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从某种意义来说，礼就是为了情感而制作的，所以《礼记》说“礼者，因人之人情为之节文”。例如，父母双亲去世，人虽然不在了，但是彼此的感情还在，所以子女每逢季节转换，或者岁末的时候，应该通过祭祀的方式来追思自己的亲人。祭祀的时候要诚敬，应该“事死如事生”，要像侍奉生者那样侍奉死去的亲人。所以《论语》上说，对待父母至亲，要做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这是为了培养子女与父母之间的亲情。
君臣之间虽无血缘关系，但长期共事，彼此的情谊非同一般，所以当一方死亡时，另一方在情感上有所表现，才是符合于礼的。晋国大夫智悼子（荀盈）死，尚未埋葬，晋平公即开怀饮酒，并命乐师师旷、近臣李调陪饮，又鼓钟助兴。杜蒉听说后，直接进入寝门、上堂，斟酒命师旷喝下，又斟酒命李调喝下，然后自饮一杯，下堂欲走。晋平公怪而问其故。杜蒉说：纣王死于甲子日，夏桀流放于乙卯日，后来的君王无不把甲子、乙卯作为忌日，不敢奏乐。此时，晋国大臣智悼子的灵柩尚停在堂上，悲痛远比甲子、乙卯之日为大。师旷身为晋国乐师，居然没有提醒国君，所以，我让他喝罚酒。而李调是国君的近臣，竟然贪此酒食而忘记国君的过错，所以也要喝罚酒。晋平公问：可你自己也喝了罚酒，这又为何？杜篑说：我不过是执掌膳食的宰夫，却超越职权，过问起国君的过失，所以也要受罚。于是，杜篑洗过酒爵，斟上酒，高高举起。晋平公惭愧极了，对左右侍者说：“将来我死后，一定不要废去这个酒爵，要永远记住杜篑的劝戒。”后来，人们把宴会结束前的最后一次献酒称为“杜举”，即缘于此。
儒家主张，父子之情为人间最为真挚的情感，应该超越政权、金钱等等。晋献公死时，重耳（即晋文公）正在国外流亡。秦穆公派人前往吊唁，同时建议他利用献公新亡，国中举丧的机会，回国夺取政权。重耳听从舅犯（即重耳的舅舅狐偃）的意见，拒绝了秦穆公的建议，对使者说：“我长久逃亡在外，父亲去世而不能回国哭泣尽哀，哀恸无比，哪有心思去夺权？”说罢磕头触地，不敢拜客受吊，哭着起身，也不与使者说私话。使者回国向秦穆公报告出使经过。秦穆公称赞重耳仁义，说：“重耳只磕头触地而不拜，说明他不敢以献公的继承人自居，所以也不敢拜客受吊。哭着起身，表明他对父亲的真挚情感。不与使者说私话，说明他没有趁丧夺权的念头。”
以上史事哪里有半点拥护奴隶制的影子？
“以理杀人”与“以礼杀人”
从上面列举的材料不难看出，自古以来，人们都把礼作正确的行为准则，人性化的国家制度，检验为政得失的标尺，这是先秦人本主义思潮确立以后的必然结果，是一种历史的进步。那么,这么先进的理念怎么会与“吃人”扯到一起去呢?其中的原因，除了吴虞等人的激进之外，还与另一场学术争论有关，这中间的过程，大家很少去深究。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必须予以说明。
宋明理学家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这是一个至今为人诟病的口号。但它并不是宋人凭空独创的东西，而是有其来源的。天理、人欲这一对概念，最早见于《礼记》的《乐记》篇：“人化物也者，存天理而灭人欲者也。”儒家认为，天理是公理，人欲是私念,两者是对立的。程颐说：“人之所以为人者，以有天理也。天理之不存，则与禽兽何异矣。”意思是说，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的内心有天理，所以人懂得礼义廉耻，能够遵守社会道德规范，如果人心中没有了天理，人和禽兽就没有区别了。然而，只要不是圣人，任何人的内心都是天理与私欲并存的，只是何者占据主导地位罢了。程子认为，造成天理不明的主要原因是人欲的存在，因而主张彰显天道，用道德规范来节制私欲。但是，程子的态度比较偏激，认为天理与人欲形同水火、无法调和，“不是天理，便是私欲”，“无人欲，即皆天理”。他的本意是希望“损人欲以复天理”，警示人们加强道德修养，不断排弃私欲,弘扬天理。遗憾的是，他把天理与人欲的对立推向了极端，并且把男女尊卑之序比作天理，把害怕饥饿寒冷比作人欲，要求人们禁绝私欲，尤其反对寡妇再嫁。按照这一理论,连人的生理欲求都成了私欲,都失去了存在的理由,这种过于极端的理论，居然得到了包括朱熹在内的众多理学家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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