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如水，生命如歌。梁启超客居异国，出访、办报、筹款等等让他为腐朽的清王朝拼命奔波，勤王运动的失败宣告了他几年来的努力付之东流，一去不复返。1902年，梁启超正满三十岁。都说“三十而立”，可是他却壮志未酬，甚至流落异乡，岁月无情，苦苦折磨着这位“当时最为耀眼”的明星。“风云入世多，日月掷人急，如何一少年，忽忽已三十。” 梁启超用这首诗来宣告自己的重新焕发，1902年便成为他一生中最有纪念意义的一年，开始了他一生中的黄金时代。
1902年，是梁启超思想最活跃、著述最多、最富创造力的一年，《新民说》、《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新史学》等纷纷面世，将文化、学术界搅得天翻地覆。
《新民丛报》是梁启超一生中创办的最为出色的报纸，而能够成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报刊，《新民说》可以说是居功至伟。1902年，《新民丛报》一创办，梁启超便开始以“中国之新民”的笔名在上面发表《新民说》，直到第七十二号，全文共有20节，目的是“使国民知受病所在，以自警厉，自策进”。
梁启超在经历一系列的打击后，对中国上层社会彻底绝望了，开始把中国振兴的希望寄托在广大民众身上。梁启超在涉猎一系列的西方著作、考察西方社会后，清晰地看到了中国民众的落后和麻木不仁，通过与西方“人格最完美之国民”的对比后，梁启超提出了著名的“新民理论”，发动了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并由此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上的地位。
《新民说》中梁启超认为“民弱者国弱，民强者国强”，而国民素质则决定一国政体的优劣，正是由于中国民众的落后性，使得中国只能由专制政府统治，陷入了暴政轮回的深渊。鉴于此，梁启超把所有的精力全放在了培养中国新民的工作上来，他时刻坚信，“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
何谓新民呢？梁启超认为首先要是国民，具有国家思想观念，以维护国家利益为第一义。中国人民之所以不知国家大事，主要是缺乏社会公德，因此梁启超认为树立新公德、新道德才是培养新民的首要大事，但是仅仅只有国家观念还是不行的，新民还需要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充分自治能力，优秀道德品质和处理各种事务的能力，这些都是作为新民必备的基本素质，可是对于中国人的现况来说，这无疑是水中捞月，痴人作梦罢了。因此梁启超认真研究了英美等国新民的发展历程，提出为提高国民素质的两条途径：一是“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一是“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也就是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精华的同时，继续发扬民族的优良品质。梁启超对中国的落后国民性、奴隶性进行强烈抨击，宣扬“新民思想”，完成以新民来推翻专制政府的大业，改造中国，建设一个民主富强的新中国。
梁启超的“新民理论”促进了一个民族的觉醒，一批批知识分子走向了民族振兴的道路，影响着一批如毛泽东、鲁迅、张君励等伟大人物，著名作家胡绳这样评价道：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后到1903年是作了富有成效的思想启蒙工作，帮助许多原来只知道四书、五经、孔、孟、老、庄的人们（特别是青年）打开了眼界，并且从封建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的对比中，更感到自己民族的落后，更强烈的燃烧起救国和革命的热情。
《新民说》为广大民众找到了为之奋斗的目标，而且生动的描绘了新中国的蓝图，梁启超甚至提出了做新民的要求，可是如何实现却仍面临严峻的考验，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梁启超查阅了许多书籍，认真研究并吸收了西方著名学者著作的精华，提出了一个“学术救国”的思想理论，将学术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武力才是决定一切的根本，没有武力，再大的抱负也只能是空想，天方夜谭，戊戌变法就是做好的例子。在反对者的压力下，你只能偷偷逃脱，乃至于屈服。这时候俄梁启超似乎找到了另外一条道路，不由得耳目一新，引起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关注，即而投入到学术救国的浪潮中来。
梁启超认为“一国之进步，必以学术思想为之母，而风俗政治者皆其子孙也。”可见学术思想在梁启超心中的地位之高。1902年，梁启超写下了《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一文，突出了学术改变世界的伟大力量，引起了轰动。哥白尼的地圆之说开辟了美国、培根、笛卡儿的哲学扫除了欧洲数千年学界的奴性等等让梁启超分外激动，也给他带来了奋斗的动力，从此，梁启超迈出了学术救国的第一步。
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一文，发起了“史界革命”，成为中国“新史学”的创始人。《新史学》则成为了“史界革命”的宣言书，宣告了具有三千年历史的传统史学的终结，启发了史学家们进行史界革命的思路。
《新史学》发表于1902年2月至7月间，距1898年9月戊戌变法失败仅仅只有三年多的时间。戊戌变法的失败使梁启超认识到仅仅从上层改革政治制度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实行民主政治必须唤起民众。由此他更加重视对大众的政治宣传和启蒙教育，并试图创建新史学来实现这一目的。《新史学》既是他新思想的理论阐述，也是他的救国实践。
当时中国的史学主要是记载封建君主经历、历代政治事件和评价君主得失的资料，目的是为后代君主提供政治资鉴。尽管留下了宝贵的史料，但是他侧重于封建统治者所处的上层社会，是他们进行统治的工具。因此梁启超的《新史学》侧重于批判旧史学和旧政治，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新史学》充满了激烈的批判言辞，在将矛头对准旧史学的同时批判了腐朽、落后的专制制度，一部《新史学》充满了这类激烈的政论言辞，纯粹是一部向旧制度宣战的檄文。梁启超在其中提出史学应为国民而作，用来记录国民事迹，宣扬国民精神。
