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那天我在哥本哈根城内的淡水湖边，坐在长椅上望了一阵在湖中游弋的天鹅，又沿着湖畔林荫道漫步良久，身心大畅之余，忽觉有进食的必要，于是我乘地铁到达闹市区，觅到一家门口挂着中国宫灯的餐馆，走了进去，进去一看，吃了一惊，一是因为那餐馆的内装修“全盘中化”，而且在使用中国工艺美术品布置厅堂方面，达到堆砌烦琐的地步；二是金发灰眼的堂倌笑面相迎引座时，我一瞥之中，只觉偌大的厅堂里，似乎只有我一个食客，生意竟如此清淡，颇出我意料。
落座到一处由摆满仿古玩器的多宝格隔开大堂的雅座上，堂倌递过大如报纸硬如薄铁印制精美的菜谱，除了丹麦文，还有英文，我也不知都开列着些什么菜式，只是看清了价格，对于我来说，都贵得可以，不过既已落座，也就不惜破费，我让他先给我上一壶菊花普洱茶，点什么菜且再说。
堂倌取茶去了，我正琢磨菜谱，忽听有人招呼：“刘先生……”抬头一看，一位似曾相识的洋小伙儿，微微躬身，礼貌地来与我搭讪。
原来我头两天在哥本哈根大学演讲时，他曾来听过，坐在头排，那细高的身材，宽阔的额头，还有粗糙而淡白的金发，特别是一双深凹的灰蓝色眼睛，都给我留下了印象，我遂请他坐下，攀谈起来。
他并非哥大的学生，而且根本不是丹麦人，他是德国人，已从德国一所大学的汉学专业取得了硕士学位，目前是在作博士论文；因为他的女朋友是丹麦人，且在哥大攻汉学，所以他跑到哥市来小住，那天听我演讲，属“听蹭儿”性质。
他汉语普通语说得很好，自称汉名为麦思墨，在先秦诸子百家中，独尊墨子；我问他博士论文是不是关于墨子的，他说硕士论文已作过关于墨子学说的题目，现在的博士论文，是语言方面的；我问他是个什么样的题目，他从容地答曰：“我正准备的论文是：《汉语中关于烹调的动词的研究》。”
说实在的，他报出的题目让我吃了一惊。
我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一生得益于中国烹调自不消说，但我却从来不曾琢磨过，中国语言里究竟有多少关于烹调的动词。
麦思墨拿出一个拍纸簿，厚厚的一沓纸上，搜集着一大堆中国话里的烹调动词；他说今天机会真是难得，能在这家餐馆巧遇我这样一位中国专家，他忍不住要“不揣冒昧”，向我求教了……
我翻阅着他的拍纸簿，满眼跳动着虽然熟悉却从未如此集中的烹调动词：炒、烤、爆、炖、炸、烧、炝、烙、焖、熘、煸、烘、焯、灼、焙、燎、炼、炙、煲、烹、煮、蒸、煎、熬、熏、汆、涮、浇……
他解释说，这些还都只是直接与火上操作有关的，尚不包括凉拌腌渍等方面的动词，而且也都仅是单音的，像“清蒸”、“勾芡”等双音节以上的另辟专节分析，当然也基本上都是普通话里的，方言中的暂不涉及；至于在实践以上的烹调手段时所采用的技术性动作，如拿、取、洗、拆、切、割、磨、搅、铲、颠、按、转、翻、叉等也另外再算。
他请教我的问题接踵而至：“炖和煲的区别在哪里？……是不是加水后，把单一的东西弄熟叫煮，而把多样的东西混合弄熟就叫熬？……您认为中国人的烹调术里，有哪些体现出典型的道家精神？……您认为同样用小麦磨成面粉后，弄熟的办法，西方人用烤，中国人用蒸，这里面是不是体现出了两种文明的根本性分野？……”
麦思墨对中国烹调动词的研究，真达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我无端地想到了《红楼梦》里的回目：“村姥姥是信口开河，情哥哥偏寻根究底。”其实我们中国人对煮和熬的定义界定得并不那么严格，说煮粥熬粥乃至煲粥都行，谁知这位洋哥哥偏是个死心眼儿，非把这几个动词掰拆开不可。
我尽量回答他的提问，同他作些讨论；堂倌见我们用中文对话，一旁恭立良久，为了使麦思墨获得准确的概念，我想点一道水煮牛肉，但该餐馆并无此菜式；像炝白菜、焯芹菜等堂倌根本是闻所未闻；不过他们备有三鲜锅巴，这道菜可讨论的内容颇多，麦思墨说由他来付这道菜的款，我也同意；后来我点了蚂蚁上树和回锅肉，还有粟米汤，在哥市能做出这些菜来，也算难为他们了——当然，端上来后，色、香、味都不敢恭维，很像麦思墨说的中国话，遣辞造句都无可挑剔，但听来总还是有点怪腔怪调。
麦思墨用筷子不成问题，餐后除三鲜锅巴由他单独付款，另外的，粟米汤他没喝，由我单付，其余的我们分摊，西俗如此，堂倌耐心地开出两份账单，分别交给我们两人，所找零钱，我们都放弃，作为小费；我因多次到西方访问，早已不以此种“算细账”的作法为怪。
麦思墨自言他之所以常光顾这家餐馆，正是为了把论文写好；这家餐馆价格居高不下，他之能以破费，是因为得到某基金会赞助，也就是说，竟有人给他钱，来鼓励他写这样的论文，作这种“中国学”的学问，他也曾要求到灶房间参观，乃至打工，以有更深入的体验，但都为老板拒绝，他就是付钱观摩，也不行。
我们走出时，整个餐馆里也不过只多了三两桌食客，我真不知那老板何以维持。
分手时，我忍不住问：“你们搞这种研究，到底有什么用呢？”
麦思墨扬起眉毛，仿佛我这问题很是古怪，令他始料不及，他侧头反问我：“有什么用？……为什么……要用？……您是说……让谁用？……我们……并不是都要马上拿来用的呀！难道一定要像——比如说筷子那样，拿在手里就用的吗？”
这次哥本哈根的奇遇过去好久了，可是我对西方人如此搞他们的“东方学”、“中国学”，仍在纳闷。
1994．6．11 绿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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