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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义说部 》 民國春秋 》
第四捲·第三十四章 古城迎春
劉鳳舞 Liu Fengwu
劉亞樓接見了畢鳴歧等人,對他們說:“為了保護天津這座工業城市,我軍誠心誠意希望和平解决天津問題,衹要你們自動放下武器,我軍可以保證你們的生命財産安全及行動自由。否則,我們將按原計劃攻城,並對首要分子嚴懲。現在,我當着你們4位的面重申:天津的守敵要在1949年1月11日8時前放下武器!”
1月10日,4位代表第2次出城,要求放寬期限。劉亞樓準其推到12日18時前放下武器。次日,4位代表第3次出城,聲稱:“陳長捷基本同意放下武器,但兩位軍長有些猶豫,要求攜帶輕武器回南方去。”
解放軍方面的代表當即予以駁回,要其認清時局,當機立斷,放下武器,並再次告訴他們:“我們說到做到,勿謂言之不預。”
解放軍又通知來平津前綫司令部談判的傅作義代表,要傅作義命令天津守敵於13日12時前開出城門,聽候處理,否則14日攻城。傅作義反命令陳長捷:“衹要堅定地守住,就有辦法。”
陳長捷唯傅作義馬首是瞻,他發瘋似地吼叫:“我們要效仿斯大林格勒戰術,逐屋抵抗,堅守三四個月!與天津共存亡,必要時把天津全部燒毀!”
1月14日上午10時,總攻開始了!天津城西,李天佑的第1縱隊、劉震的第2縱隊;城東,鄧華的第7縱隊、段蘇權的第8縱隊;城南,詹纔芳的第9縱隊一齊嚮天津攻擊。天津的大地開始顫抖,炮彈在吼,連綿不斷。從天津和平門兩側至天津北站九裏寬的地段上,炮彈如冰雹般地襲擊敵人的防禦工事,頃刻之間泥土飛揚,黑煙衝天,敵軍碉堡被炸得四下崩塌,鐵絲網、木樁、砂袋、凍土塊全炸得飛上了天,敵陣地地雷也被引爆,地面到處是坑,鐵絲網炸成一段段地東歪西扭。敵軍炮火被壓製住,根本無法還擊。
經過1個多小時的炮擊,西城和平門圍墻工事和堡壘火力點,已大部被摧毀,並在西城42、43號碉堡之間,炸開一條數丈寬的大缺口,解放軍將士隨即嚮着縱深奮勇進擊。天津護城河此時結了冰,那蔣軍原以為護城河不會結冰,每日放水,結果每放一次水便結了一層冰,冰愈結愈厚,河上已能行人。蔣軍所恃的安全帶,一下子不安全了。解放軍從護城河冰上越過,嚮敵軍陣地進擊。
敵86軍東陣地多處被解放軍突破。劉雲瀚派兵增援反撲,沒有成功,解放軍又突破62軍的預備陣地,陳長捷急派總預備隊保安師增援,被解放軍一擊即潰,敗下陣來。
解放軍從東西兩面插進來,城南又被解放軍猛擊,各個突破口都展開了惡戰。雙方短兵相接,展開白刃戰。蔣軍坦剋出動,立即遭到解放軍反坦剋炮猛烈轟擊。擔任主攻任務的第1縱隊分左右翼分頭嚮市區猛進。巷戰、街壘戰十分激烈。蔣軍從街心碉堡裏噴射出交叉火力,封鎖道路,從高樓上擲下手榴彈,從窗口拽出炸藥包,用立體封鎖方式抵擋解放軍。解放軍編成3人一組、4人一隊的戰術隊形,交替掩護,穿插分割,進行逐屋逐街的爭奪。戰至黃昏,第1縱隊左翼進到市中心區。
黃昏之後,蔣軍紛紛嚮金湯橋靠攏,越擠越密,互相殘踏,盲目掃射。解放軍架起平射炮,將敵人的橋頭碉堡摧毀,擊斃敵師長,占領了金湯橋。
解放軍西路2個縱隊和東路2個縱隊在金湯橋勝利合師,天津市的蔣軍被攔腰斬斷,敵陣地被分割成數塊。
15日上午8時,解放軍嚮敵警備司令部大樓發起攻擊,用炸藥將司令部大門炸開,衝進院中,同敵人逐屋爭奪,很快占領司令部大樓。陳長捷已轉到地下室,兩名解放軍戰士跟蹤而至,大吼道:“別動!舉起手來!”
