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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传记 》 梁啓超傳記 》
引領思想啓蒙運動
落榜生5 La Bangsheng
歲月如水，生命如歌。梁啓超客居異國，出訪、辦報、籌款等等讓他為腐朽的清王朝拼命奔波，勤王運動的失敗宣告了他幾年來的努力付之東流，一去不復返。1902年，梁啓超正滿三十歲。都說“三十而立”，可是他卻壯志未酬，甚至流落異鄉，歲月無情，苦苦折磨着這位“當時最為耀眼”的明星。“風雲入世多，日月擲人急，如何一少年，忽忽已三十。” 梁啓超用這首詩來宣告自己的重新煥發，1902年便成為他一生中最有紀念意義的一年，開始了他一生中的黃金時代。
1902年，是梁啓超思想最活躍、著述最多、最富創造力的一年，《新民說》、《論學術之勢力左右世界》、《新史學》等紛紛面世，將文化、學術界攪得天翻地覆。
《新民叢報》是梁啓超一生中創辦的最為出色的報紙，而能夠成為當時最有影響力的報刊，《新民說》可以說是居功至偉。1902年，《新民叢報》一創辦，梁啓超便開始以“中國之新民”的筆名在上面發表《新民說》，直到第七十二號，全文共有20節，目的是“使國民知受病所在，以自警厲，自策進”。
梁啓超在經歷一係列的打擊後，對中國上層社會徹底絶望了，開始把中國振興的希望寄托在廣大民衆身上。梁啓超在涉獵一係列的西方著作、考察西方社會後，清晰地看到了中國民衆的落後和麻木不仁，通過與西方“人格最完美之國民”的對比後，梁啓超提出了著名的“新民理論”，發動了中國的思想啓蒙運動，並由此奠定了他在中國現代政治思想史上的地位。
《新民說》中梁啓超認為“民弱者國弱，民強者國強”，而國民素質則决定一國政體的優劣，正是由於中國民衆的落後性，使得中國衹能由專製政府統治，陷入了暴政輪回的深淵。鑒於此，梁啓超把所有的精力全放在了培養中國新民的工作上來，他時刻堅信，“苟有新民，何患無新制度，無新政府，無新國傢。”
何謂新民呢？梁啓超認為首先要是國民，具有國傢思想觀念，以維護國傢利益為第一義。中國人民之所以不知國傢大事，主要是缺乏社會公德，因此梁啓超認為樹立新公德、新道德纔是培養新民的首要大事，但是僅僅衹有國傢觀念還是不行的，新民還需要具有高度的政治覺悟，充分自治能力，優秀道德品質和處理各種事務的能力，這些都是作為新民必備的基本素質，可是對於中國人的現況來說，這無疑是水中撈月，癡人作夢罷了。因此梁啓超認真研究了英美等國新民的發展歷程，提出為提高國民素質的兩條途徑：一是“淬厲其所本有而新之”，一是“采補其所本無而新之”。也就是吸收西方先進文化精華的同時，繼續發揚民族的優良品質。梁啓超對中國的落後國民性、奴隸性進行強烈抨擊，宣揚“新民思想”，完成以新民來推翻專製政府的大業，改造中國，建設一個民主富強的新中國。
梁啓超的“新民理論”促進了一個民族的覺醒，一批批知識分子走嚮了民族振興的道路，影響着一批如毛澤東、魯迅、張君勵等偉大人物，著名作傢鬍繩這樣評價道：
梁啓超在戊戌政變後到1903年是作了富有成效的思想啓蒙工作，幫助許多原來衹知道四書、五經、孔、孟、老、莊的人們（特別是青年）打開了眼界，並且從封建文化和資産階級文化的對比中，更感到自己民族的落後，更強烈的燃燒起救國和革命的熱情。
《新民說》為廣大民衆找到了為之奮鬥的目標，而且生動的描繪了新中國的藍圖，梁啓超甚至提出了做新民的要求，可是如何實現卻仍面臨嚴峻的考驗，成為一個亟待解决的問題。梁啓超查閱了許多書籍，認真研究並吸收了西方著名學者著作的精華，提出了一個“學術救國”的思想理論，將學術上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武力纔是决定一切的根本，沒有武力，再大的抱負也衹能是空想，天方夜譚，戊戌變法就是做好的例子。在反對者的壓力下，你衹能偷偷逃脫，乃至於屈服。這時候俄梁啓超似乎找到了另外一條道路，不由得耳目一新，引起了廣大知識分子的關註，即而投入到學術救國的浪潮中來。
