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先行了解唐王朝的政府机构。
中国中央政府组织，到第三世纪曹魏帝国时，把九卿挤到次要地位，另行成立“尚书”、“中书”二省，作为行政中枢。经过继起各王朝帝国四百年来不断修正，到了唐王朝，遂成为下表所列的形态：
所谓崇官，即现代所称的国家元老，一种只有尊荣而没有实际权力的最高顾问。“三公”、“三师”只是习惯称呼，事实上包括六种官位：太师、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他们只支领俸禄，不干预国家政务。
乙级机构秘书省，二世纪中期，东汉政府设立秘书监官员，负责保管及校勘政府所持有的图书。三世纪初，三国时代之曹魏帝国政府，把秘书署扩大成为一个“时，而命秘书监作为首长。唐政府仍维持它存在，类似国立图书馆，当然只供应帝王和高级官员阅读，不向人民开放。翰林院，是唐政府创立的类似文化人聚会所，或高级官员储备所的官署。唐王朝初建时，各地经学家（研究儒书五经的学者）、文章家（专门写宣言、文告，或短篇论文之类的知识分子）、预言家（星相占卜）、艺术家（包括画家、雕刻家），纷纷向首都长安集中。皇帝特别指定一个处所，招待他们之中最杰出的若干人士，以便随时召见。这个处所称翰林院，由年高德劭的一位担任首长，称翰林承旨，其他人士则称翰林学士。以后各色人等陆续淘汰，只剩下文章家，专为皇帝撰写诏书。因为汉字和文言文运用困难，一个人至少要有二十年以上的刻苦努力，才能胜任。文章家在这方面的特殊能力，很受到皇帝的重视。因之翰林学士往往比其他官员容易升迁到宰相地位，所以当时称翰林学士为“储备宰相”（内相），成为知识分子最羡慕的一种职位。御史台负责监察弹劾，首长御史大夫，副首长御史中丞，以及所属诸御史。他们是皇帝的耳目，但也不时反映民意。
丙级机构九寺，即九卿办公官署，从次要地位又再被挤到政府的角落，职务和权力都非昔比，大半被尚书省的六部所夺，唐王朝九卿的职掌跟秦王朝的职掌大不一样。一、太常寺，负责典礼布置跟宫廷医药。二、光禄寺，祭把用品跟宫廷饮食供应。三、卫尉寺，管理军械库。四、宗正寺，处理皇族事务，如继承封爵，保护坟陵之类。五、太仆寺，马匹牧养跟牧场管理。六、大理寺，最高法院。七、鸿鼐寺，藩属事务部。八、司农寺，农林部。九、太府寺，负责宫廷费用供应，也就是皇帝的私人钱库。
丁级机构四监是尚书省的附属机关，但它具有完全的独立性。一、国子监，隶属礼部，即国立京师大学，设六个学系：国子学系、太学系、四门学系、律学系、算学系、书学系，每学系有若干教授（博士）。二、将作监，隶属工部，负责政府重大土木建设工程。三、军器监，隶属兵部，就是兵工厂。四、都水监，也隶属工部，负责水利建设工程。
最后，我们叙述行政中枢，即甲级机构的“三时；尚书、中书二省，是三世纪曹魏帝国的旧制，不过尚书省所属六部的权力，更为扩大，实质上已完全代替了九卿，他们的职掌在下表中已加说明。六世纪北魏帝国和南梁帝国时，又在这二省之外增加门下湿—因它设在宫门之下而得名。于是中央政府遂成为三省，具有下列的编制：
三省职权的划分：中书省发布命令，门下省审查命令，尚书省执行命令。普通情形下，诸宰相在设于中书省的政事堂，举行会议，由中书舍人（中书省专门委员）先用书面写出各人的意见，送呈中书令，征求同意，然后提出会议，由会议作成决定，奏报皇帝。皇帝批准后，再交中书省，用皇帝名义，发布诏书。在发布之前，必须送门下省审查，门下省认为不合适时，可以拒绝副署，诏书缺少副署，依法即不能颁布，而给事中且有把诏书退回（封敕）的特权。如果门下省没有异议，则副署之后，即成为国家正式法令，交由尚书省执行。整个帝国政令，在这种方式下运转。
三省职掌的划分，十分有趣，却也十分无聊，它只不过是皇权一权的琐碎分配、实质上中书省只是皇帝私人的秘书室，门下省只是皇帝私人的收友室。看它们的官属，无论官称和职务，几乎完全相同，只好勉强用“左”、“右”予以区分。只有尚书省有其存在价值，但没有像国会之类或像罗马元老院之类会议性质的制衡机构。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人权思想，政治思想中缺少民主思想，再多的农民暴动或民变政变，因缺少这两大思想的最高指导原则，所以始终无法产生代议政治或其他任何种类的民意机构。
