际，语亦无避：
一谪五年，咎将谁执？再投万里……罪大莫名。
激愤之情溢于笔端。
虽说宋王室轻易不杀士大夫及读书人，但官场上的忠奸正邪、是非曲直之争从来就不可避免，而且往往导致你死我活的政治倾轧。为官者被贬谪，未必都有性命之忧，但生活的安全感的确是很难保证的。罹难而居，居危而思安，这是人类的生存本能。
避祸保身毕竟只是权宜之计。多数文人在谪居岁月里都期待着复出的机会。说到底，贬谪只是王朝控制官吏、维护中央集权、制衡朝政、激发行政活力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宋代君主吸取了历代王朝的统治经验，已经能够非常熟练地运用这一手段了。宋朝士大夫在仕途上的进出升降特别频繁。越接近政治中枢，官位越高，风险就越大。终宋一朝，执掌过相权的高官很少有没经历过出入升降之变动者。以晏殊之谨慎、韩琦、文彦博之持重、蔡京之奸险、韩侂胄之专横，皆难稳居官位、一帆风顺。更无论范仲淹、欧阳修、苏轼、胡铨那样以忠直诤亮之节操自励之士。这样的流动性用人政策，使在位者如履薄冰，朝不保夕；也使谪人迁客有望东山再起，甚至可能有较大的升迁。因而被贬谪的官员一般都抱有复出的期望。下面仅就本文所列被贬谪而称居士者来看一看他们等待复出的心态。
苏轼之旷达超逸是人所难及的。他对于出处进退、荣辱穷达的确有一番随缘自适、随寓而安的超脱态度。但随缘就是既不追求也不拒绝，其中当然含有可仕之意。他在《秦少游真赞》中那番“将仕将隐，不求不藏”的话，在《灵壁张氏园亭记》中那番“不必仕不必不仕”[12]的话，都可说明他在谪居岁月里，也仍然隐然心存一份东山之望。在黄州他曾有“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13]的乐观和自信，并且时不时地对朝政和民生予以关心，还写信向执政的章惇、文彦博提建议[14]。甚至想请缨从戎去抗击辽和西夏：“臂弓腰箭何时去，直上阴山取可汗”[15]。就在他晚年远谪岭南、对仕途心灰意冷之际，他也还说过“许国心犹在，康时术已虚”[16]这样感慨万千的话。总之，东坡居士虽然精通佛、老哲学，但他毕竟首先是位儒士，不论王朝如何伤他的经世之心，他也无法彻底泯灭那份感人至深的淑世情怀。
稼轩居士是以英雄人格自期自命的豪士，是一位百折不挠、不倦地追求政治理想的强者。他在谪居期间一直含有待时而沽的东山之志。王水照《苏、辛退居时期的心态平议》[17]一文曾有论述，此不复赘。
考两宋贬谪居士，大部分都有复出为官的经历。这也可证贬谪居士的待仕之心。
2、山水适性与诗酒风流
谪居生活一方面物质贫乏、政治情怀压抑；另一方面也比较悠闲，可以游山玩水、会朋友、饮酒闲谈、舞文弄墨。在这样的生活中，他们获得自由生命的闲适和愉悦、紧张精神的缓解、苦闷心灵的慰藉、发挥文化艺术才能而实现的价值补尝。这固然是人类所共同需要的，但对谪居的文人的确是尤其重要。
中国古典哲学十分推重天人合一的生命精神。这是一种超越个体生存的一切烦恼而实现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的审美精神。天其实就是自然，自然与人事相对。人生的一切苦乐悲欢、荣辱忧惧皆缘于人事，即老、庄所说的“为”。人只有放弃人事而至于“无为”，才不会有烦心之事。而只有全身心地融入自然之中，才有可能做到“无为”，从而达到物我两忘、独立自足、自由自在的审美生存境界。因此，自古以来，自然山水就是文人们心灵的港湾。在这里，疲倦者可以休憩，失意者可以得到充实，忧伤者可以得到抚慰，避难者可以求安宁，思想者可以悟道，艺术家可以获得灵感……而这一切，都是迁客谪人最需要的。他们带着仕途的失意、紧张、疲倦、感伤和惊恐而暂时离开政权中心，亟需从接近自然、自由的生活中得到他们所需要的种种安慰和补偿。