陳長捷有氣無力地說道:“我們繳槍!我們繳槍!”爾後嚮全體守城蔣軍下達了“繳槍投降”的命令。
警備司令部附近便是廣播電臺,解放軍進去之後,對正在廣播的播音員說:“小姐、先生們,可以休息了!”幾個小時後,這個電臺換了另一種聲音,它嚮全國宣佈:“天津解放了!”
天津戰役共進行了29個小時,共殲敵13萬多人,打死打傷1.1萬人,生俘陳長捷、秋宗鼎、劉雲瀚、林偉儔等將領,繳獲各種炮1100多門,輕重機槍3500多挺,步槍5.4萬多枝,汽車800餘輛。
天津解放了,黃剋誠以軍管會主任的身份,走進天津。他不騎馬,也沒坐車,而是步行。他身邊沒有工作人員跟隨,衹有1個警衛員在身後,黃剋誠身上棉軍裝和戰士們一模一樣。他在軍管會辦公室對大傢宣佈:“我黃剋誠進天津時穿着這身衣服,有一日出天津時還是穿着這身衣服,保證原封不動。”
睏守在北平的傅作義此刻內心矛盾重重,他曾經是抗日愛國將領,後來又是華北“剿匪”總司令。他不滿蔣介石的獨裁賣國,排除異己,與蔣有較深的矛盾,但蔣介石把華北60萬軍隊交給他統領,他便通電全國:“如果共産黨能勝利,我傅某甘願執鞭!”
早在1948年初,中共晉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部長劉仁,就指示北平地下黨通過各種社會關係接近能影響傅作義的人,促使傅作義起義。
在共産黨物色的去作傅作義處工作的地下黨員中,有傅作義的大女兒、中共地下黨員傅鼕菊,這時也從天津大公報社調來北平。在這些地下黨員中,杜任之起了很大的作用。杜任之的公開身份是太原綏靖公署秘書、山西大學教授,同傅作義是同鄉,又是老交往,關係頗深。他的胞弟杜敬之是傅作義的軍醫,又被傅提升為軍醫處處長。1948年夏,杜任之便奉命由太原來到北平試圖動員傅作義率部起義,但沒有得手。他便退後一步,通過傅作義的恩師劉厚同去做傅的工作。
劉厚同年近7旬,是辛亥革命的老前輩,他在人們心目中有不可撼動的地位。他曾擔任過甘肅省軍政部長兼總招討使,現在是傅作義的少將參議,出謀劃策的人。劉、傅關係深厚。傅作義當年單槍匹馬在奉軍撤退時能夠出任天津警備司令,蔣閻戰爭閻錫山逃到大連後,傅作義能夠出任綏遠省主席,後來傅作義脫離閻錫山轉嚮蔣介石,皆因劉厚同的高參起了作用。
杜任之通過他人介紹,和劉厚同一見如故。但涉及敏感問題,杜不得不十分謹慎。他含蓄地問劉:“在目前形勢下,傅將軍是否會另作它圖?”
劉厚同不直接回答,反問道:“杜先生所說形勢是指什麽?”