三省首长是当然宰相，但因李世民大帝曾经担任过尚书令的缘故，大臣们不便于再称这个官号，尚书省遂一直由副首长尚书仆射（执行长）代理首长，成为当然宰相之一。除此之外，其他官员——大多是中书、门下二省副首长（侍郎）或六部首长（尚书），皇帝命他“参知政事”、“同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三品”时，同样也是宰相。所以宰相名额，总在三人以上，而以声望最高的一人为首相，不过并没有首相名义，他只有影响力，而没有法定权力。诸宰相除了定期会议外，还要定期在政事堂共同进餐，以便有更多的时间会商国事。
唐王朝的学校制度和考试制度，影响中国一千三百年之久。
学校的设立是中国古老的传统，但大分裂时代中，各独立王国因军费不足，往往停顿。上世纪（六）国家统一，学校教育也随之复兴。唐政府带给人民安定，学校教育更趋发达。各州有州立学校（州学），各县有县立学校（县学）。首都长安有三个高等教育机构：一是前述的隶属于尚书省礼部的“国子监”，即国立京师大学。二是隶属于门下省的“弘文馆”，即政府主办的普通贵族大学。三是隶属于皇太子宫的“崇文馆”，即皇太子主办的高级贵族大学。后二校学生限定必须具备某种资格，如皇族近亲、皇后或皇太后近亲，或宰相的儿子，一品以上高级官员的儿子，才能入学。只有国子监大学，低级官员的儿子或平民出身的学生，才可以就读。李世民大帝在位时，常常去国子监视察，使学校教育更受到重视，当时学生人数已达三千余人。东方高句丽王国、新罗王国、百济王国、渤海王国、日本帝国；西方高昌王国。后来还有吐蕃王国以及南方南诏王国，都有大批留学生前来受课，成为世界上最可观的高等学府。
学校所用教科书，当然限于儒家学派的《五经》。因为对《五经》的解释，各学者互不相同，唐政府指定国子监大学校长（国子祭酒）孔颖达，组织一个委员会，对《五经》的解释，重新确定，出版《五经正义》，共有下列九书——因之世俗有时也索性称之为“九经’：
经过唐政府的核定颁布，这九本书遂成为学校的标准本教科书，无论研读或考试，或其他任何情形下涉及《五经》时，都以此《正义本》为标准。这是一个统一思想的基本措施，儒家学派的思想领域，再被缩校学生们在学校研究《九经》，只要能搞通其中一经，即由唐政府授予官职。
学校教育的发达，促使科举制度的发达。上世纪（六）隋王朝统一全国后，对门第世家独霸政府的现象，予以变革，改用考试的方法，向平民阶层选拔新进官员。凡考试及格的知识分子，不问什么门第，一律委派官职。唐王朝继承了这个办法，并使之成为一种最受尊重的制度，称为“科举”。考试分很多种类，而以“进士科”、“明经科”最有地位，又因进士科及格的人士比较容易得到高位，宰相又大多数都是进士科出身的缘故，所以尤为尊贵。参加考试的考生称为“士子”，士子大多数来自学校和地方政府的推荐（乡贡）。他们千里迢迢，集中首都长安（陕西西安），首先向尚书省礼部报到，然后等候通知，入场应试。考试及格，当时术语称“进士及第”，跟现代的“博士”一样，是一种光荣的身份。在以后，考试及格的第一、二、三名，更专称为“状元”、“榜眼”、“探花”，尤属光荣中的光荣。他们在发榜时所受的崇拜，不亚于第一个登陆月球的太空人。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一千三百年，直到二十世纪初叶才被废止。在此一千三百年中（只十三世纪蒙古帝国时中断数十年），成为儒家学派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最高目标。状元、榜眼、探花，也成为家长为女儿求偶最理想的对象。中国无数文学作品，都用此作为题材。
李世民大帝对科举制度有他的看法，当他从宫殿高处望到进士们鱼贯而入的肃穆行列时，兴奋地说：“天下英雄都被我装到口袋里了。”身为世袭的专制帝王，这种看法极其自然。在此之前，政权一直是关闭的，只限于贵族和门第世家。因科举制度，使政权的大门向民间开放，虽然只是窄窄的一条缝隙，但与根本关闭多少有点差异。聪明才智人士为了从这一条窄窄缝隙进入政府，不得不把全部生命消磨在《九经》的九本儒书之中，再也没有精力谋反革命了。这种现象，可以减少社会上下稳定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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