比如稼轩居士，这位文武全才、刚肠似火的英雄豪杰被罢官投闲，因而心中塞满了悲愤不平之气。但当他来到带湖新居，面对千丈翠奁、鸥鸣鹭叫、鹤翔鱼跃的自然美景时，就把一切烦恼都暂时忘却了[18]。面对大自然他有许多心得：
他感到安宁、自由，他获得愉悦和陶醉：
来往莫相猜。P115
得似浮云也自由。P339
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P172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P515
有时他甚至觉得大自然就是自己胸怀的写照：
我觉其间，雄深雅健、如对文章太史公。P376
他甚至在这里能够体会到人格之独立：
孤竹君穷犹抱节。P412
一丘壑，老子风流占却。P356
宁作我，岂其卿。P172
面对自然之独立和永恒，比照人生之浮沉与短暂，他领悟到许多人生至理，并用以调节自己的处世之道：
味无味处求吾乐，材不材间过此生。P172
自然是无言的，但对于那些多思善感的谪居士人却从不吝啬，总是慷慨地给他们以丰厚的精神馈赠，帮助他们进行精神自救。
此外，朋友、酒、诗也是谪居之士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人在落难时比平时更需要关怀。他们需要和朋友谈心、交流，让别人了解自己的心事和才能，也要借此来了解世事，了解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价值，以及自己的处境和机会等等。比如稼轩居士，他既要与客“慨然谈功名”，追念“壮岁旌旗拥万夫”的“少年时事”（P483），以及“汗血盐车无人顾”（P238）的英雄失意之悲，又要和朋友谈天说地，谈诗论文，谈历史和人生、自然和社会，谈人生的富贵贫贱、荣辱穷达、出处行藏、苦乐悲欢，谈一切一切。从稼轩居士闲居时期的作品即可看出他的交往之多：有读书的秀才、致仕的老人、地方人物、江湖游士、地方长官、朝廷钦差等等。居士的社会交往比隐士宽泛得多。苏轼曾自言其不择人而交：“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19]。在谪居岁月里，他周围的人都是他的朋友。
酒对一般人来说，可以满足口腹之欲。但对谪人骚客来说，它更是精神的朋友，不仅可以销愁解忧，而且能够刺激创作灵感。古代文人讲究诗酒风流，稼轩居士就自称“酒圣诗豪”。酒充实了他的生活和词章。他是文武兼备的英雄，但却无法在仕途干英雄事业，于是便常常在酒场上体会一些拼死拼活、豪饮狂歌的英雄主义快感。他喜欢豪饮、痛饮、狂饮，无论销愁、行乐、会友、聊天、吟诗作词、游山玩水，都要以酒助兴。在酒意中，他可以放浪形骸，纵情任性，尚气尚勇，和朋友推心置腹、肝胆相照，尽享生命自由的快感，再加上酒助诗情，陶醉于文学活动中从而获得美感和成就感。这就是他所说的“浊醪妙理”之一。今存稼轩词六百余首，至少有一半以上与酒有关。酒激发了他的创作激情和灵感，从而成就了他生命的文学和文化价值。
酒的确是人类不可或缺的伙伴。因此像苏轼那样“酒不如人”者，也对杯中之物情有独钟。他很喜欢在“微醺”的状态下闲谈、创作、欣赏、甚至鼾然入梦。他虽然酒量很小，但却最懂得“饮中真味”[20]。酒在他的谪居生活里是那么重要：“醉眠芳草”[21]的闲适，“夜饮东坡”[22]的旷放，“举酒属客”，“扣舷而歌”[23]的超脱，“一樽还酹江月”[24]的历史沉思……很难想象居士生活如果没有这种种醉意，他们将怎样去抚慰和充实自己失意的心灵。
