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里，巴金送萧乾夫妇赴内地，临别时说：“你们走吧!到内地一定有很多事可做。我得守在这里，守着出版社，尽我的职责。”二人辗转抵昆明后，王树藏进了西南联大历史系，萧乾于1938年只身赴香港编港版《大公报》文艺副刊。小两口子再也没料到这一分手他们的婚姻竟然触礁。
9月19日，巴金从日本报纸上读到山川均写的《华北事变的感想》，该文恶毒咒骂“支那军之鬼畜生”，攻击中国军队的“残虐性”。激于义愤，他立即以书信形式予以揭露和回击。这篇六千字的《给山川均先生》刊载于9月26日、10月3日《烽火》周刊第四、五期。巴金写道：“所谓‘通州事件’使你感到愤怒，使你发出诅咒似的恶骂……我们愿意了解那里的情形。然而一切消息都被你们的皇军封锁了，我们只能从贵国报刊的记载上知道冀东保安队反正的时候，有两三百通州日侨被害的消息……根据一个外国通讯社的电报，我们还知道在通州事件发生的前一天，有四百名保安队兵士因有不稳的嫌疑被贵国的‘皇军’枪杀，那么报复的行为也并不是不可以解释的了。……”
我对通州事件记忆犹新。1936年7月回国后，父亲认为孩子们从此忘掉日文很可惜，就把四姐和我送进北平东单头条的日本人小学校去就读。七七事变发生时，父亲在外地，大姐觉得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我国，不宜再在日本鬼子的学校读下去了，就让我们报东华门的孔德学校，两姐妹都录取了。父亲回来后说，既然北平已沦陷，即使念本国的学校，实施的也是奴化教育。等日本小学毕业了，再去念英文，掌握了两种外语，将来会受益无穷。
巴金接着写道：1937年9月，“在‘皇军’的威压与贵国官民的欺凌下过了将近两年屈辱日子的保安队举起了反抗的旗帜。……当被压迫的人民起来反抗征服者的时候，少数无辜者连带地遇害，也是不可避免的事。何况这回的死者还是平日惯于在那个地方作威作福的人，而且大半是卖白面，打吗啡，做特务工作的。”
当时，我正在日本小学校读书。该校三年级的一个男生是连带地遇害的少数无辜者之一。全校师生在操场上集合，为他哀悼，号啕大哭，如丧考妣。我在日本小学校读了六年书，一句日语也没跟同学说过。然而心里不断地想这想那，总是观察周围的一切。1937年9月的一天，日本师生个个哭得像泪人儿似的，我不能大声骂他们，否则不但书念不成了，还会给全家人惹祸。我默默地对所有的日本人说：“等着瞧吧，厉害的还在后头呢!你们跟着本国的侵略军来占领我们中国的国土，企图让我们当亡国奴，这回让你们看看中国人不是好惹的!”
1938年3月，巴金与靳以一道离沪，经香港赴广州，筹办《烽火》旬刊。4月，他的长篇小说《春》由开明书店出版。5月，偕靳以前往汉口，不久就离开武汉到桂林去了。接着又去广州。
6月23日夜里，从广州赴沪，校改《爱情的三部曲》。随后赴港。正只身在香港编《大公报·文艺》的萧乾告诉巴金，他新近和一个姓卢的四川姑娘热恋上了，不能自拔，打算跟王树藏离婚。巴金怎么规劝也是徒劳。巴金在晚年这样回顾了当时的情况。“萧珊在昆明，从宿舍搬出来就和她的好友、她的同学一起生活。那个姓王的女同学是我一位老友的妻子，相貌生得端正，年纪比萧珊大一点，诚实，朴素，大方，讲话不多，是个很好的姑娘。她是我那位朋友自己挑选的，但不知怎样，我的朋友又爱上了别人……我批评他，同他争论过，我看不惯那种单凭个人兴趣、爱好或者冲动，见一个爱一个，爱一个换一个的办法，我劝他多多想到自己的责任，应该知道怎样控制自己的感情，等等等等。我谈得多，我想说服他，没有用!但是他也不是一个玩弄女性的人，他无权无势，既然没有理由跟妻子离婚，新的恋爱也就吹了。”
这场“婚外恋”弄得萧乾焦头烂额，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漂洋过海到英国去了，听任时间去解决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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