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她对此怎么看呢？现在我相信她没有想这么多。她不能接受。她渴望再次住到伦敦，但那是她1919年离开的伦敦。她没有朋友留在这里，除了黛西・莱恩，她们通了几次信，但是黛西・莱恩现在已经是一个老女人了，和她的姐姐――一个前日本传教士――住在里士满。那里有她哥哥一家，而且她要回家参加他女儿的订婚典礼。她的嫂子说过：“我希望简不要期待自己会在婚礼上占据显著位置”（珍：这个普通的名字是家里人对穆德1的昵称，这也有助于让她不要想象自己会有多大吸引力）她写信告诉妈妈她必须坐在后排。
1924年到1950年，这二十五年我妈妈被放逐到非洲。现在我已经到了明白二十五年――或者三十年――不算什么的年纪，我知道对于她而言，时间被压缩了，于是那些在非洲不幸的经历也就变得不值一提。但对于刚刚三十出头的我，那么长的时间就是我的整个生命，我的妈妈生活在，并且属于非洲。她对伦敦黄雾的渴望以及快乐的网球聚会的向往只是奇思妙想。
她怎么能这样跟着我？但是毫无疑问她绝对要这样做。她怎么能那样想象……但是她确实是那样想的，而且她确实是那样做了。不久她就要费劲地爬上那些窄得不能再窄的楼梯，勉强地微笑，走进我的房间，挪动家具，看我的衣服，然后发表她一贯的不合时宜的看法，看墙上的小冷藏箱――没有冰箱――然后唠叨说孩子们没有足够的食物。
就在这个时候，莫迪・乔柯进入了我的生活，让我倍感幸运，直到今天都会让我受宠若惊。
莫迪是第一批伦敦共产主义者中的一个，当时伦敦到处都是挣扎求生的战争难民。她是维也纳人，一个共产主义者，是一群从苏联或者其他地方的战争中回来，等待时机执掌东德政府的人的朋友。她去了东德，因为有她最亲密的朋友在那里，后来她被逐了，因为她是犹太人。
莫迪被一个年轻的含着眼泪的警察护送到东德边境。虽然他自己也不愿意这么做。
高特弗莱德当时已经去过东柏林，发现他的妹妹和妹夫（永远以学生自居的妹夫）在军事同盟里工作，于是决定回德国。他曾经写信向党组织申请回家，但是回信遥遥无期。莫迪・乔柯说他不知道共产主义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在任何你认识的人身上这一点都很管用――喋喋不休。他需要先回去，再打通关系，才能获得一个继续留下来的机会，只是一个机会。任何从西方来的人都被视为罪犯或敌人，很可能会永远消失。高特弗莱德厌恶莫迪，对她极尽辱骂之能事。但是他确实采取了她的建议，回去了，打通关系，于是幸存下来。
然后是关于皮特。莫迪发现皮特在那间小公寓里和我一起待得太久了。她有朋友，埃切纳一家，同样是奥地利难民，他们住在东格林斯戴德附近。他们有几个孩子，生活得很窘迫。他们住在一个老房子里，房子建在两英亩的岩石地上，在假期会接孩子们来玩，有时会有二十个孩子，他们都会在那里拥有快乐的时光。于是皮特开始在那里度周末，甚至之后会在那儿待几周。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就得给他找个维多利亚式的家庭教师，或者走向另一个极端――他成为一群乡村小孩的一员。这种安排对他再好不过了，或者说对我也一样。
然后，莫迪也看到了因为妈妈的突然到来给我造成的困境。她让我住到她的一个朋友萨斯曼太太（《金色笔记》中的糖果妈妈）那里去，因为如果得不到帮助，我就活不下去了。她是对的。现在，每个人都会去看心理医生，或者他们自己就是心理医生，但在当时没有人这么做，英国没有，只在美国有，甚至在美国也还处于启蒙阶段。但我是如此绝望，所以我去了。每周两到三次，持续了三年。我认为这解救了我。整个过程充满了反常与讽刺。首先，萨斯曼太太是罗马天主教徒，并且信奉荣格的精神分析法。而我尽管也喜欢荣格的学说，就像所有艺术家那样，我却没有理由去热爱罗马天主教徒。她是犹太人，她的丈夫是一个可爱的老男人，一个犹太学者，长得很像伦勃朗的肖像画。但是她皈依了罗马天主教。这让我很迷惑，这不太可能发生，但是她说我想讨论这个只是为了逃避真正的问题。够了，她说，罗马天主教对于世界有更深刻更高水平的理解，和女修道院的粗陋毫不相干。（难道犹太教就不会到达这样的高度吗？“亲爱的，我认为，我们在谈论你的父亲。我们继续好吗？”）萨斯曼太太擅长于开导那些遭遇思想障碍而无法继续写作、绘画、作曲的艺术家。这就是她视为一生的责任所在。但是我并没有遭遇思想“障碍”。她想要谈论我的作品，但我不想。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每次提起这个，我都会转移话题，这让她始终有种挫败感。萨斯曼太太是一个有文化、有教养的聪明的老人，她给了我需要的东西――支持。主要是支持我反对我的母亲。当压力真的到来的时候，一切都变得难以容忍，因为我的母亲是如此可悲和孤独，充满了情感上的勒索――完全是无意识的，因为是她的处境侵蚀了我。萨斯曼太太简单地说：“如果你现在不够坚定，你就完蛋了，皮特也完了。”
徐凤余等 Trans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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