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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记 》 我是湖南人 》
第16节:不重名利重功名(2)
王纪卿 Wang Jiqing
屈原的精神有一个层面叫做忠君爱国,深深地影响着入朝为官的湖南人,包括清末的曾国藩。这个层面强调对君主的忠心,至多只能容得下受委屈的牢骚,而容不下反叛的精神。因此,屈原至死也不恨楚怀王。而曾国藩在势力最强盛的时候,尽管有一个王闿运运用自己毕生琢磨出来的帝王学,竭力劝说他与清廷分庭抗礼,甚至与太平天国联手,替汉人出头,灭了爱新觉罗家族,但曾国藩为了保持一生的“清誉”,认为不能听信王闿运的劝告,而连声对他呵斥道:“狂妄!狂妄!狂妄!”
曾国藩并非对王闿运的劝说毫不动心,他的军队在攻占集贤关后,将近一个月没有进攻安庆;在攻下安庆之后,他又迟迟不肯东援;这些也可以解释为他在给朝廷脸色看,但至少也说明他对朝廷不信任自己感到非常恼火。他没有像屈原那样对朝廷怀有幽怨,他不会像手无兵权的三闾大夫那样对朝廷的态度像妇人一样软弱。而他在与王闿运长谈之后夜不能寐,就只能说明他正在内心做一种选择了。
曾国藩在忠君和造反之间选择了前者,很明显的一个原因是:他的军队是在镇压造反者中起家的,他本人以“正统”自居,因此他很难在短时期内完成从镇压造反者到造反者的角色转换。当然还有其他许多复杂的原因。有人说,他信奉儒家思想,怎样和信奉上帝的太平军合作,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有人则说,他是被圣人礼教的浮名所累。还有人说他的选择是基于一种民本思想,他希望国家早日恢复安定,因为有那么多洋人对中国虎视眈眈。他认为中国必须在和平环境中兴起洋务运动,增强国力,改善民生。
把忠君和爱国相提并论,只是湖湘文化的一个层面。在另一些层面上,随着唐宋贬官文化在湖南与屈原的情怀相结合,形成了一些气候,湖南人就有了忧国忧民甚至叛逆的心态。随着时代进步,屈原与曾国藩身体力行的忠君,与爱国主义发生矛盾的时候,就被后来的湖南革命党人勇敢地扬弃。因此,湖南成了一块革命的热土。
湖南人在和平岁月满足于种田与读书,很有点世外桃源的味道,在兵荒马乱的乱世,则忙于博取功名,对于财利的追求,就只好放在一边了。耕读文化与功名精神,都贯穿着始于屈原的爱国主义和血性的遗传,因此无论在哪一种世态下,湖南人的心态都是积极的。耕读文化是比较静态的,但因为读书,湖南人即便在静态中也总是有一颗蠢蠢欲动、不甘寂寞的心,而功名精神则是一种剧烈的动态,湖南人在这种形态下得以施展自己的抱负。这两种形态的生活方式,可以随着世态而转换和调整,却不会割断其内在的一脉相承。
清代以前,湖南人在耕读文化的形态下生存了很长的时间。随着歌颂湖南山水的名人增多,随着湖南出人才的现象得到外省人的肯定,湖南人心里逐渐多了些自夸的豪情。中华民族两个始祖的陵墓都在湖南,七次大的移民带来了域外的文化,使湖南人潜移默化了。湖南人的寂寞在悄悄地缓慢地解冻。在这个过程中,人才的基因通过一代又一代的遗传和教育增强着它的信号,直到博取功名的时机来临,人才便如火山喷发一样潮涌而出。
左宗棠的个人经历,仿佛是湖南人才现象的一个缩影。左宗棠在和平年代,是个高才博学却屡试不中的书生,恨透了科举制度,在老家教书为生。他怀才不遇,只得在家中关注国家大事,尤好钻研地理气候,以“当今诸葛亮”自许。他到四十多岁还是一介布衣,只能选择耕读文化下的生活方式。但是,当太平军打到湖南来的时候,他就得到了博取功名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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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书海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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