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a Culpa
梁文道每周給我們報告他在牛棚書院讀書的心得，功德無量。且說我看了他對阿竜·拉紮爾（Aaron Lazare）《論道歉》（On Apology）一書的介紹後，觸類旁通，想到好些與道歉有關的問題。越戰期間投擲燃燒彈轟炸越共村落的美軍機師，二十四年後與那個當年赤身露體逃生的小女孩在華盛頓越戰紀念碑前相遇，這位美國大男人“泣不成聲，衹能重複呢喃……‘對不起，我錯了，對不起……’現已長大的‘小女孩’擁抱着他，用手輕撫他的背說‘沒事了，沒事了，我原諒你’”。
機師是軍人，服從是天職。錯的是美國政府。他感受的罪惡感，衹是guilty by association。女孩原諒了他，他應感到天主教徒告解後的快樂。德國總理勃蘭特（Willy Brandt, 1913～1992）在猶太人公墓前為自己民族的罪行求“異族”死難者寬恕。我相信，猶太人中的幸存者看到這場面，也會感動，說不定在心裏也會呢喃地對他說：“我們原諒你。”
犯了錯，傷害了別人，道歉是應該的。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中，那位謀殺了高利貸老婦的大學生受了妓女索尼婭（Sonia）感化，在被解往西伯利亞前突然嚮她跪下，承認罪行，承認這老太婆雖然是個對社會全無貢獻的“廢物”，也是一條生命。從文學作品看，中國人的“懺悔意識”非常薄弱。正如劉再復與林崗在《罪與文學》中所說，百年來我們作傢的“懺悔意識”僅限於呼喚拋棄父輩舊文化的啓蒙意識，“最根本的落腳點還是在社會，而不是在靈魂”。Mea Culpa， mea maxima culpa，這兩句拉丁文的中譯是：告我罪，告我大罪。聽來的確有點不像中文。《甲申年紀事》
李皖在《黃，黃，中國背影漸去》一文中說：“文學上，這是董橋的時代。”李皖的文章載於2005年5月號的《讀書》月刊。香港出版物內銷大陸，令讀者如醉如癡的，當然是金庸的武俠小說。聽說李碧華的生死傳奇也很受歡迎。武俠小說高潮迭起，讓讀者難解難分。李碧華《胭脂扣》類型的小說，有《夜雨秋燈錄》的韻味，衹不過她寫的是白話文。他們的“異國情調”文字，對大陸讀者應有相當的吸引力。
散文不像小說，沒有什麽關子可賣。不管你是寫隨筆、雜文還是小品文，一落墨就得跟讀者赤裸裸地以文字坦然相見。董橋的作品有大陸讀書人爭相傳誦，自有其異於凡品的地方。幾年前我寫過《文字是董橋的顔色》一文，藉喬伊斯·卡羅爾·奧茨（Joyce Carol Oates）的話說有些作傢的聲音特別具魅力，你初聽時可能不習慣，甚至會抗拒，可是最後還是不知不覺地“忍不住一再側耳傾聽。雖然我們說看某作傢的作品，是為了認同他們言論的觀點，但事實上，我們是為了欣賞他們獨特的文字風格纔去讀他們的作品”。
董橋在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的書，越出越精緻。《甲申年紀事》封面素樸淡雅，直是珍藏本；內容集古趣新知，文字迂回幽冷，如風入寒鬆，是我一嚮喜歡側耳傾聽的聲音。
傅校長
在董橋的《甲申年紀事》中看到《粹然儒者傅斯年》一文，撩起一腔前塵舊事，但大半屬傳聞。我進臺大念書那一年，是1956年，傅校長已作古五年多了。聽說他是1950年年尾在答復基隆市一位議員的質詢時，被活活氣死的，死於腦溢血。這位議員的名字好特別，叫林番王。
傅校長1949年初出掌臺大，治校不到兩年就逝世了，很難說他在任內建立了些什麽校風，不過五六十年代的臺大教授，有不少是北大來的，說臺大繼承的是北大自由學風，不算牽強。傅校長疾惡如仇，在抗戰時期因說了“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而名聞遐邇。有這樣的校長，纔有“那樣”的殷海光。
傅校長走後，接班人是教務長錢思亮，就是“臺靜老說傅先生最器重的錢先生，稱贊他是‘粹然儒者’”。如記憶沒錯，錢校長念的是化學，在美國伊利諾伊（Illinois）大學拿的博士學位。錢校長在軍政時期的臺灣，力抗政治勢力入侵校園，保存了一些最基本的學術自由風氣。錢校長離任後，閻振興上臺，起高樓，宴賓客，但對老校友而言，感覺是不一樣了，也許因為閻校長不是什麽“粹然儒者”。
我“耳食”得來有關傅校長的“逸事”，倒沒有提到他沒錢買煙絲，“常把新樂園的煙絲剝開了裝在煙斗裏抽”。堂堂大學校長，竟買不起煙絲，真是人間何世。說不定他剝開來的紙煙，還不是董橋學生時代抽的廉價新樂園。傅校長抽的，恐怕是更低檔的珍珠牌吧，聽說是用榨汁後的甘蔗稈煉成的。也還聽說，傅校長常辦公到深夜，肚子餓了，就信步踱到新生南路那一帶的路邊小吃攤子，坐在剛從圖書館走出來的同學旁邊，吃一碗牛肉面或什麽的。傅校長，真有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