由于梁启超的思想趋于革命共和，对史学以政治眼光看待，故《新史学》中多进行政治批判而缺乏学术分析，几乎全盘否定就是，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学术建设，然而正是由于所处时代的特殊性，其强烈的政治性恰恰符合了社会的需要，从而唤起了民众的思想觉悟，具有着相当强大的生命力。
梁启超发起了史界革命，并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对史学倾注了更多的心血，在史学理论、方法论、编纂、史学史等方面都有开创性的贡献，被史学界公认为“理论和实践并重的史界巨灵”、“现代史林泰斗”。
在史界革命进行的同时，梁启超意识到语言文体的重要性，文言文过于阻碍新思想在民众间的传播，因此他开始主张改造语言文字的革命，以利于文化普及，这就是“文界革命”。
当时中国上层社会和文人中间，文言文流行，而在广大社会上，白话文则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戊戌维新变法时，梁启超已经意识到白话文的重要性，并提出“今宜用俚语，广著群书”， 以用来开启民众思想智力。
梁启超有意识的改造文言，采用俗语写书，一扫古板、僵化的文言之风，使他的文章通俗、又有新意，雅俗共赏，老幼皆宜。梁启超的文章一出，如一阵清风，清洗着呆板、沉闷的中国文坛，使之焕发出勃勃生机。梁启超的文笔生动、活泼、新鲜，被当时人称之为“新文体”，平易畅达，杂以俚语、韵语、外国语法，条理明晰，“纵笔所至不检束”，笔锋感情充溢。
“新文体”的出现使得文学进入了广大农大民众中间，也让梁启超在思想知识的宣传上如鱼得水，文章生辉不少。先进的西方新思想、新文华、新技艺，更好的融入了中国社会。《少年中国说》称为“新文体”采用后的典范：
老年人如夕阳，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波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潴之泽，少年如长江之初发源；此老年与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
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少年中国，与国无疆！
“新文体”的创造，为梁启超的开拓道路铺上了垫脚石，从此以后梁启超陆续发起了“小说界革命”和“诗歌革命”，掀起了文坛革命运动的高潮，新思想深入民心，普洒下了珍贵的种子，在以后的社会运动中开了花，结了果。
当时，小说为统治者和社会所轻视，一大批优秀小说如《红楼梦》、《水浒》、《金瓶梅》等被禁止流传，被视为“小说淫词，荒唐俚鄙”，始终处于一种低下的位置。在中国，小说尽管被列为末流，可它的流传甚广，正如康有为所说的那样：
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如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
正是由于小说的广泛性，引起了梁启超的关注。他决定发起“小说界革命”，用来提高小说在文学及社会中的地位，使之成为文学之最上乘也，以推动社会的进步。
1898年，梁启超提倡翻译外国政治小说，以宣传西方新政治思想。
1902年，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专门开辟了“小说”专栏，连载优秀小说。
与此同时，中国第一份专门刊登小说的杂志《新小说》创办，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划时代的界标。
后来在《新小说》的带动下，《绣像小说》、《月月小说》等杂志不断涌现，新小说的宣传阵地正式开辟。
梁启超不禁完善小说理论和开辟小说阵地，而且还翻译、创作了大量的优秀小说，如《佳人奇遇记》、《意大利十五豪杰传》、《新中国未来记》等等。1902年《新小说》第一号就刊登了梁启超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他将自己的前后两种思想化在两个在外留学的中国青年身上，两种思想在小说中互相辩驳，互相碰撞。梁启聪希望借此来找到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救国道路，他甚至在书中介绍了未来中国的国号、总统，最为奇妙的是，总统竟然与后来的革命伟人姓名相符。
但是，最为重要的是，“小说界革命”彻底改变了小说在历史上所处的尴尬地位，震撼了整个思想界，揭开了中国文化史上新的一页，成为中国文学界的主流，为改造旧中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小说界革命”如火如荼的同时，梁启超还与友人黄遵宪、夏曾佑一道发起了“诗界革命”，推动了现代新诗的形成，中国文化学术界的革命全面爆发。
1896年，夏曾佑、谭嗣同便开始尝试采用新名词写所谓的新体诗，虽然梁启超认为这些都不是好诗佳句，但毕竟就迈出了第一步。
1899年，梁启超在前往夏威夷的途中，诗兴大发，澎湃的大海让他思潮起伏，壮心不已，就在那时，他首次提出了“诗界革命”的主张。不过那个时候他只提出了新诗要有新意境、新语句，注重“新意境”与“旧风格”的结合，没能够找到代替旧风格的新体裁。梁启超希望能够用“旧风格”来宣传新思想，为他的政治理想服务，这就是“诗界革命”。
后来，在《饮冰室诗话》中，梁启超进一步阐述了“诗界革命”的理论，并且评价了黄遵宪的许多作品，他以为“近代诗人能熔铸新思想以入旧风格者，当推黄公度”，他说：“公度之诗，独辟境界，卓然立于二十世纪诗界中，群推为大家，公论不容诬也。”
梁启超向来不善作诗，但为了“诗界革命”，他开始尝试创作新诗，并为之付出极大心力，他形容自己做诗“往往为近体律绝一章，所费时日，与撰《新民丛报》数千言论说相等。” 其诗中饱含新思想和爱国热情，虽然比黄遵宪的诗逊色不少，可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小说界革命”和“诗界革命”大大提高了文学在社会中的地位，小说和诗歌也因此拥有了神奇的魔力，在社会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力。梁启超也因此确立了在现代学术上的地位，他在哲学、经济学、法学、农学等方面也都有建树，成为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少有的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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