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评论 》 不能被遺忘的國粹：老戲的前世今生 Quintessence can not be forgotten: the old Opera Past and Present   》 第17節：楊四郎的倫理底綫(2)      傅謹 Fu Jin

　　楊四郎身處如此窘境，是戲好看的關鍵。《四郎探母》整部戲，包括"坐宮""見母""別母""回令"所有這四個關鍵場次，親子之情、夫妻之情而且是面對兩個女人兩樁婚姻的雙重的夫妻情懷，還有兄弟之情父子之情，以及尖銳對立的民族立場，場場均是心靈上不能兩全的人生大抉擇，生死之間的天人交戰，麯盡人心人情人性，感人至深。有人說中國傳統戲劇不擅長於表現人物復雜的心理，說什麽人物類型化，缺個性，看看《四郎探母》，覺得那真是癡人說夢一般。
　　迄至清末，《四郎探母》的舞臺呈現無論唱做都已經定型，無疑已經是京劇劇目裏經典中的經典。藝術上是這樣，倫理道德方面同樣如此。如果說中國傳統道德以"忠孝節義"為"國之四維"，那麽這部戲，於"忠"上或許尚可一爭，但是於"孝""節""義"三者，尤其是在它們的相互衝突中加以表現，處理得相當深邃與動人。也正是因為於"忠"這一道確實有其含混之處，早在清末就有革命者批評它在民族關係的處理上背離了漢族的立場，從１９４０年代直到"文化大革命"則被無數人批評為是在"歌頌叛徒哲學"，幾乎是每次政治運動，在戲劇界的甚至在更大範圍內，《四郎探母》都會成為核心話題，並且波及到擅演和愛演這出戲的演員，為這部戲的上演辯護的批評傢。這出戲是否被允許上演就因此成為中國近幾十年戲劇和文藝政策的風嚮標，可以用來很方便地衡量不同時期不同地區戲劇政策的嚴厲程度，１９４９年前後是這樣，１９５６年前後也是這樣，１９６２年還是這樣。最後一次是"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四郎探母》的全本由一幫喜愛京劇的玩票的"新聞工作者"在北京重新上演，從戲劇界到整個文藝界，都把它看成一件具有標志性的、足以體現"新時期"寬鬆文藝政策的事件。
　　一百多年來，所有針對《四郎探母》的批評，都帶有很強烈的道德色彩，義正辭嚴，不容置辯。但《四郎探母》並沒有因為這些激烈的批評而終止它的生命，相反，它出人意料經受住了一次又一次的打擊而頑強地存活了下來，比起絶大多數看起來比它更沒有理由被禁、卻在事實上早就趕下了舞臺的傳統劇目，表現出久遠得多的生命力。幾乎沒有什麽站得住腳的有力的理由它就那麽演着，哪怕就剩下"坐宮"這一場戲；而讓"坐宮"這場戲在１９５０年代初那樣大規模的禁戲背景下仍然能夠在北京舞臺上露面的理由，據說是"取其音樂上的完整"，但事實上"坐宮"這一場在音樂上，除了楊四郎"叫小番"的一句嘎調以外實在是缺乏情緻，相反，我以為像"坐宮"的情境，楊四郎和鐵鏡公主夫妻選擇用大段的西皮快板，如同夫妻平時為小事鬥嘴那樣談論生死大事是不合適的，至少是不精彩的，更談不上什麽"完整性"。然而，就算後來的演員唱不上那句嘎調了，"坐宮"還在演。這樣的狡辯居然也可以為《四郎探母》留下一綫生機，真是個奇跡。
　　京劇《四郎探母》在近代的命運堪稱坎坷，雖然１９５０年代初它奇跡般地逃脫了遭禁的厄運，仍然是一個備受爭議的劇目。恰由於京劇《四郎探母》以及這一題材本身同時存在豐富的內涵與激烈的爭論，很多人都以為能做所謂"去蕪存精"的工作"去其糟粕存其精華"，踩在這塊藝術巨石之上以顯示自己更為高大，數十年來對它的改寫層出不窮。還真有把楊四郎往００７的路上去寫的，把楊四郎故事演繹成宋代中國的間諜戲，讓楊四郎成為在遼邦收集核心軍事情報的臥底，於是"探母"就成為在個人私情掩飾下為我大宋朝"踏平賀蘭山闕"做出重要貢獻的地下工作者。改編者大約是想通過這樣的情節，讓楊四郎從"叛徒"變成像楊傢其他的兒郎一樣偉大的民族英雄，而且還十分地忍辱負重，但是這樣一改，好像楊四郎的行為反而顯得更加落入卑鄙一路，因為那樣的楊四郎流落番邦就不再是無奈而且充滿了虛偽與欺騙；也有走傳統戲《三關排宴》的路子的，而新近一位知名劇作傢以這一題材重新創作的《三關明月》，就以佘太君與蕭太後在三關相會為楊四郎和楊八郎一起解套，明月朗朗，兩位老夫人念及既然已經成了雙重的兒女親傢，自己人了，還打什麽仗？講和了吧。於是兩位位高權重的老太太在陣前一團和氣地議和，傢仇國恨頓時消弭於無形。兩位手握兵權的老太太就這樣以兩人是兒女親傢為理由决定不再打仗，雙方簽訂了和約，民族倒是提前團结融合了，但是小女子或者說是老女人的兒女私情成為在民族衝突中决定戰與和的關鍵性因素，這就不僅僅喪失了歷史進程中權勢人物的責任與原則，更是不可思議的輕率和徇私。如果這樣的事情在歷史上有一點點影子，且不論蕭太後，至少佘太君，恐怕要替代潘仁美成為老百姓人人詛咒的賣國賊了，導致楊傢悲劇的所有劣行都會被堆積到她的頭上。因此，所有這些改寫不僅沒有解决《四郎探母》故事必須面對的道德詰難，反而成為更多爭論的對象，因為它們都沒有真正的道德洞察力，無法像京劇《四郎探母》那樣將民族大義與個人親情之間的激烈衝突，處理得舉重若輕。所有那些看起來是在為楊四郎正名的、或者幫楊四郎解决忠孝忠義之間尖銳衝突的改寫本都不能替代《四郎探母》，因為在《四郎探母》，雖然楊四郎不像其他楊傢將故事裏的英雄主人公那樣令人崇敬，卻依然有他清晰的倫理底綫，楊四郎是有道德內涵的人物，而且他所遵循的道德信念，是人們能夠接受的。這就是近代以來有關京劇《四郎探母》的爭論如此復雜且具有豐富的人文內涵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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