“國軍在各個戰場上節節敗退,共軍掌握了越來越多的主動權,這是人所共知而且無法否認的事實。”
劉厚同也持這種觀點,便說:“國共軍政形勢發展到今天,我早已料到了,我曾多次對宜生說過,政治是軍事的根本,未有政治不修明而軍事能得勝利的,南京政府政治腐敗,蔣介石的所作所為,不合人民心願,違反歷史潮流,必然失敗,依我看,南京政府維持不到一年半載了!國民黨江河日下,這是不可逆轉的。”
“既然看清了形勢,按劉老和傅將軍的關係,何不勸他放棄目前固執的主張,另走一條生路和中共和談,和平解决北平。識時務者為俊傑。這樣,傅作義本人也不失為一個英雄!”劉厚同道:“宜生是一個倔強的人,寧肯殺頭也不肯投降。至於和談的問題,他也曾想過。他的意見是,按照中共組織聯合政府的主張,用辛亥革命的方式,由他傅作義通電全國,主張和平,同時先在華北實現和平,然後促進全國和平,重新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組織聯合政府。”
傅作義本着這種願望,於1949年1月17日,通過他的長女、中共地下黨員傅鼕菊以及彭澤湘、符定一等轉電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
毛澤東先生:
我不願再打內戰了。為了保衛北平的古跡,為了人民的生命財産免遭損壞,我願意接受毛主席的領導,接受和談。請求派南漢宸先生來談判。我手下現在還有幾十萬軍隊,200架飛機。過去我幻想以蔣介石為中心來輓救國傢於危亡,拯救人民於水火之中,現在我已經認識到這種想法、做法是徹底錯誤了。今後我决心要以毛主席和共産黨為中心來達到救國救民的目的。
傅作義於1948年12月11日派出《平明日報》社社長崔載之、采訪部主任李炳泉(中共地下黨員)作為談判代表,李炳泉又是地下黨推薦,是傅作義和共産黨兩方的聯絡代表。傅作義讓他們2人攜帶電臺一部及報務員、譯電員乘車秘密出城。他們來到三河縣解放軍平津前綫司令部,劉亞樓接見了他們。崔載之談了傅作義的談判條件:組織華北聯合政府或華北行政委員會。劉亞樓則回答說:“解除武裝是前提條件,絶不允許保存軍隊,更不同意發通電成立華北聯合政府。”雙方條件相距甚遠,談判無法進行。
崔載之回到北平之後,傅作義便命參謀長李世傑:“你好好準備打吧,雙方條件差距太遠,根本不能談!”
李世傑道:“我們是軍人,在未實現和平之前,自然隨時準備打仗。但打仗容易,談和難,談和需要更大的勇氣。希望總司令慎而思之,不要感情用事。”
正當傅作義猶豫不决之際,他的王牌35軍被殲,他悲痛欲絶,哀嘆道:“這下我的政治生命完了!我現在成了一隻斷了翅膀的鳥,衹剩下墜毀、埋葬自己了!”
他的恩師劉厚同走進來,口氣堅定、不容置辯地說:“不!衹要脊梁不斷,就永遠不會趴下,你的舊政治生命完了,可以開始新的政治生命。蔣介石現在日暮途窮,自顧不暇,大局已不可為。他要你率部南下,是拿你當替罪羊,利用你來輓救他的危亡。可是能輓救得了嗎?你如果南下,衹能使北方子弟兵與他同歸於盡。況且現在北平陷入重圍,南下已出不去了。同時,你要回綏遠也不可能了。時至今日,萬不可三心二意,鬍思亂想。現在我們與中共和談的資本雖然遠不如過去,但和議一成,北平免遭戰火破壞,城內軍民生命財産得以保護,這可是深得人心的大事啊!”
傅作義的另一位老朋友、前北平市長何思源也規勸說:“傅先生是發奮有為、勵精圖治的,但是,你畢竟是葉,所依附的根已經腐爛了。所以,你無論如何努力也無所作為,局勢變化太大,你不如趁此機會脫離腐根。抗日戰爭期間,我在山東,對全局情況不甚瞭解。到了北平,我接觸到的事情多了,看的也透了。覺得自己從一個低臺階攀上了高臺階。我現在知道跟蔣介石走下去是一條絶路。所以,完全可以這樣說,不是蔣先生撤了我市長的職務,而是我何思源脫離了老蔣的羈絆!”