梁啓超認為“一國之進步，必以學術思想為之母，而風俗政治者皆其子孫也。”可見學術思想在梁啓超心中的地位之高。1902年，梁啓超寫下了《論學術之勢力左右世界》一文，突出了學術改變世界的偉大力量，引起了轟動。哥白尼的地圓之說開闢了美國、培根、笛卡兒的哲學掃除了歐洲數千年學界的奴性等等讓梁啓超分外激動，也給他帶來了奮鬥的動力，從此，梁啓超邁出了學術救國的第一步。
1902年，梁啓超發表《新史學》一文，發起了“史界革命”，成為中國“新史學”的創始人。《新史學》則成為了“史界革命”的宣言書，宣告了具有三千年歷史的傳統史學的終結，啓發了史學家們進行史界革命的思路。
《新史學》發表於1902年2月至7月間，距1898年9月戊戌變法失敗僅僅衹有三年多的時間。戊戌變法的失敗使梁啓超認識到僅僅從上層改革政治制度在中國是行不通的，實行民主政治必須喚起民衆。由此他更加重視對大衆的政治宣傳和啓蒙教育，並試圖創建新史學來實現這一目的。《新史學》既是他新思想的理論闡述，也是他的救國實踐。
當時中國的史學主要是記載封建君主經歷、歷代政治事件和評價君主得失的資料，目的是為後代君主提供政治資鑒。儘管留下了寶貴的史料，但是他側重於封建統治者所處的上層社會，是他們進行統治的工具。因此梁啓超的《新史學》側重於批判舊史學和舊政治，具有濃厚的政治色彩。《新史學》充滿了激烈的批判言辭，在將矛頭對準舊史學的同時批判了腐朽、落後的專製制度，一部《新史學》充滿了這類激烈的政論言辭，純粹是一部嚮舊制度宣戰的檄文。梁啓超在其中提出史學應為國民而作，用來記錄國民事跡，宣揚國民精神。
由於梁啓超的思想趨於革命共和，對史學以政治眼光看待，故《新史學》中多進行政治批判而缺乏學術分析，幾乎全盤否定就是，並沒有什麽實質性的學術建設，然而正是由於所處時代的特殊性，其強烈的政治性恰恰符合了社會的需要，從而喚起了民衆的思想覺悟，具有着相當強大的生命力。
梁啓超發起了史界革命，並在隨後的幾十年裏對史學傾註了更多的心血，在史學理論、方法論、編纂、史學史等方面都有開創性的貢獻，被史學界公認為“理論和實踐並重的史界巨靈”、“現代史林泰鬥”。
在史界革命進行的同時，梁啓超意識到語言文體的重要性，文言文過於阻礙新思想在民衆間的傳播，因此他開始主張改造語言文字的革命，以利於文化普及，這就是“文界革命”。
當時中國上層社會和文人中間，文言文流行，而在廣大社會上，白話文則占據着重要的地位。戊戌維新變法時，梁啓超已經意識到白話文的重要性，並提出“今宜用俚語，廣著群書”， 以用來開啓民衆思想智力。
梁啓超有意識的改造文言，采用俗語寫書，一掃古板、僵化的文言之風，使他的文章通俗、又有新意，雅俗共賞，老幼皆宜。梁啓超的文章一出，如一陣清風，清洗着呆板、沉悶的中國文壇，使之煥發出勃勃生機。梁啓超的文筆生動、活潑、新鮮，被當時人稱之為“新文體”，平易暢達，雜以俚語、韻語、外國語法，條理明晰，“縱筆所至不檢束”，筆鋒感情充溢。
“新文體”的出現使得文學進入了廣大農大民衆中間，也讓梁啓超在思想知識的宣傳上如魚得水，文章生輝不少。先進的西方新思想、新文華、新技藝，更好的融入了中國社會。《少年中國說》稱為“新文體”采用後的典範：
老年人如夕陽，少年人如朝陽；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戲文；老年人如鴉片煙，少年人如波蘭地酒；老年人如別行星之隕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島；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亞之鐵路；老年人如秋後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瀦之澤，少年如長江之初發源；此老年與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
今日之責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於歐洲則國勝於歐洲，少年雄於地球則國雄於地球。紅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瀉汪洋。……前途似海，來日方長。美哉我少年中國，與天不老，壯哉我少年中國，與國無疆！
