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集 思維的樂趣   》 積極的結論(1)      王小波 Wang Xiaobo

  一
  我小的時候,有一段很特別的時期。有一天,我父親對我姥姥說,一畝地裏能打三十萬斤糧食,而我的姥姥,一位農村來的老實老太太,跳着小腳叫了起來:“殺了俺俺也不信!”她還算了一本細賬,說一畝地上堆三十萬斤糧,大概平地有兩尺厚的一層。當時我們傢裏的人都攻擊我姥姥覺悟太低,不明事理。我當時衹有六歲,但也得出了自己的結論:我姥姥是錯誤的。事隔三十年,回頭一想,發現我姥姥還是明白事理的。畝産三十萬斤糧食會造成特殊的睏難:那麽多的糧食誰也吃不了,衹好堆在那裏,以致地面以每十年七至八米的速度上升,這樣的速度在地理上實在是駭人聽聞;十幾年後,平地上就會出現一些山巒,這樣水田就會變成旱田,旱田則會變成坡地,更不要說長此以往,華北平原要變成喜瑪拉雅山了。
  我十幾歲時又有過一段很特別的時期。我住的地方(我傢在一所大學裏)有些大學生為了要保衛黨中央、捍衛毛主席而奮起,先是互相揮舞拳頭,後用長矛交戰,然後就越打越厲害。我對此事的看法不一定是正確的,但我認為,北京城原來是個很安全的地方,經這些學生的努力之後,在它的西北郊出現了一大片槍炮轟鳴的交戰地帶,北京地區變得帶有危險性,故而這種做法能不能叫做保衛,實在值得懷疑。有一件事我始終想知道:身為二十世紀後半期的人,身披鎧甲上陣與人交戰,白刀子進紅刀子出,自我感覺如何?當然,我不認為在這輩子裏還能有機會輪到我來親身體驗了,但是這些事總在我心中徘徊不去。等到我長大成人,到海外留學,還給外國同學講起過這些事,他們或則直愣愣地看着我,或則用目光尋找臺歷——我知道,他們想看看那一天是不是愚人節。當然,見到這種反應,我就沒興趣給他們講這些事了。
  說到愚人節,使我想起報紙上登過的一條新聞:國外科學家用牛的基因和西紅柿做了一個雜種,該雜種並不到處跑着吞吃馬糞和腐殖質,而是老老實實長在地上,結出碩大的果實。用這種牛西紅柿做的番茄醬帶有牛奶的味道,果皮還可以做鞋子。這當然是從國外刊物的愚人節專號上摘譯的。像這樣離奇的故事我也知道不少,比方說,用某種超聲波哨子可以使冷水變熱,用磚頭砌的爐竈填上煤末子就可以煉出鋼鐵,但是這些故事不是愚人節的狂想,而是我親眼所見。有一些時期,每一天都是愚人節。我在這樣的氣氛裏長大。有一天,上級號召大傢去插隊,到廣阔天地裏,“滾一身泥巴,煉一顆紅心”,我就去了,直到現在也沒有認真考較一下,自己的心髒是否因此更紅了一些。這當然也是個很特別的時期。消極地回顧自己的經歷是不對的,悲觀、頽廢、懷疑都是不對的。但我做的事不是這樣,我正在從這些事件中尋找積極的結論,這就完全不一樣了。
  二
  我插隊不久就遇到了這樣一件事:有一天,軍代表把我們召集起來,聲色俱厲地喝斥道:你們這些人,口口聲聲要保衛毛主席,現在卻是毛主席保衛了你們,還保衛了紅色江山,等等。然後就嚮我們傳達說,出了林彪事件,要我們註意盤查行人(我們在邊境上)。散了會後,我有好一段時間心中不快——像每個同齡人一樣,誓死保衛毛主席的口號我是喊過的。當然,軍代表比我們年長,又是軍人,理當在這件事上有更多的責任,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知青娃子實在難管,出了事先要詐唬我們一頓,這也是軍代表政治經驗老到之處。但是這些事已經不能安慰我了,因為我一嚮以為自己是個老實人,原來是這樣的不堪信任——我是一個說了不算的反復小人!說了要保衛毛主席,結果卻沒有保衛。我對自己要求很嚴,起碼在年輕時是這樣的。經過痛苦的反思,我認為自己在這件事上是無能為力的,假如不是當初說了不負責任的話,現在就可以說是清白無辜了。我說過自己正在尋找積極的結論,現在就找到了一個。假設我們說話要守信義,辦事情要有始有終,健全的理性實在是必不可少。
  有關理性,哲學家有很多討論,但根據我的切身體會,它的關鍵是:凡不可信的東西就不信,像我姥姥當年對待畝産三十萬斤糧的態度,就叫做有理性。但這一點有時候不容易做到,因為會導致悲觀和消極,從理性和樂觀兩樣東西裏選擇理性頗不容易。理性就像貞操,失去了就不會再有;衹要碰上了開心的事,樂觀還會回來的。不過這一點很少有人註意到。從邏輯上說,從一個錯誤的前提什麽都能推出來;從實際上看,一個扯謊的人什麽都能編出來。所以假如你失去了理性,就會遇到大量令人詫異的新鮮事物,從此迷失在萬花筒裏,直到碰上了釘子。假如不是遇到了林彪事件,我至今還以為自己真能保衛毛主席哩。
  我保持着樂觀、積極的態度,起碼在插隊時是這樣的。直到有一天患上了重病,加上食不果腹,病得要死。因此我就嚮領導要求回城養病。領導上不批準,還說我的情緒有問題。這使我猛省到,當時的情緒很是悲傷。不過我以為人生了病就該這樣。舊版《水滸傳》上,李逵從梁山上下去接母親,路遇不測,老母被老虎吃了。他回到山寨,對宋江講述了這個悲慘的故事之後,書上寫着:“宋江大笑”。你可以認為宋江保持了積極和樂觀的態度,不過金聖嘆有不同的意見,他把那句改成了“李逵大哭”。我同意金聖嘆的意見,因為人遇到了不幸的事件就應該悲傷,哪有一天到晚呵呵傻笑的。當時的情形是這樣的:雖然形勢一片大好(這一點現在頗有疑問),但我病得要死,所以我覺得自己有理由悲傷。這個故事這樣講,顯得有點突兀,應當補充些緣由:伴隨着悲傷的情緒,我提出要回城去養病;領導上不批準,還讓我高興一點,“多想想大好形勢”。現在想起來情況是這樣:“四人幫”倒行逆施,國民經濟行將崩潰,我個人又病到奄奄一息,簡直該悲傷死纔好。不過我認為,當年那種程度的悲傷就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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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雲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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