傅作義請何思源去南京探聽消息。何在南京下榻李宗仁住處。何、李是莫逆之交。他們幾乎每夜都談得很晚,時而樂觀,時而傷感,但更多的時間是一籌莫展,茫茫然然。何思源返回北平後對傅作義說:
“現在南京政府四分五裂,勾心鬥角,蔣介石還想靠殺人來穩住天下,這當然衹是他一相情願。他已經管不了我們,你應該徹底挖根。萬萬不可搞南京那些政客、黨棍那一套。對和談不能再猶像觀望,已經到了當機立斷的時候了。”
杜任之奉北平地下黨組織之命,和劉厚同老先生一起告訴傅作義:“不要心灰意冷,立功可以贖罪。共産黨光明磊落,有路綫,有政策,一嚮是說話算數的。共産黨絶不會像蔣介石那樣不講信用。衹要接受和平條件,和平解放北平,對國傢、對人民就是一大貢獻,是會得到中共的寬待的,如果一再拖延,解放軍圍城已久,不能再等待,一旦城破,豈不是罪上加罪。”
傅作義這纔鼓起勇氣,於12月23日給毛澤東發了電報:
毛先生:
一、今後治華建國之道,應交由貴方任之,以達成共同政治目的。
二、為求人民迅即得救,擬即通電全國,停止戰鬥,促成全面和平統一。
三、餘絶不保持軍隊,亦無任何政治企圖。
四、在過渡階段,為避免破壞事件及糜爛地方,通電發出後,國軍即停止任何攻擊行動,暫維持現狀。貴方軍隊亦請稍嚮後撤,恢復交通,安定秩序。細節問題請指派人員在平商談解决。在此轉圜時期,盼勿以繳械方式責餘為難。過此階段之後,軍隊如何處理,均由先生决定。望能顧及事實,妥善處理。餘相信先生之政治主張及政治風度,諒能大有助於全國之底定。
毛澤東接電大喜。他電示林彪、羅榮桓、聶榮臻,要派一位可靠之人,通過傅作義親近的人引見,當面對傅作義講清:
1、目前不要發通電,此電一發傅即沒有合法地位了。他本人及他的部屬都可能受到蔣係的壓迫,甚至被解决。同時,我方也不能接受傅作義的這種做法。
2、傅一直追隨蔣介石反共,我方不能不將他和閻錫山、白崇禧、鬍宗南等一同列為戰犯。我們宣佈他為戰犯,他在國民黨軍隊中的地位更立即加強了。他可以藉此大作文章,表示除與我們堅决打下去再無別的出路。而實際上,則與我們和談,裏應外合,和平解放北平,或經過不很激烈的“戰鬥”解放北平,使我們有理由赦免他。
3、允許傅編1個軍。
4、傅給毛的電報已經收到,毛認為他的做法不切實際,應按上述辦法辦理。我方纔能接受。
5、談判代表崔載之態度很好,歡迎今後再來聯絡以傳達雙方意見,但我方希望傅作義能派出有地位、能負責的代表同崔一道來談判。
6、傅沒有去南京參加軍事會議是對的,今後也不能再去,否則有被蔣扣留當張學良第二的危險。
林彪、羅榮桓、聶榮臻委托李炳泉進城,通過崔載之等人引見,當面嚮傅作義陳述6條意見。傅作義解除了一些顧慮,决定派少將處長周北峰為代表,邀請民主同盟副主席張東蓀教授一起去談判。
周北峰早年留學法國,後任山西大學法學院教授,是傅作義的同鄉,又是談判老手,他曾代表傅作義到延安和賀竜、肖剋商談過合作問題,毛澤東、朱德也接見過他,後來多次擔任傅作義的談判代表與八路軍談判。
張東蓀曾在1916年擔任過北洋政府參議院秘書長,不久任光華大學文學院院長,1930年起任燕京大學哲學教授。
周北峰、張東蓀2位教授驅車出西直門,過萬牲園,在白石橋下車後,穿過火綫,到了海澱鎮西南角的一個院子,對上了“找王東”的暗號,由解放軍的一個幹部陪同,乘吉普車到了西山的一個小村莊,見到程子華,由他派吉普車把他們送往薊縣。
聶榮臻會見他們,並問他們:“傅作義將軍這次談判有誠意嗎?”