放情于山水林泉之间，以诗、酒交友并自慰，这是自魏晋竹林名士以来文人墨客谪居隐处之际的主要生存方式，并形成了一种林下风流的文化传统。宋代文人谪居之际，对这种名士风流最是情有独钟。籍此以销愁解闷、自由自适，又可以相互体认各自的文化价值。
文化价值理应是文人生命中第一的、根本的追求。在谪居岁月里，著书立说和文学艺术创作真正成了文人们最重要的事业、最实际的生命寄托、最主要的价值体现。文人们的谪居岁月往往是其生命历程中学术和艺术创造最旺盛的时期。相对于难以把握的功名富贵和变化无常的世事，学术和艺术创造的成果的确更具有长久的生命力。他们在感慨“人生如梦”的同时，总可以为自己的文化拥有而“觉此生不虚过”[25]。
儒家文化用立德、立功、立言来概括人生的价值追求。谪居的文人被朝廷剥夺了立功的机会，立言和立德便成为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价值补偿。他们也往往因此而在文化史上获得了永恒的意义。
3、援道、释入儒进行精神自救
不论因为什么原因而被贬谪，苦闷都在所难免。而人又不能总是生活在压抑中，因而超越苦闷，寻求精神自救就成了贬谪居士精神生活中最迫切的需求。这是人类精神生活中最深层次的需求，是山水、诗、酒、朋友都无法完全予以满足的。彻底的精神自救只有靠哲学来实现。而中国哲学中最为发达的部分恰恰是自救哲学，或者叫做内在超越哲学。这种哲学本来就是思想者们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为了安顿玄思的心灵而建立、实践和不断完善起来的。它始出于儒、道两家，后来又融合了释家。
人类的智慧（或称知识、文化）阶层是人类生存理想的创造者，是精神家园的呵护者，因而必然是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中最苦闷而且最需要精神救助者。谁来救助呢？还是人类自己的智慧。富有智慧的中国哲人没有先绕个弯子创造出个上帝，再把苦闷的心灵交给上帝去拯救，而是直截了当地运用生命哲学进行自我救治。具体地说，就是用理念解释的方式来清除精神苦闷，实现心境的愉悦平和。解释不是在一切之间寻求合理性，而是寻求一切的本然性。知其本然乃可明“道”，明道方能超越。要超越的不仅是现实，也不仅是现实与理想的差距，甚至不是理想本身，而是这一切，是这一切的意义和价值。人站在这意义和价值之上，获得本体自足自适、本真无伪的内在和谐。
儒家入世，最须面对苦闷和解除苦闷。孔子便首先确立了“学者为己”[26]这个智慧人生的逻辑起点。“己”指每一个生命本体。“为己”而学是通过智慧行为实现本体的自觉、自足、自立。再通过“知天命”[27]来理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28]的规律，确定与规律同一即“天人合一”的思维原则，从而超越生死和富贵这两个引发人类精神苦闷的根本问题。他标举出颜渊之“乐”[29]做为超越的楷模，以供“学者”效法。
理解规律是实现心灵超越的根本途径。孟子发挥这一思想，进一步提出“尽心”──“知性”──“知天”的理解模式和“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30]的本体修养目标。这种注重个体内心道德提升以实现超越的哲学，在《礼记》中进一步被阐发为“诚身”、“明善”之学，又在宋儒手里系统化为圣贤之学。
道家遁世，以“无”为精神自由的起点。老子所谓“无”就是“道”，“道法自然”[31]。道家哲人认为儒家所要超越的东西都是人们自己“为”出来的，是不自然的，本来无须有，也就无所谓超越。心出于“无”则可得自由，法于“道”即归于自然。“道常无为而无不为”[32]，人生自然无为，精神就能永远超然自适。
