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方式的变革固然是实现社会变革的重要条件，但它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生产力发展水平才是实现社会制度更替的决定性因素。当年大办公共食堂时，人们能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找到其必要性的依据，却忘记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生活方式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原理，这就决定了一哄而上的公共食堂不可能有长久的生命。
人民公社化后全国迅速实现食堂化，除了对食堂"优越性"的片面认识外，当时劳动力的更加紧张，也是加速食堂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时，全国原定的年产1070万吨钢的计划还完成不到三分之一，三分之二的任务要在剩下的三分之一的时间里完成，显然只靠正规的钢铁生产企业是无法做到的，只得开展全民大炼钢运动，用小高炉、土高炉土法炼钢。于是，千千万万的农民丢下手中的农活，找矿石、挖煤炭（没有煤的地方就伐树烧木炭）、垒土高炉，组成了浩浩荡荡的钢铁大军，全国农村投入土法炼钢的劳动力最多时达6000万人。就在千军万马大炼钢之际，农村又正好进入了秋收秋种的季节，劳动力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
这种对劳动力的客观需要，加之上至中央，下至地方，都把公共食堂作为新生事物大力推广，新闻媒体对办公共食堂的优越性又大力渲染，每个地方总有一部分办公共食堂的积极分子，中国农民又普遍存在从众心理，于是各地食堂纷纷办了起来。
在大办公共食堂的过程中，各地自然不会只有一片赞同声，总有相当一部分干部和群众持反对意见。中国农民毕竟是讲实际的，很快能实现共产主义固然激动人心，然而实现共产主义虽然不再是遥远的未来，但毕竟还是未来之事。而眼下办公共食堂，不但把他们的自留地、自养的家禽家畜甚至于家里的锅碗瓢盆收进食堂了，而且不分劳动好坏都吃一样的大锅饭，也就使得相当多的农民觉得食堂优越性再多，也不如在自家吃饭方便自由。因此，纵使把食堂的好处吹得天花乱坠，但还是有相当多的农民对办食堂心存疑虑，甚至加以抵制和反对。
本来，在什么地方吃饭与社会制度并无直接关系，但自从公共食堂与共产主义挂上钩后，吃饭方式也就成了走什么样的道路的大问题。不赞成吃食堂，就被视为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对实现共产主义没有信心，仍想走资本主义的老路，而这条路是万万不能走的。怎样使那些不愿吃食堂的人断了吃小锅饭的念头呢，办法就是开展大辩论。所谓大辩论，从字面上理解，应当是互相辩论，你说你的理由，我陈述我的意见，可当年的大辩论其实就是斗争会。既然有了公共食堂与实现共产主义是紧密联系的这个大框框和大前提，应不应该吃食堂这个问题就已经没有可辩论的余地了。
河南省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办起公共食堂后，常庄管理区第一大队第一生产队富裕中农赵中堂说："猪多没好食，人多没好饭，办食堂都把粮食糟蹋了，我看一辈子也办不好。"富裕中农李大妮说："成立公共食堂吃饭不随便不自由，不如一家一户好。"这本来都是大实话，但这话不合时宜，何况他们还是富裕中农？自从地主富农消灭之后，富裕中农就成了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代名词。为此，生产队专门召开一次办食堂好不好的辩论会。在"辩论"中，一些办食堂的积极分子指责李大妮是代表富裕中农说话，她是"不让群众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指责赵中堂是"反对办公共食堂"。这两顶大帽子一扣，不要说富裕中农，就是贫下中农也不敢对食堂说不是了。
经过1957年秋冬农村两条道路的大辩论后，哪个农民还敢承认自己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更不敢承担反对人民公社的罪名！如果有人对公共食堂有异议，招来的只会是谴责和批判。更何况食堂建立后，社员的口粮直接分到食堂，自留地被收走，家庭副业作为"资本主义尾巴"被割掉，家里的炊具不是交给了食堂，就是作为废钢废铁送进土高炉了。这样一来，等于是食堂掌握了社员的吃饭权。如有社员不愿参加食堂，即使不与之开展大辩论，他也非到食堂吃饭不可。因为除了食堂，社员已没有其他可以吃饭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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