周北峰道:“我看傅先生已經看清了形勢,這次叫我來主要是看解放軍對和平解决的條件。”
“條件很簡單,我們要求他停止抵抗,不過你是單談北平問題呢,還是傅統轄的全部部隊和地區一起談?”
“我是奉命來談全部問題的,包括平、津、塘、綏的一攬子和談。”
稍許,聶榮臻猛然問道:“歷史常常很有意思地走回頭路,不知傅先生是否還會采取當年守涿州的辦法,在北平來個睏獸猶鬥、負隅頑抗?”
“不會,不會。這次叫我出城商談,我看是有誠意的。這是大勢所迫,人心所嚮,衹有這條路。當然在具體問題上還可能費些周折。”
“那很好。請你電告傅將軍希望他這次要下定决心。我們的意見是,所有軍隊一律解放軍化,所有地方一律解放區化。在接受這個條件的前提下,對傅部的起義人員,一律不咎既往。所有在張傢口、新保安、懷來戰役被俘的軍官一律釋放。
傅總部的高級幹部一律予以適當安排。”
次日上午10時,林彪、羅榮桓、聶榮臻、劉亞樓等來到周北峰、張東蓀的住處,和平談判正式開始。
林彪首先發言:“周先生,你昨天與聶司令談的,我們都知道了。今天我們幾位一起同你見面,想請你談一下傅先生的打算、要求和具體意見。”
周北峰道:“昨天夜間我已同傅先生打了電報,說我們已安抵薊縣,並與聶司令員見了面,約定今天正式商談。傅復電很簡單,衹有‘談後即報’四字。”
雙方在6天內進行了3次會談。劉亞樓把《會談紀要》整理出來。紀要的最後一句話是:所談各項務必於1月14日午夜前答復。林彪、羅榮桓、聶榮臻都在紀要上簽了字,周北峰也簽了字。輪到張東蓀時,他說:
“我不簽字了,我是民盟成員,代表不了傅將軍,衹能在中間當個調解人和見證人,這次我不回城了,返回燕京大學後就起程去石傢莊拜見毛主席。”
周北峰回到北平,嚮傅作義作了報告,並把《會談紀要》交給他,傅作義看後並不說話,在屋裏來回踱步。
是時,前來相助的前東北軍將領馬占山說:
“我看你是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刀把,我出個主意:你把寶珊接來,叫他幫你分擔點,看怎辦好?”
鄧、馬、傅是抗戰時期的結拜兄弟,互相倚重,私交很深,傅作義欣然應諾,派專機去包頭接鄧寶珊來。
鄧寶珊民國初年就是國民軍宿將,久負聲譽。他對蔣介石反共政策不滿,同中國共産黨保持友好關係,他曾去過延安,毛澤東請了李鼎銘為他治病。鄧應邀參觀了邊區軍民大生産成果展覽,出席了邊區勞模大會,並以來賓身份緻詞,贊揚邊區軍民生産的成績。抗戰期間,鄧任八戰區副司令長官,駐守榆林,同中共相處甚好,有兩黨關係中有魯子敬之稱。
1948年8月,傅作義邀請在三原傢中靜觀時局變化的鄧寶珊擔任華北“剿總”副司令,鄧因有與傅商談今後出路的打算,便順從傅的安排,駐節包頭,並將新11旅從榆林調到包頭。
傅作義把鄧寶珊當作最能信賴的人物,派專機把他接來北平。鄧對傅說,衹要你决心和平解决,其他一切具體問題,包括你個人前途問題,都由我去談判解决。這一番話解除了傅的後顧之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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