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沈德符、袁小修、谢肇淛都是明万历年间人，距离《金瓶梅》成书时间较近，或者说他们的话都有可信成分，绝不会信口雌黄，睁着眼睛乱说。为什么都不透露作者具体姓氏及情况？这说明其中必有较大之隐衷，不便为世人道出的。三种说法另有一个共同点，即小说中的西门庆都有模特儿，或者近似之人。这都可证明“指斥时事”或“寄意时俗”，“市井之常误，闺房之碎语”，“吾友笑笑生为此，爱罄平日所蕴者”互证，又可说明这部作品的典型化是有现实基础的，是从当时社会现实中实际生活出发，进行概括、提炼的。
以上系明人所叙。到了清代，对于《金瓶梅》一书的作者，说法就更多了。但与明代不同的是，在清人的著述或笔记中，大都落实了《金瓶梅》作品的姓氏。
（四）王世贞说
由于明代沈德符在其《万历野获编》中说过《金瓶梅》的作者是“嘉靖间大名士”的作品，于是经过几度的附会，后来被指实为王世贞，衍化成“王世贞说”。这一说法影响很大，几乎成为明清两代及至今人探索《金瓶梅》作者的圭臬。例如，清代顺治、康熙时彭城（今徐州）的张竹坡（公元1670—1698年）名道深，根据明末清初所传，王世贞曾造书置毒以杀其仇严世蕃，又重复了《金瓶梅》是王世贞所作，并在他评点的《读法》中冠以贯穿全书“纲领”的“苦孝说”。《金瓶梅》系王世贞所作这一说法，流行了三四百年，后来又有人提出《金瓶梅》是由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的说法，这都不可靠，经不起科学的检验。
（五）李开先说
此说最初见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中国文学史》一书（1962年版）。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潘开沛先生就提出《金瓶梅》是一部“世代累积型的长篇小说”的观点。近年来徐朔方先生在潘开沛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又作了探讨，提出了《金瓶梅》的作者是李开先的说法。李开先（公元1502—1587年），号中麓，山东章丘人，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进士，官至太常寺少卿，曾上疏抨击朝政，后被罢官家居近30年。此说并不可信。
（六）李渔说
此说先见于清代康熙年间刊刻的《第一奇书》在兹堂刊本题“李笠翁先生著”。李笠翁，即李渔（公元1611—1679年），浙江兰溪人，清初文学家、戏曲理论家。因张竹坡批评的《第一奇书金瓶梅》中图后下半页有“回道人题”的字样，正是李渔的化名。此说不足为信。
（七）赵南星说
最先提出的乃清人宫伟谬，见《春雨草堂别集》卷七《续廷闻州世说》。赵南星（公元1550—1627年），山东高邑人，明代万历进士，系东林党重要人物。《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4期发表王勉《赵南星与明代俗文学兼论〈金瓶梅〉作者问题》一文，提出“《金瓶梅》很可能是赵南星在他一班朋友如吴昌期、徐新周、王义华等人协助下完成”的观点。该文主要从《金瓶梅词话》的“欣欣子序”和书前的“开场词”入手，认为它们和赵南星有着密切的关系，进而主张赵南星在许多方面“都是很合适的人”。
（八）贾三近说
倡此论的为张远芬教授。近年来张氏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探讨《金瓶梅》的作者问题，一度在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以后由齐鲁出版社出版了《金瓶梅新论》一书。
贾三近（公元1534—1592年），明代文学家，字德修，号石葵，山东峄县人，嘉靖三十七年进士，隆庆二年以博学宏词选翰林庶吉士，官至兵部右侍郎。张远芬教授的理由如下：（1）首先考证出“兰陵”即为山东峄县，而兰陵笑笑生即是山东峄县人；（2）从生平经历看，他完全有资格被称为“嘉靖间大名士”；（3）考证出《金瓶梅》欣欣子序末尾的“欣欣子书于明贤里之轩”中的欣欣子即为“笑笑生”；（4）《金瓶梅》的成书约在隆庆二年至万历二十年之间，与贾三近的生活年代正相契合；（5）贾三近是皇帝近臣，官至正三品，其“阅历、见识和经验”，为创作小说提供了必要条件；（6）身为谏官，他几乎是以“指斥时事”为业的；（7）《金瓶梅》中的“金华酒”指的是兰陵（峄县）酒，等等。但有学者指出，贾三近的仕途顺利，在同时代的士大夫眼中，始终是一位忠孝仁爱、品行端正的贤者，与《金瓶梅》一书中所表达的主题思想颇有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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