庄子哲学以适性逍遥为旨归，逍遥即本于“无”[33]。他的哲学皆本于自然而总归于自由，正是系统化的超越哲学。“齐物”以“丧我”[34]，丧我方能“坐忘”，坐忘才能“离形去知”[35]、“弃圣绝知”[36]，进入“心斋”，入心斋才是“唯道集虚”[37]的超然之境。
释家悲生而求出世，以出世为解脱。其以人生四谛“苦、集、灭、道”为两重因果：“集”“二十五有”之欲求而导致现世生存无边之“苦”；要超越“苦”，必须持“修戒定慧”的涅槃之“道”，方可“灭”一切“集”，从而解脱一切“苦”[38]。这在中国禅学里被简化为“悟”，其实就是由无求而悟道。“释迦拈花”以观察谁能知此一悟；“迦叶微笑”实乃会心悟道从而“见性成佛”。“我宗无语句，实无一法传人”[39]，故于一切“持着”之人只能当头棒喝，使其心无求于外。倘其幸有一念之慧，瞬间即得永恒之悟，自然也就能超越一切因欲求而生的“苦”。
宋代文人是中国历史上文化修养最深厚的一代文化人。他们对前代文化遗产具有非常优良的接受和选择能力。当仕途坎坷失意之时，儒、道、释融通而成的内在超越哲学就成了他们精神自救的良药。他们对于儒家的道德提升和文化自足、道家的相对思维和精神净化、禅宗的轻外物、重自我、泯灭欲求和瞬间顿悟，采取兼容并用的开放态度，从而形成了以随缘自足为核心的适应哲学。
最能代表贬谪居士自救精神的当然是苏轼。说到苏轼，人们总会首先想到他的旷达。旷达这个概念是相对于苦闷（或曰烦恼）而成立的。没有苦闷也就无所谓旷达。苏轼的确可以说是古今第一旷达。然而我总觉得支撑他旷达个性的哲学基础就是随缘。把一切都想透的人才能旷达，想透的就是“缘”。“缘”在儒家就是“天”，在道家是“道”，在佛教是“因”。总之是自然和人类存在和运作的规律。随缘就是顺应规律，也就是顺其自然。苏轼随便说句话就是哲学：“万事如花不可期”[40]，这花就是自然。自然可遇而不可求。自然之心属道家，可遇之心属儒家，不求之心为释家。苏轼的人生哲学始终是融通各家之理的哲学。“雪泥鸿爪”[41]的象喻是他尚未贬谪时（26岁）创造的，其根本意思就是随缘，自足自适。“游于物之外”，“无所往而不乐”[42]的快乐原则是他不惑之年的自述，其时他还未遭贬谪。这说明他随缘自适的生存哲学早已形成，只不过在“任职时期，以儒家思想为主；贬居时期，以佛老思想为主”[43]。元丰二年（1079）他刚刚出狱，就有“此灾何必深追咎，窃禄从来岂有因”[44]的达观之语。《初到黄州》诗：“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45]。人与自然和谐之气扑面而来，纯然一派“已外浮名更外身”[46]的超然气象。当然，他并未“心如死灰”。“人间如梦”[47]、“何时忘却营营”[48]的困惑是伴随了他一生的。“只有名花苦幽独”[49]，谪居的苦闷如影随形，实实在在，旷达如苏子，也须用心对付方能超越之。《赤壁赋》就凝聚了他及其所代表的宋代谪居文人超越苦闷的心智结晶：一是回归自然以求自由：
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二是因“水与月”之理以明永恒与短暂之道。三是因清风明月之“无尽藏”以知心物之“缘”。四是“饮酒乐甚，扣弦而歌”，“不知东方之既白”之乐以忘忧。
超越苦闷是宋代谪居文人生命的主题歌，是中国文人生命的交响乐，是一个说不尽、说不完的永恒话题。
（刊于《求索》199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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