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西夏的元昊称帝，与宋辽争衡，宋军兵败延州三川口，西部边疆告急。仁宗这下可被急坏了，当初不是要处置范仲淹么，要把他罢免了么，现在朝廷找不到一个有谋有略可以带兵打仗的人了吧。无路可走的仁宗只能再次任命范仲淹为龙图馆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担负起指挥宋军与西夏作战的重任。范仲淹赴任后力邀欧阳修担任掌书记，欧阳修了解范仲淹的为人，也很想为国家出一番力，但还是婉言回绝了他。原因很简单，这仍与欧阳修的性格有关系，他当初就不赞成"四六骈文"，若任掌书记，整日写着四六的骈体公文简直是受罪，于是写了封信给前线的范仲淹，首先感谢他关切的好意，并以朋友身份提醒范仲淹现在，肩负重任一定要广罗天下人才。
看来躲是躲不过去了，仁宗朝廷到了急需用人的时期，欧阳修不久就被召回京城，恢复馆阁校勘职务，重操旧业，编纂书籍。欧阳修虽然曾有过越职言事、得罪权贵而遭到外放的经历，可回京后指陈时弊的勇气不减当年。仁宗也似乎感觉出了拒谏的弊端，于是告诉群臣可以现在尽除越职之禁，广开言路。欧阳修正好趁这个机遇，呈上了一篇四千字的奏疏，从分析西部边疆战事入手，就改善和强化宋军的防御能力献策献计，提出通漕运、尽地利、权商贾的三项建议，变消极防御变成积极战备，仁宗把欧阳修的意见拿给群臣商议，最后一一采纳。朝廷实施不久，西北边地的形势果然得到了根本改观。同时欧阳修自己的本职工作也出色地完成了，《崇文总目》的书编纂成功，他的文学才华和政治才干很快引起了宋祁的重视，宋祁亲自递状向朝廷举荐，让欧阳修知制诰，接替自己，可是弄臣吕夷简还权倾一时，从中阻挠，所以此议上递后并没有付注实施。
仁宗现在变得喜欢听僚属上封言事了，庆历二年的五月，他还特意把满朝文武召集在一起，说要听大家对国事的意见。这时欧阳修递呈了他的奏疏，上书里争对内忧外患的局面，指陈根源就在于皇帝没有将皇权独揽，矛头直指吕夷简及其一派的任人唯亲、结党营私。这份奏疏的观点是相当尖锐和深刻的，和范仲淹后来的上书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欧阳修现在还只是修书的编纂，纵使有万千计策无数诤言也引起不了那些老臣的注意。不过到从侧面昭示着欧阳修政治观点的成熟。这个时候西夏和北宋的军队处于相持阶段，吕夷简自己不肯露脸背黑锅做罪人，想了好久想出个办法，就是打发史馆修撰欧阳修的同僚富弼，代替自己去契丹议和。欧阳修看出了吕夷简的奸诈嘴脸，认为富弼这样的人是当朝重臣，不宜出使，并就此事上书朝廷。这分奏疏自然又落到了吕夷简的手里，吕夷简看后怒火中烧却又不便发作，因为欧阳修也今非昔比，正得到仁宗的重用，于是便把这篇文章扣住不报。欧阳修眼看着小人乱政，自己在京城也无所作为，虚度岁月，就恳求朝廷允许自己外任，暂时离开这勾心斗角的京师。
三
仁宗实在不想放欧阳修到外地去，但欧阳修执意要走，也不好强扭，只能就近授命他为滑州通判，这个地方离京师不远。通判此职权利甚大，所在州府的官员都受他监督，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仁宗对欧阳修的器重和信任，虽为外放，实是升迁。更有意思的是，欧阳修到任后还不到半年，仁宗似乎已想得慌，又把他从滑州调回京师。这个时候北宋与边疆民族间的矛盾相对缓解，可是内乱又生，兵变民乱接踵而起。面对这种局势，欧阳修非常担心，觉得怎么乱兵盗贼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强过一伙？朝廷如若依然蹈袭故常，必将出现土崩瓦解之势，这个时候不能退避了，只能挺身而出，痛陈时弊--其实这也正是仁宗把欧阳修调回京师的原因。其他许多有识之士针对现在这个局势也纷纷上书，说如果再因循不革，势必会危及宗庙社稷，并且人主不该这样大权旁落，犹豫不决。孤掌难鸣，欧阳修也助他们一臂之力，写了上下两篇《为君难》呈给皇帝，在文章中欧阳修指名道姓公开切责吕夷简窃柄弄权，说他在中书任上二十年，做尽结党营私的坏事，即使把南山的竹子全砍了也书不完他犯下罪，此文一出朝廷内外引起了巨大的凡响。仁宗就是希望借欧阳修这次上书的机会，把意见传达出去，激起朝廷内外的强烈反应，然后名正言顺地将吕夷简罢免。果然，吕夷简见大势已去，已然如过街老鼠，只能灰溜溜地称病告退。与此同时，志在革新的仁宗作出了纳谏除弊的态势，北宋王朝第一次重大政治改革庆历新政也将拉开序幕。
三月时分，在枢密使晏殊的推荐下，欧阳修被转为太常丞，入知谏院。知谏院的主要职责就是给皇帝上书提建议，以前没做谏官时欧阳修就以"越职言事"著称，现在身履其任，自然要义无返顾责无旁贷地为挽救宋王朝的政治危机提出合理意见。这不，第一次上殿，欧阳修就鲜明地提出了改善吏治的主张，可是当时北宋吏治之乱积重难返，要彻底改变这样的状况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由于吕夷简为首的守旧派一直把持着朝政，上自两府，下及各州县，势力盘根错节，很难一下子动摇。再加上仁宗虽然把吕夷简罢免了，心里却仍念念不忘，会不会再起用他也不得而知。最要命的是现在接任宰相的章得象是个庸碌之辈，好在还有晏殊，在他登上相位后不避嫌疑，大力重用欧阳修、范仲淹、富弼等革新派人物。欧阳修面对朝廷"格而不行"的现实，干脆在奏疏里把一些品德败坏者的名字写出来，说这些人都是可黜之人，留在朝廷中不能发挥作用，根本尽不了官员的职责，这种诤言谠论自然得罪了不少人，不过正说明了欧阳修一贯的刚直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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