“新文體”的創造，為梁啓超的開拓道路鋪上了墊腳石，從此以後梁啓超陸續發起了“小說界革命”和“詩歌革命”，掀起了文壇革命運動的高潮，新思想深入民心，普灑下了珍貴的種子，在以後的社會運動中開了花，結了果。
當時，小說為統治者和社會所輕視，一大批優秀小說如《紅樓夢》、《水滸》、《金瓶梅》等被禁止流傳，被視為“小說淫詞，荒唐俚鄙”，始終處於一種低下的位置。在中國，小說儘管被列為末流，可它的流傳甚廣，正如康有為所說的那樣：
僅識字之人，有不讀經，無有不讀小說者。故六經不能教，當以小說教之；正史不能入，當以小說如之；語錄不能諭，當以小說諭之；律例不能治，當以小說治之。
正是由於小說的廣泛性，引起了梁啓超的關註。他决定發起“小說界革命”，用來提高小說在文學及社會中的地位，使之成為文學之最上乘也，以推動社會的進步。
1898年，梁啓超提倡翻譯外國政治小說，以宣傳西方新政治思想。
1902年，梁啓超創辦《新民叢報》，專門開闢了“小說”專欄，連載優秀小說。
與此同時，中國第一份專門刊登小說的雜志《新小說》創辦，成為中國文學史上劃時代的界標。
後來在《新小說》的帶動下，《綉像小說》、《月月小說》等雜志不斷涌現，新小說的宣傳陣地正式開闢。
梁啓超不禁完善小說理論和開闢小說陣地，而且還翻譯、創作了大量的優秀小說，如《佳人奇遇記》、《意大利十五豪傑傳》、《新中國未來記》等等。1902年《新小說》第一號就刊登了梁啓超的政治小說《新中國未來記》，他將自己的前後兩種思想化在兩個在外留學的中國青年身上，兩種思想在小說中互相辯駁，互相碰撞。梁啓聰希望藉此來找到真正適合中國國情的救國道路，他甚至在書中介紹了未來中國的國號、總統，最為奇妙的是，總統竟然與後來的革命偉人姓名相符。
但是，最為重要的是，“小說界革命”徹底改變了小說在歷史上所處的尷尬地位，震撼了整個思想界，揭開了中國文化史上新的一頁，成為中國文學界的主流，為改造舊中國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在“小說界革命”如火如荼的同時，梁啓超還與友人黃遵憲、夏曾佑一道發起了“詩界革命”，推動了現代新詩的形成，中國文化學術界的革命全面爆發。
1896年，夏曾佑、譚嗣同便開始嘗試采用新名詞寫所謂的新體詩，雖然梁啓超認為這些都不是好詩佳句，但畢竟就邁出了第一步。
1899年，梁啓超在前往夏威夷的途中，詩興大發，澎湃的大海讓他思潮起伏，壯心不已，就在那時，他首次提出了“詩界革命”的主張。不過那個時候他衹提出了新詩要有新意境、新語句，註重“新意境”與“舊風格”的結合，沒能夠找到代替舊風格的新體裁。梁啓超希望能夠用“舊風格”來宣傳新思想，為他的政治理想服務，這就是“詩界革命”。
後來，在《飲冰室詩話》中，梁啓超進一步闡述了“詩界革命”的理論，並且評價了黃遵憲的許多作品，他以為“近代詩人能熔鑄新思想以入舊風格者，當推黃公度”，他說：“公度之詩，獨闢境界，卓然立於二十世紀詩界中，群推為大傢，公論不容誣也。”
梁啓超嚮來不善作詩，但為了“詩界革命”，他開始嘗試創作新詩，並為之付出極大心力，他形容自己做詩“往往為近體律絶一章，所費時日，與撰《新民叢報》數千言論說相等。” 其詩中飽含新思想和愛國熱情，雖然比黃遵憲的詩遜色不少，可仍然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小說界革命”和“詩界革命”大大提高了文學在社會中的地位，小說和詩歌也因此擁有了神奇的魔力，在社會上産生了深刻的影響力。梁啓超也因此確立了在現代學術上的地位，他在哲學、經濟學、法學、農學等方面也都有建樹，成為了中國近現代歷史上少有的一位“百科全書式”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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